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四青年节专栏、黑板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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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青年节的来历
　五四青年节是为纪念1919年5月4日中国学生爱国运动而设立的节日。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最后发展成为全国人民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保卫民族独立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坚强意志，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49年国务院正式宣布每年的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五四青年节的由来背景1918年11月11日，延续4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美、法等国的胜利和德、奥等国的失败而告结束。1919年1月，获胜的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华民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会议。中华民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等正当要求，均遭拒绝。会议竟决定日本接管德国在华的各种特权。对这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华民国代表居然准备签字承认。消息传来，举国震怒，群情激愤。以学生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
　　5月4日下午，北京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呼吁各界人士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保卫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这一运动得到的工人和各阶层人士的声援和支持，上海、南京等地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或示威。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等人的职务，并指令巴黎参加会议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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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不断奋斗的壮丽画卷。在这１０９年进程中，发生于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它为中国的前进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人们也许会问：五四运动前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于１９１５年，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于１９２１年，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呢？

　　其实，只要把五四运动以前和以后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爱国救亡：五四运动的出发点

　　五四运动决不是凭空发生的，也不是单靠少数先进分子的主观意愿和决心就能够发动起来的。它是历史大趋势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爱国救亡怒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说到底，人们被那时祖国苦难境遇激发出来的满腔悲愤，对创造合理的新社会的强烈追求，是五四运动能够发生的内在动力。

　　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很难想象，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何等深重的苦难中；也许很难体会到，那一代中国人在几乎看不到一点光明前景的艰难岁月里，是怎样为祖国的悲惨命运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煎熬。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曾经创造出居于世界前列的灿烂的古代文明，并且在几千年内绵延不绝，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中国在近代却大大落后了。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国家炮舰的威胁下，中国开始丧失独立的地位，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刺激。翻开２０世纪历史的第一页，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一幅更加惊心动魄的图景：西方的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长达一年之久。

　　中国真的要灭亡了吗？昔日的辉煌同任人宰割的现实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使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对这种屈辱和不幸格外感到无法忍受。“振兴中华”这个响亮的口号，便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中日甲午战争发生的那年喊出来的。它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顽强追求的目标。

　　但是，前行的道路并不平坦。在这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出于独霸东亚的野心，开始对中国进行规模空前而野蛮的侵略掠夺。他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１９１９年１月开始举行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原先期望能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攫去的特权归还中国，而巴黎和会却不容讨论地把这些特权又交给了日本。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但却不曾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

　　这件事给中国人的刺激太大了。原来抱着很高热情期待的“公理战胜强权”，至此全部化为泡影。过高的期望，使这种失望带来的痛苦格外强烈。

　　愤怒终于像火山那样爆发了。１９１９年５月３日，北京大学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１３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决定在第二天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他们的文言宣言写道：“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白话宣言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是用血泪写成的文字。国势的危急、民族的苦难，使人痛苦，也催人奋进。五四运动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起步的。

　　群众运动：暴风雨的洗礼

　　五四运动一发生，人们看到：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席卷全国、有着各社会阶层民众参加的声势宏伟的群众运动。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

　　过去，中国人民也有过多次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行动，可是他们或者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或者是只有较少人参加和只在部分地区进行的爱国活动。而支配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却有着盘根错节的强大实力。如果只靠少数人而没有广大民众奋起投入，这种力量自然异常单薄，远不足以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以往近代历次革命以至改革运动的失败，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五四运动就大不相同了。５月４日那天，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的北京十几所学校的数千名师生在天安门前集合，先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抗议，但被阻挡而无法通过。愤怒的学生奔赴在山东问题上负有严重责任的曹汝霖家采取激烈行动，不少学生被捕。第二天，北京大专院校总罢课，中学生也参加进来。运动迅速推向全国。５月７日，上海学生和各界人士两万多人集会抗议。９日，是当年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上海许多学校停课一天，许多工商团体停业一天，各娱乐场所停止营业一天。６月３日，北京学生大批被捕的消息传来，许多工厂的产业工人宣布罢工。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记载：“总共人数无确实统计，大概有六七万人。”中国工人开始以独立的姿态、以如此规模的行动走上政治舞台，这又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此外，各地纷起响应，其中特别激烈的有济南、天津、武汉、长沙等。

