教育没有“万能钥匙”

ljalang

教育没有“万能钥匙”
某所学校的教育改革取得了成功，该校便成了教育界的“大寨”，学习、模仿者络绎不绝，但教育并未因此而辉煌起来。为什么？因为任何改革都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
  我国曾经有过“农业学大寨”的时代，无论平原还是山区，不管当地的自然条件如何，一律“学大寨”，结果不但没有把中国的农业搞上去，反而让几亿农民连饭都吃不饱。伟大的改革开放正是从小岗村农民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抛弃“学大寨”而“包产到户”拉开序幕的。从此，中国农民扬眉吐气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今天看来，大寨的具体做法其实也不错，但所谓“不错”是针对大寨的具体情况而言的。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强行将大寨的具体做法推广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肯定是荒唐的，悲剧因此而产生。
  “农业学大寨”已成为历史。但这种“一窝蜂”、“一刀切”的思维方式却没有寿终正寝，特别是在教育上类似“农业学大寨”的做法依然还有着相当的市场。某所学校的教育改革取得了成功，该校便成了教育界的“大寨”，朝拜者络绎不绝。但教育并没有因此而辉煌起来。喧嚣过后，寂寞者依然寂寞，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有必要重申常识——真理总是有着具体的针对性。教育更是如此。对张三有用的方法，对李四未必奏效。但我们不少人偏偏相信教育有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我读到过一位北大新生母亲写的育儿经验文章，她说她的经验是“不要给孩子施加任何压力”，说“要让孩子像野花一样自由自在地生长”。因此，从孩子小时候开始，她就没有责骂过孩子一次，更别说体罚了；在学习上，她的做法是“顺其自然”。最后的结果，至少从应试的角度看，她的家庭教育的确成功了。
  又想到傅雷教子。在《傅雷家书》中我读到，傅雷对傅聪的教育到了严苛的程度：吃饭不许嚼出声，公共场合双手不能放进裤兜，穿制服时每一颗纽扣都必须系好……傅聪在练钢琴，傅雷便手里拿根小棍守在旁边。傅聪弹着弹着，不弹了，傅雷就着急，拿棍就杵地板：“你赶紧弹啊！”还有一次在饭桌上，傅雷训傅聪：“你怎么最近钢琴弹得不好啊？”傅聪有点着急，就跟他爸爸顶嘴。这一顶嘴，傅雷端起手里的一碗饭“哗”地扣到傅聪脸上，一下把鼻梁骨打坏了。但最后傅聪竟成了举世闻名的钢琴演奏大师！
  如果从结果来看，好像两个家长的教育方法都很成功。那你说现在的家长学谁呢？在我看来，任何教育方法都不可绝对化。最好的方法就是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这当然不是什么新理念，只是说了几千年的常识，但常识往往被人遗忘。
  有的媒体也爱误导读者。高考分数一公布，一些媒体记者在报道某理科“状元”时，突出其“良好的学习习惯”，比如“不死读书”，“一边玩一边学”，“从不熬夜”，“从不上任何周末补习班”，学习之余爱好广泛——足球、阅读、电子游戏，等等。文章留给家长的印象是，孩子苦读是没有用的，还是“边玩边学”最好。我看了心里想，你怎么不说这个孩子智商超级高呢？
  我至今依然是杜郎口中学课堂教学改革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辩护者。崔其升及其同事们根据他们学生的特点采用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不是什么“神话”、奇迹，而是常识的胜利。但我并不认为杜郎口中学的课堂形式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当我听到某知名校长在一次全国教育论坛上斩钉截铁地说：“现在中国所有学校的课堂教学改革都是学我们学校的，我们的经验任何学校都适用！”我一笑了之。
  崔其升曾对我说：“我们的学生基础很差，而许多教师的专业水平也很低，学生不爱听教师讲课，那还不如让学生讲呢！”这是他们最朴素的改革动机。因此，如果教师专业水平不太理想，学生整体素质也不太理想，而我们又想让教师的专业水平和学生的整体素质都得以提高，那么，借鉴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模式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之一（注意是“之一”）。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教师人人都学识渊博、技艺精湛，学生个个都聪明绝顶、能力超强，那完全不用学杜郎口中学——这样的教师，这样的学生，怎么上课都行，教学质量肯定都非常棒。
  人们常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话的意思就是教育没有“万能钥匙”。但有的家长或教师偏偏就希望有“万能钥匙”。须知任何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任何班级都是一个与众不同、充满个性的集体，任何学校也都有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社区环境、办学传统、生源特点，因而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独特性的“精神共同体”。所以，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班，或是一个学校，都不可能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技巧、方法、模式去“搞定”。教育当然有着普遍的原则，但所有的“绝招”都具有“针对性”、“现场性”、“临时性”甚至“一次性”。
  在《给青年校长的谈话》中，苏霍姆林斯基有几句话说得非常精辟：“某一教育真理，用在这种情况下是正确的，而用在另一种情况下就可能不起作用，用在第三种情况下甚至会是荒谬的。”这些话值得每一位教育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