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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的一声,脸便羞的飞红,青筋暴起,攥紧马褂里的拳头,拍案而起,“你……你……”指着鼻子,却气得说不出话来。这样的场面,不知多少次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出现,似乎已成为旧社会的一个剪影和标志。而这羞愤的缘由,说白了是为了面子。好听些,无非是个人节操、宗门荣誉。之后呢,大都也只得不了了之,在心底暗作一句“儿子打老子”式的咒骂。
这样因面子而羞愤的老先生形象,在中国有,并不可怕;在中国多,还不太可怕;然而,若成为了中国人的集体意志的一个缩影,成为了中国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一个部分,便有些令人不寒而栗了。
公元1276年,忽必烈兵临南宋临安城下,城中的文武百官、乡亲父老没有拿起铁锹做最后的抵抗,而是排着队从钱塘江口一个接一个往海里跳,问之,说是堂堂华夏汉室,炎黄子孙,竟被游牧民族凌辱,决不能释怀。几百年后,等蒙古人、满族人都做了几世江山,似乎已经习惯,而又被洋人欺侮,中国人的自尊心又不能自圆其说了,只到处无力地骂着些“魍魉鬼魅”、“蛮夷匈寇”之类的胡话。一日朝堂上一位老臣实在羞愤难耐,突然起身莫名其妙地抱着一名法国外交官跳入御花园的水潭中,皇帝居然都拍手叫好,传为民族气节的佳话。而唯一看的清楚的,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以自强、以求富”的李鸿章,却落下个“叛国媚外”的恶名,到现在竟然都没能完全平反,无奈扔下一句“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寂然离去,留下好些辛酸。
直到今天,那气红脸的老先生形象仍然没能离开中国大地。中日钓鱼岛争端,各地父老一齐走上街头,游行抵制日货,施以经济压力和舆论压力,本是好事,然而竟有些人借着“酒劲”去砸别人的丰田车。车是中国人的,该付的钱早已付尽,倒是砸坏了还得找日本人修,无疑增添一笔可观的收入,让人啼耶,笑耶?
这样的羞、这样的愤,追根溯源,却恰恰反应出自信力的缺失,外强而中干。我们不去正视它,而是秉承着善于羞愤的传统,糅合新时代人格独立、追求个性的思潮,继往开来,创造出一种新式的“愤青”文化。砸日本车、乱评时事,虽万万不正确,多少还有些愚昧的爱国色彩,然而愈演愈烈的仇富、仇官现象,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省。
莫要畏畏缩缩地羞,真要愤也要愤得爽爽利利。
岳飞不受皇帝待见,被迫撤兵回师,没有咬牙切齿地咒骂奸臣,没有自怨自艾、一蹶不振,而是冷冷静静地登上楼头,拍一拍阑干,默默地看着“潇潇雨歇”,回味着“弦断有谁听”,思忖着“靖康耻,何时灭”。好一句“壮志饥餐胡虏肉”,好一句“笑谈渴饮匈奴血”,好一句“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重振壮志,堪称“千古第一怒”。这怒纯正、这怒沉静,在怒火的熔炉中,化尽砂石浮土,显明硬朗轮廓,愈怒愈坚韧,愈怒愈刚强。
从老庄开始,中国的哲人,对于“软”和“硬”就有了深入而辩证的思考。而何为“硬”?我确信,像那老先生一样,频繁而无用的“愤”绝不是“硬”,因为这来自于内心软弱与无力的“羞”。我们多么希望那羸弱不堪却极力佯装的爱羞愤的老先生,会在时代的余晖中隐去,而迈上前来的,会是一位青年。他沉着,谦逊;他无比健壮,无比勇毅。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他也会愤怒。这怒看似轻描淡写,也许只是鼻息一声,然而却能惊天动地。这,就是硬气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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