　　五四运动前夜，中国大地似乎笼罩在一片黑暗中，革命处在低潮。北洋军阀中的皖系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着中央政府，正在叫嚣“武力统一”。环顾海内，仿佛没有什么足以同黑暗势力抗衡的力量。谁也没有想到，在原来相当沉默的民众中竟会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大风暴来。

　　一场暴风雨式的群众运动的冲刷，常常可以使大群大群人们短时间内在思想上发生剧烈而巨大的变动。运动中，学生们去街头演说，到工人区进行调查，举办平民学校，冲破以往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接触社会，发现在自己周围还存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开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点，于是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大我”之中，奉献给“大我”。这种成千上万人的思想大变动，在一般情况下往往多少年也难以达到，也不是几个刊物或者几次演讲的影响所能相比的。

　　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包括早期的共产党人，几乎没有谁不曾受到过五四运动的影响。瞿秋白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写道：“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

　　这场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还使当时的先进分子真正看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所在。吴玉章回忆五四运动时说：“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一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还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

　　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五四运动后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界的主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它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从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愚昧和迷信，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恶果。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新青年》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气势，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时期，更不用说以前了，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它带来思想的解放，为人们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准备。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仍是在西方式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鼓吹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着眼点主要是个人权利，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它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时，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剧本《娜拉》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写的是女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被赞扬为“女性的自觉”。鲁迅作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

　　的确，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是那样黑暗，旧的社会不改造，个人再努力也没有前途可言。离开社会的改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连生存也难以得到保障，更谈不上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如果只停留在文化领域里谈来谈去，仍只会流于空谈，不可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初期的新文化运动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那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续前进。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思想界被提到突出的地位。

　　但在最初一段时间，对于现实社会应该怎么改造、要建设的新社会是怎样的、中国的真正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人们并不很清楚。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人们眼前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让人们看到了一种活生生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为什么会引起中国人那样大的关注？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内部有这种需要，它给了正在苦苦思索问题的先进分子们一个全新的答案。作为先驱者的李大钊所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便是中国人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当然，当时有这样认识的人还不多。

　　经过五四运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人们处于异常激动和兴奋的状态。经过这样一场急风暴雨的冲刷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运动高潮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人们从过去宁静的以至孤寂的小天地里惊醒过来，投身到火热的集体生活中。当运动逐渐平伏下来时，一部分人回到自己原来习惯的生活轨道上去，而一部分先进分子转向更深层次的探索，并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结成社会主义团体。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在北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是北京大学。１９２０年初，由李大钊主持，北大一批青年学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上海，陈独秀和一批留日学生等同年５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新思潮中的主流。１９２１年，全国已有相当数量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并且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不是抛弃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而是在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下继续奋斗，并且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正如它不是抹杀个性而是把个性解放和社会改造这个大目标融合在一起一样。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不到他们中间去，不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只把眼光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对民主的议论如何激烈，依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应当为僵化的教条所束缚，也不是单靠学院式的推理就能解决问题，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脚踏实地地找到推进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办法。这自然比只在书房或会议室高谈阔论要艰苦得多。可以说，经过五四运动以后，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比以前更加深刻、更加切合实际了。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是初期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同时他们又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社会主义新中国正是从这时开始，经过全国人民３０多年的奋斗，一步一步实现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正朝着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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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不断奋斗的壮丽画卷。在这１０９年进程中，发生于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它为中国的前进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人们也许会问：五四运动前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于１９１５年，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于１９２１年，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呢？

　　其实，只要把五四运动以前和以后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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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4日刊发李捷的署名文章《纪念五四运动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全文如下：

    5月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正是因为有爱国主义这一强大精神支柱，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这种历史巧合的背后，昭示着历史的必然,也揭示了五四精神的核心内涵。

    一、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广泛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群众运动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场空前广泛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群众运动，被人们一直视为“东亚睡狮”的中国人民终于从内忧外患中警醒起来，显示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伟大力量。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以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的青年学生为先导，逐渐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力量、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对中国近代政治和文化走向乃至社会变革都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五四运动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中华民族曾经有着令人骄傲的辉煌，对世界文明进步做出过重要贡献。然而，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停滞状态。外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侮，内受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压迫和剥削。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处于濒于亡国灭种的水深火热之中。

