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肇中《应有格物致知精神》读后感600字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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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肇中《应有格物致知精神》读后感600字800字
　　读了丁肇中先生的《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深有同感，认识到我们学生在学习方法上确实有很多弊病，但对于丁先生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我仍抱有疑问，因此就借这次机会来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文章中说“真正”的格物致知是“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并就此认为格物致知就是“我们所谓的实验”。韩维志在译评《大学》时就曾明确指出《大学》的原文缺少对“格物致知”的阐释，古人因此也做了诸多不同的见解，甚至是大理学家朱熹也曾专门对“格物致知”补缀了一篇论文。然而，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格物致知”就是真正的“格物致知”，那么对儒学研究不深的丁先生如何可谓“真正”的“格物致知”呢？对此我实在无法认同。
　　而那勤于格物的阳明先生也恐怕是受冤了。丁先生认为他“格竹七日而不得正果”是因为他“把探究外界”误认为是探讨自己，并于后文说要“格竹”就应“栽种竹子，以研究它生长的过程，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这番话着实让人无语。我想丁先生大概是混淆了哲学和实践的概念。儒学无疑是一种哲学，而哲学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思想体现，与由外及内的实践完全不同。用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的话说，哲学是理论的理论，它高度抽象，与实践隔绝，它志在理解而非改变世界，而当其转化为实践时也就失去了其作为学术的学术品格。也就是说哲学本身就是要优先探索自身，然后才能推己及人的。那么这与“栽种”和“拿到显微镜下观察”又有何干呢？想来实在是可笑至极。
　　最后，“经书上的道理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竟也被丁先生一同否认了，他竟认为这种观点不适用于现今，这同样是混淆了概念。如果当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传给“四海”的中国人，社会主义又怎会有今天的这般“伟业”呢？丁先生所谓的“现今”恐怕只能指代重视事实的实践科学，对于“百家争鸣”的哲学而言道理是永远可以传于“四海”、“万世”的。
　　这样看来，丁先生对儒学的态度实在有些不可思议。那么丁先生的“格物致知”就是完全错误的吗？也不尽然。以丁先生取得的成就来看，他的观点必然有其可取性。我不懂实践科学，但我想丁先生对实践的态度是绝对值得称道的，而且学习方法的问题在国内也的确屡见不鲜，丁先生能够从大体上给出解决办法着实令人敬佩。但是对于丁先生不严谨的求知态度，我们也必须加以指正。
　　那么，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格物致知”呢？小人不才，目光短浅，也不敢妄下定论，但终归还是有些想法的。永远保持对事物的好奇心，并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我想这大概就是真正的“格物致知”了。所以，只要坚持求知的态度，相信终有一天“格物致知”的真谛会浮出水面。

闺蜜比天还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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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像呆若木鸡似的去看任何一件事，我想成果并没有想象中完美，反而，你用大脑带着双手一起上场，用大脑想想，再用双手实践，可能获得的成果会更美好些。

　　格物致知就是从探查物体而获得知识。但是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却并不太重视格物和致知。像国外那些人们，他们无论是什么事，都会格物，然而致知，他们的这种方法是完美的，脑力加手的劳动，从而使思考亦将是而变得简单。国外的那些人在小时候都会在老师的带领下，用双手来实践获得知识，格物致知的意义并没有被那些爱动手的实践者所淹没，而对于中国传统教育，格物致知的意义就被淹没了。

　　明朝的理论家――王阳明，空有一幅聪明的大脑，却没有爱动手实践的爱好，他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又一次，王阳明依照《大学》的指示，先从“格物”做起。他就决定要“格”院子的竹子，他就搬了一条板凳坐在院子里面，看着竹子硬想了七天，却并没有很好的答案，他并没有用自己的手去实践，只考自己的头脑去硬想，却什么也没有得到，最后因为头痛受不了，而失败。明显，他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

　　王阳明这样的做法，显然在当时社会是很多人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想要观察竹子的结构或它的生长过程，就必须得用手去把叶子切下来，然后拿到显微镜下进一步观察，绝不是像王阳明那样坐在板凳上空想，袖手旁观是绝对得不到理想中的成果。

　　实践不是毫不选择的测量，它需要事先的准备与计划。要有一个正确的目标，以作为整个实验的明确中心，一个成功的实验，需要实验者的眼力、毅力和勇气。

　　我们不能盲目的接受权威，我们要有自己的思维和判断力。格物致知的目的，是让人能大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目的，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格物致知的精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