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中涅槃 ——读《曼殊六记》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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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的生命虽然短暂，然而他在文学创作中却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显示出他不同凡响的文学天分。他一生共写了六部小说，合称“六记”：《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碎簪记》、《焚剑记》、《非梦记》以及未完成的《天涯红泪记》。这些小说都着意于描写男女之间缠绵悱恻、凄楚动人的爱情纠葛，由此表现了新旧交替时代知识分子面临情感时的困惑，有助于我们剖析他们由于多重文化撞击而形成的复杂的思想和情感冲突。其中《断鸿零雁记》、《碎簪记》两小说成就较高。苏曼殊也被誉为是“20世纪通俗小说的创始者和推动者之一”，他开启了现代言情小说的先河，对随之产生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有巨大的影响。



总的来说，苏曼殊的言情小说都以悲剧为结局，读之令人扼腕叹息，潸然泪下，向人们展示了新旧交替的特殊时代知识分子面对情感时的复杂心理。



在这一个个“落叶哀蝉”的凄婉爱情故事背后，所隐藏的又是怎样的一个苏曼殊。他以出家人身份混迹俗世，小说好写优美的景色，出尘的美人。“游离于清末民初的众生喧哗之外”，男情女爱在他的小说中回肠荡气、深情绵邈之至，若将苏曼殊的生活与创作相结合，或许可以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的小说。



苏曼殊为中日混血儿，从小离开母亲，随父亲在广东老家生活。6岁时在村塾中从科举出身的苏若泉读书开蒙。童年时的他伶仃孤苦，父亲经常出门经商，而庶母大陈氏百般恶毒地将自己的嫉恨全部发泄到小曼殊身上，致使这一阶段曼殊的心境处于极度压抑之中，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孤僻，身体也更加虚弱。致使他12岁时便在广州长寿寺出家，后因偷食鸽子而被逐出佛门。此后，又到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学习，接触了教授英文的西班牙籍教师庄湘先生。之后，又先后在日本的大同学校和东京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苏曼殊在大同学校共学习了四年，大同学校里充满了儒学思想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氛围。而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他加入了青年会，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日本学习的这几年中，苏曼殊受到了最初的民族精神的感染，在他心底萌生了爱国主义情感，这应该说已是他以后产生“革命思想”倾向的一个直接契机。回国之后，苏曼殊便带着满腔的热忱宣传革命、投入革命。苏翻译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表面上是在写法国，实际上却暗喻了中国的时事。但是革命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另外，章太炎、邹容被捕入狱对他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打击，使他再度皈依佛门——在广东南部惠州一所寺庙中削发为僧。此后，苏曼殊的思想有所转变，注意力已渐渐开始从政治转向教书和写作方面。从另一角度来说，也是他的思想由理想主义到悲观厌世主义过渡的时期。他的言情小说基本上都产生于后一时期。这一时期他到东南亚和南亚进行了长途旅行，经过了暹罗、锡兰、安南等地。直接在佛教发源地汲取了佛教知识，并且在安南的一所寺庙里受戒，在手臂上烧了戒疤。更为重要的是，他又专门研究梵文，并对古典印度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学识的渊博、心脑的聪慧敏捷使他在佛学方面也有很高的建树。苏曼殊显然是个天资单纯的世间奇才，他精通中、法、日、梵、西班牙诸文字，从小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他的特殊身份又使他频繁来往于海内外，是中国较早接受西方近代先进思想文化的人之一。因此，“在他的思想中，既有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又有些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两者之中，以传统文化更为重要，而在传统文化思想内部，则又儒、道、释诸种成分杂陈。”



让我们先来看看苏曼殊思想中儒、道的成分。1898年离开祖国时，曼殊尚未成年，到了日本后，追求知识，追求革命，从耳濡目染革命俊豪的意气风发的风采，进而青年会，而拒俄运动，而学生军，而军国民教育会，矢志革命，献身祖国。狂热的激情，赤诚的肝胆，满腔的热血。而回国后，内心蓄积已九的报国热情，救国忠心在革命实践中爆发了。“苏曼殊是十月初到《国民日日报》，短短一个月内，又是诗，又是翻译，还有时论杂文，连篇续队而来”。他以这种口诛笔伐的方式把满腹积郁、一腔热血喷薄而出，一发而不可收拾，苏曼殊暗淡的人生开始有了一个短暂的辉煌和光明。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苏曼殊并没有将无政府主义暗杀式救国梦付诸实行，他没有一次这样的行动，没有干掉过一个清朝的官吏。虽然在《惨社会》中，苏曼殊屠杀了整整一个满洲。虽然后来他欲刺南海康有为时要用手枪而非大刀，并且未遂。随着革命进程的不尽如人意，苏这种“报发长吾久览大荒，一天明月白如霜”的豪壮志向也在一天天衰减。自1904年之后，注意力逐渐转向文学创作和教书方面。即他的思想中兼“道”的成分开始占上风。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曼殊在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出世思想，基本表现为轻权贵、慢当道、放浪形骸、佯狂任性，和晋魏间人大有相通之处。但苏曼殊所接近的，主要是陶渊明式的隐逸潇洒、冲淡平和。在他的小说中多次虚构自己理想的桃花源模式：《断鸿零雁记》中借乱媪媪之口，勾勒了以“牧畜为主”的桃花源，农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乐无极”，不知“人间有是非忧患”的无争无斗的静土。在《绛纱记》中，则更以形象的细节，对乐土大加渲染。如果说儒家思想在苏曼殊的行动上表现的是外在的功利，那么他后期的道家思想突出的是他身上自然纯朴的感情和人性，是对于前期造成的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摆脱和否定。



此外，苏曼殊作为一个僧人，他的思想行为理所当然要受到佛教教义的约束。佛教要求人摈弃情欲，认为情欲带来人的苦楚，而苏曼殊则是世间稍有的多情之人。他对爱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原则：“爱情者，灵魂之空气也。吾人意日纭纭，实则游泳于情海之中。或涓情海之即祸水，稍涉即溺，是误认孽海之为情海之言耳。惟物极则反，世态皆然。譬之登山，及峰为极，越峰则降矣。性欲，爱情之极也。吾等互爱而不及乱，庶能永守此情，虽远隔关山，其情不渝。乱则热情锐减，即使照对一室，并难保无终凶矣，我不欲图肉体之快乐，而伤精神之爱也。”可见苏曼殊是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对爱情的理想是“永恒不变，矢志不渝。”“情僧”的称谓道出了情与佛的基本矛盾。他佛理深湛，但一生渴望被爱而不得，嗜吃未能持素而被逐出师门，他追求灵魂的清净却与俗家人士为友，他并非圣贤，受的是凡人的矛盾和痛苦。



至于西方文化对苏曼殊影响较深的，主要是无政府主义，以及英国诗人拜伦和雪莱。其中又以拜伦尤受苏曼殊垂青。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拜伦支持弱小民族的解放事业的崇高行为；其二是他追求爱情和自由的思想。也正是拜伦的作品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苏曼殊本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以及他对爱情的美好理想。



如上所述，正是因为苏曼殊思想极为复杂，因此，他所塑造的人物不觉也带上这种主覌思想，加上他思想内部诸成分本身的不可调和性，使得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在处理爱情的矛盾时，瞻前顾后，即要使这种爱情被外界认可，又要保持爱情的纯洁忠贞，最终无力回转局面，落得个悲惨结局。但是主人公虽死，他们的爱情却回肠荡气，亘古永存，也算是那个时期婚恋中的一个闪光点，对后来人的恋爱覌产生了巨大影响。



理、爱，在苏曼殊的小说中，有了超脱生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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