    从1840年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国门之日起，在短短的六七十年间，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1842年)、中英《虎门条约》(1843年)、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1844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被迫同俄、美、英、法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1858年)，同英、法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1860年)。这以后，又有中法战争后的《中法新约》(188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1895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的《辛丑条约》(1901年)等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在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背后，是一系列割地、赔款、租界、授予特权等丧权辱国事件的发生，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得四分五裂，清政府也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

    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的反抗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通过人民群众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起义和改良派的戊戌变法，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进步力量和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从各自的政治理念和利益诉求出发，在黑暗中苦苦探求着振兴中华的真理和道路。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领导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封建帝制，打开了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闸门。但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国家更加积贫积弱，社会愈加战乱不已，人民依然饥寒交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方列强把持的巴黎和会上，竟然决定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攫取的各种权利转让给日本。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国际地位非但没有上升，反而进一步下降；国家权益非但没有得到维护，反而成为列强们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犹如雪上加霜，激怒了中国人民，由此爆发了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的发生，还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和先进阶级也开始了睁眼看世界的历程。他们想搞清楚中国何以落伍、西方国家又何以强大的真正原因，并探寻拯救中国的道路。从农民运动到改良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中国的先进人物在探求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在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时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69页)这种以西方民主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启蒙，在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文化运动中达到了高潮。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矛头所向直指维护封建皇权统治的封建专制文化，起到了打开思想禁锢、启迪民智的积极作用。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地打破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实目的，并不是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更不是帮助中国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使中国长期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

    就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短暂兴奋而又重新陷入苦闷和迷茫之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1页)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黑夜里看到了曙光。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五四运动为标志，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在茫茫黑夜中，首先看到俄国十月革命曙光的，正是李大钊同志。是他从十月革命中率先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振臂高呼“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2页)；是他在中国率先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推动了一大批具有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李大钊同志代表的方向，正是五四运动的方向；他所宣传的道理，正是五四运动所要寻求的真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所说的那样：“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1页)

    历史的必然规律总是通过大大小小的偶发事件起作用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使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从此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支点。五四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二、五四运动为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

    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五四运动鲜明地贯穿着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主题，为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繁衍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伟大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一直是激励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动力源泉。屈原、岳飞、文天祥等一大批民族英雄，便是这种民族精神的化身。自1840年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随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深入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时代主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国近代的继承和发展。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并为它注入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的时代主题。在五四运动中和五四时期，革命青年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奔走呼号，奋不顾身，表现出了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甘冒被捕坐牢的危险，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反动军警的镇压，不但没有吓倒爱国的进步青年，反而促使他们下决心走发动民众的道路。随即，学生爱国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以上海为中心、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力量、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等汇为一体，“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58页)，充分显示了觉醒和团结起来的中国民众的巨大力量。这种景象是辛亥革命以及先前的任何一场革命运动所不曾有过的。它充分表现出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时代主题的五四爱国主义精神的威力。

    五四运动还为爱国主义精神注入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时代内涵，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由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所决定，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具有特定的含义和明确的指向性。这里所讲的爱国，就是要争取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和封建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这里所讲的进步，就是要反对阻碍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一切腐朽没落的势力，用社会革命的手段实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这里所讲的民主,就是要冲决封建专制的腐朽统治，勇敢地去追求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发展道路。这里所讲的讲科学，就是要冲决封建愚昧的思想牢笼，勇敢地去追求改造社会、救亡图存的科学真理。很明显，倡导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是实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需要，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时代主题的具体体现。

    五四运动在铸造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时代主题的爱国主义精神中，之所以能够起到划时代的作用，既是因为有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具有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奔走，也是因为有改造社会的新型阶级力量——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决斗争。最为重要的是，这些青年学生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又亲身感受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开始走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很快完成了世界观和立场上的根本转变。这一现象本身就有力地证明，通过爱国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主流。

    有人说，五四运动最终选择了革命道路，打断了现代化的正常发展路径，使现代化历程出现了一个非正常的“拐点”。这实际上是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误读。当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成为新的生产方式发展的桎梏，不打碎它便不能为新的生产方式发展扫清道路之时，社会革命就成为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的催化剂。就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来说，正因为有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等一系列的革命运动，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巩固扫清了道路，才有了工业革命的发展。中国自近代以来，实际上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如果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看作是一个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完整发展过程的话，那么，通过民主革命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创建新中国，就是它的序幕，新中国成立以后60年的发展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开始。两者是有机的统一。

    有人说，五四运动造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中断。这实际上是对文化传承发展客观规律的误解。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文化传承与文化变革总是相辅相成的。就拿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道路来说，没有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精神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统治的挑战，就不会有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就难以发生宗教改革运动，就难以出现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发展和普及。同样的道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总要求在文化上和观念上的集中反映。因此，在那个时代，强烈地呼喊出“民主与科学”的时代音符，具有把“亚洲睡狮”从封建专制文化统治中解救出来的历史进步意义。历史的发展，总体上是遵循着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思想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我们今天承担着“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任务，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34页)。要完成好这一历史责任，“全盘西化”不行，“复古主义”也不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更不行。

    三、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人民作出对社会主义郑重选择的新起点

    中国近代历史，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开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结束，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发展阶段。五四运动，则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高举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旗帜，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带来了新气象、新力量、新希望。新气象，就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新力量，就是五四运动把工人阶级推上了历史发展的前台。新希望，就是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从此以后，中国的革命虽然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领导阶级变了，逐渐由资产阶级让位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变了，逐渐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让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发展方向变了，逐渐由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发展蓝图让位于经由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中国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做出这些正确选择正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

    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并促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昭示出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必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对民主与科学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如前所论，由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所决定，民主与科学在五四时期有其明确的指向性。提倡民主与科学，就必须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就必须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就必须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五四运动的实践有力地证明，在各种救国救民的理论中，真正能够实现这种旗帜、理论、道路的统一的，只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中国的历史命运便为之一变。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创新成果，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创建新中国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两大历史性成就。

    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必要准备，昭示出中国人民选择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五四运动之后仅过了两年，中国共产党便宣告正式成立，这决非偶然。五四运动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要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也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才能实现这种领导。在五四运动造就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创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地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而且在不断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以思想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昭示出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道路的历史必然。五四运动发生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年代，既是社会政治力量与社会思潮激烈交锋碰撞的产物，又反过来推动了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和社会思潮的消长变化。在这一漫长曲折的过程中，社会实践最终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开启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同样要付出艰辛，同样要经历曲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反复证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90年前发生的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造就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要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心协力，共克时艰，在改革开放中发展中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责任编辑：王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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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文章

在我看来，“五四”复杂得很，不仅仅是革命与复辟、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国故与西学这样的二元对立。若“回到现场”，你会发现，“五四”其实是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只不过经由几十年的阐释，某些场景凸显，某些记忆湮没，今人所知的“五四”，变成某种力量的“一枝独秀”。当年北大学生、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俞平伯,1979年撰写《“五四”六十周年纪念忆往事十章》，其中就有：“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意思是说，当年北大国文系同学，分成三拨人，一拨人办提倡新文化的《新潮》，一拨人做提倡传统文化的《国故》，还有一拨人希望介入现实政治，办《国民》杂志。一班同学尚有如此分歧,你能想像“五四”新文化如铁板一块？那是很不现实的。今日学界之所以对新旧文化内部之“多元并存”缺乏了解与认知，很大程度缘于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历史学家的误导。

　　学生抗议运动还在余波荡漾，命名就已经开始了。具体说来，就是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期上，罗家伦用“毅”的笔名，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也就是说，“五四运动”这个词，最早是由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提出来的。事情还没完全过去，运动中人就已经给自己进行“历史定位”了，而且，这一定位还被后人接纳，这是很罕见的。此后，五四运动的当事人，不断地借周年纪念，追忆、讲述、阐释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经由一次次的言说，关于五四的印象，逐渐被修正、被简化、被凝固起来了。

“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读书人，不断跟它对话，并非“滥得虚名”，主要还是事件本身的质量决定的。必须承认，一代代读者都跟它对话，这会造成一个不断增值的过程；可只有当事件本身具备某种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无限丰富性，才可能召唤一代代的读者。当然，会有这么一种情况，事件本身具有巨大的潜能，但因某种限制，缺乏深入的持续不断的对话、质疑与拷问，使得其潜藏的精神力量没有办法释放出来。比如说文化大革命，这绝对是个“重大课题”，只是目前我们没有能力直面如此惨淡的人生。“五四”不一样，几乎从一诞生就备受关注，其巨大潜能得到了很好的释放。九十年间，“五四”从未被真正冷落过，更不要说遗忘了。我们不断地赋予它各种意义，那些汗牛充栋的言说，有些是深刻挖掘，有些是老调重弹，也有些是过度阐释。说实话，我担忧的是，过于热闹的“五四纪念”，诱使不同政治力量都来附庸风雅，导致“五四形象”夸张、扭曲、变形。



　　回过头来看，20世纪中国，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与其进行持续对话的，还是“五四”。所谓的“五四运动”，不仅仅是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在北京的学生抗议，它起码包括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虽然此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思想的、学术的、文学的、政治的立场与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

　　记得十年前，我曾带着自己的学生，依据档案、日记、报道和回忆录，重构当年北大学生游行的全过程。拿着自己画的游行路线图，从沙滩北大红楼出发，以寻访者的身份，一路上指指点点、寻寻觅觅，顺带讲述各种有趣的故事。到了天安门广场，因正值“两会”期间，警察很紧张，深怕我们图谋不轨。解释了大半天，才放行；不过，催着快走，别停留。穿过东交民巷，转往东单，再折向赵家楼。还敲了门，走进去跟老住户聊天。那次“重走五四路”，北京电视台还派摄影追随，做成了专题片，可惜播出时没录下来。

　　虽然每年都有纪念，但“五四”离我们还是越来越遥远。希望弘扬“五四精神”的，以及主张打倒“五四传统”的，好多都是在空中打架，没有真正落到地面上来。我之所以试图重建历史现场，目的是恢复某种真切、生动、具体的历史感觉，避免因抽象化而失去原本充沛的生命力。历史事件早就远去，但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记忆。没有大的历史视野，只记得若干琐碎的细节；或者反过来，沉迷在一些宏大叙事中，完全没有生活实感，二者都不理想。我们需要有大视野，同时也需要具体的历史细节。

　　看待历史事件，每代人都会带上自己的有色眼镜，或者说“前理解”。这是所有历史学家都必须面对的困境与宿命。“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名言有其合理性；但沉湎于此，很容易变得自负、专横。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只是一堆五彩斑斓的“文明的碎片”；我们凭借专业知识，力图用这些有限的“碎片”来拼接、还原、重构历史，这本来就有很大的危险性。你要是心高气傲，根本不把古人放在眼里，肆意挥洒自己的才情与想像力，不扭曲那才怪呢。我们确实无法完全呈现早就失落的历史场景，但那就应该彻底舍弃吗？作为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我们有义务努力穿越各种迷雾，走近1走进那个事件的内核，跟历史对话。某种意义上，我们之“重返现场”，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借助这一寻寻觅觅的过程，跟五四新文化人进行直接的心灵对话。这样的“五四纪念”，既五彩缤纷，也充满动感，还跟每个寻觅者的心路历程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五四”，方才“可信”，而且“可爱”。基于这一信念，进入新世纪以后，我改变论述策略，努力“走进五四”。

　　你问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伟大的五四”越来越被悬置，高高地放在神龛上。这样做,效果不好。长期以来，我们确有将“五四”过分神圣化的倾向。现在又反过来了，颇有用轻蔑的语调谈论“五四”的——不就是几千学生上街吗，不就是烧房子打人吗，有什么了不起；再说，动作那么粗鲁，应追究刑事责任才对。面对如此“新解”，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记得鲁迅对国人不了解《儒林外史》的价值，曾发出这样的感叹：“伟大也要有人懂。”再伟大的事件、著作、人物，若没有人真正跟它对话，没有让它回到人世间，就无法发挥真正的功力。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关键时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跟它对话。事件已经过去了，但是它会转化成一种思想资料，不断地介入到当下改革中。“五四”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你可以从各种立场来谈，从各个角度去看，但是你不能漠视它的存在。

　　为什么需要不断地跟“五四”对话？“五四”对我们来说，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不管你持什么立场，是保守还是激进，面对着如此巨大的存在，你不能视而不见。其实，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也都是在这种不断的对话中产生意义的。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87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

对于政治家来说，纪念“五四”，历来都是把双刃剑。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我们不断举行此类活动。不同政治立场的人谈“五四”，都有自己的引申发挥，有时甚至直接转化成政治行动。所有这些真真假假的言说、虚虚实实的纪念，同样值得我们认真辨析。应该认真考量的是，哪些话说对了，哪些路走偏了，哪个地方应该固守传统，什么时候不妨“与时俱进”。北大因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名扬天下，对此更是不容回避。正因此，今年4月下旬，北大中文系主办题为“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名参加的国内外学者有一百多位。平时我们开国际会议，都是三十人左右，那样讨论比较深入；这回破例，开这么大规模的学术会，也是别有幽怀——希望回应学界对于“五四”的各种质疑与批评。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有多种声音是很正常的。第一，容忍并认真倾听别人的批评；第二，有自己的坚持，不因外界压力而改变。所谓“多元”，不是说没有自己的主张；我是百家中的一家，必须把我的立场、观点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者不屑于跟别人讨论，都不对。“五四”当然不仅仅属于北大，但北大无疑最为“沾光”。作为长期得益于“五四光环”的北大学者，我们必须认真面对“五四”这个巨大的精神遗产。当它被世人严重误解的时候，你有责任站出来澄清、修正、拓展。当然，这不是什么“坚决捍卫”。要是真的伟大，不必要你来捍卫；如果不伟大，你想捍卫也没用，反而可能帮倒忙。

　　我们的任务是，让“五四”这一话题浮出水面，引起世人的关注；在这个同样关键的历史时刻，重新审视“五四”。至于怎么关注，从哪个角度进去，得出什么结论，取决于个人的立场、视野、趣味，强求不得。有些东西，在特定时代会被有意无意遮蔽，你的眼光穿不过去。这一代人力所不及，看不清楚的问题，也许下一代人就能看得很清楚。我希望不仅跟“五四”先贤对话，也跟同时代学者对话，甚至跟我的学生辈对话。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思想／文学运动，在不断的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和原动力。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资源。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资源，无外乎两大部分：第一，直接从西学引进的，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到尼采到哈贝马斯，等等，等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那就是本土的思想学说。对所谓的“中国文化”，必须做一个分析。今天一说“传统”，很容易就从孔夫子说起，甚至还有不少人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对此，我很不以为然。什么叫“传统”，就是那些直接间接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思维习惯、表达方式、审美趣味的东西。所谓“传统中国”，就是儒释道，就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而且，这东西辛亥革命后就没了，到此为止。想像“国学”跟“西学”截然对立，主张纯粹的“中国性”，我以为都是不可取的。中国文化本来就不纯粹，域外的思想学说，两汉进来，隋唐进来，明清更是进来，早就渗透到我们的血液里。除非你彻底封闭，否则的话，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保持“纯粹”状态。就像人类的基因不断稀释、变异，那是生存的需要，也是保持新鲜活力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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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划分标准

（一）我国青年年龄划分　
　　1.共青团
　　　　共青团章程第一条对团员的年龄作出了明确规定：年龄在14周岁以上，28周岁以下的中国青年，承认团的章程，愿意参加团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团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团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团员年满28周岁，没有担任团内职务的，应该办理离团手续。这意味着，此次享受假期青年的年龄限制和团员恰好一致。
　　2.国家统计局
　　　　统计部门对青少年的划分是0岁至14岁。
　　对老年人的划分标准有两个，分别是60岁以上，65岁以上，但是对青年年龄段没有划分。
　　（二）国际上的“青年”标准
　　1.联合国
　　曾在一份文件中把14岁至25岁的人称为 “青年人口”
　　2.世界卫生组织
　　　　44岁以下的人被列为青年；45～59岁的人被列为中年；60～74岁的人为较老年(渐近老年)；75～89岁的人为老年；90岁以上为长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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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放假的规定
2008年4月，经国务院法制办同意，“青年节”放假适用人群为14至28周岁的青年，3亿多青年将于每年5月4日放假半天。
　　按照国务院公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规定，“青年节（5月4日），14周岁以上的青年放假半天”，但这一规定没有明确放假适用人群的年龄上限。
　　此次进一步明确年龄上限后，将有3亿多年龄在14至28周岁之间的青年可以依法在青年节这天享受到半天的假期，感受到社会对青年的关爱。
　　《办法》指出，各部门和各用人单位应自觉遵守《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规定，切实保障青年的休假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