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最新消息《中国好声音》内幕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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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网  幕后故事之一：《中国好声音》是怎样出生的
嘉宾所坐的四把椅子，全部是从英国空运来的
模式规定这里有一颗灯，少一颗不行
最重要的是有好声音，哪怕一点故事都没有，也得让他登台




   
    7月18日，《中国好声音》总统筹陈伟在他位于浙江卫视大楼的办公室里接受《博客天下》采访。这档节目自7月13日起在浙江卫视播出，是引进荷兰节目The Voice版权进行本土化制作成。他没顾上吃晚饭，戴着金属眼镜，穿着紫色半袖T恤和牛仔裤，抽烟很凶，说话喜欢总结，绘声绘色，手势丰富，他接了三四个电话，跟平时比少一点。从2000年起，他做过新闻节目、电视散文，对娱乐节目也有丰富的经验。
    他首先讲起了他们看到Voice在美国播出时的震撼。2011年，浙江卫视正在制作一档名叫《非同凡响》音乐节目，采用的也是评委和选手双向选择的模式。
    “灵感来自于每年大学都有这个双选会，”陈伟说，评委在贵宾视听间里看选手表演的画面，如果对这个选手感兴趣，他就打电话给主持人华少（他同时也是《中国好声音》的主持人），然后华少就在现场把灯箱点亮，超过两个老师选中同样一个学生，选择权就又到了学生的手里。”
    看到Voice之后，他们想，既然创意方向是一样的，别人的操作已经这么到位，“我干嘛不用它的呢？”
    “我们也很自豪的想，大家想到一块儿去了，这种双选的模式，这种师徒的培养机制。”陈伟说，“当然也很佩服老外，同样的思路，为什么人家可以呈现的那么完美，而我们的呈现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遗憾？”
    浙江卫视频道总监夏陈安很快拍板，要求立刻联络。为了拿到这个模式，副总监、《中国好声音》总策划杜昉多次洽谈，最终促成此事。
    “这个节目是一个席卷全球的模式，各个国家做的效果都非常好。另外它这个明星资源，四位导师是非常强大的。”杜昉说。
    最终，浙江卫视和灿星制作以制播分离、联合制作的方式打造了这档节目。灿星制作曾引进《英国达人》的版权制作《中国达人秀》。经《英国达人秀》的版权代理公司IPCN总裁推荐，他们也注意到了这档节目。
    杜昉说，他对灿星制作对模式节目的操作非常认可，“我们从前也有过很好的合作关系。”灿星制作总裁田明也表示，他们同样认可浙江卫视的文化诉求。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组成了一支由《中国达人秀》原班人马和浙江卫视《我爱记歌词》团队的混编队伍，经过三个多月地筹备，联合打造了一夜爆红的《中国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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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故事四：在电视镜头之外
一个没剪进节目中的女孩对导师撂狠话
哈尼族王子带着祷告师和庆功酒




    虽然是《中国好声音》节目主持人，“华少”在镜头前的亮相却屈指可数，他的朋友杨坤有一次问他，你什么时候出来啊，怎么都在后台？庾澄庆也问，听说你在后面比我还累？
    “对啊，你们一高兴讲很久，我就会陪学员父母站很久，你们互相争执我还要引导父母情绪，我还要问他们希望孩子选哪个导师。”
    华少是一个温暖而靠边站的角色。他看到了很多电视镜头里并不播出的故事。
曾有一位外形不太好、但对自己声音很自信的女生，满怀期待地上台唱歌，却没有一位导师转过座椅。她离场时摞下一句狠话“四位老师，你们不选我一定会后悔的。”但当她走进房间那一刻，就抱着朋友痛哭，抬头看到华少后第一句话是：难道我真的唱得不好？
    这个故事，让惯于疏导学员情绪的华少印象深刻。他对自己的期许是，处置好所有参赛学员和他们的家属，让学员放下包袱尽情展现，让家属更轻松、情绪更外露地投入到节目当中。
    导演对华少强调，无论学员成败，都希望主持人是一个温暖的角色，同时也是一个了解一切的角色。因为只有了解学员、导师和规则，才能够引导情绪。“（节目）出来以后，只有情绪爆发的过程，没有引导的过程，不代表我什么都没干，我觉得这个是专业。”华少说。“你知道，中国人是很难释放情绪的，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很多。”
    华少眼见许多父母陪着孩子一同来参赛。最初，孩子不愿意学音乐时，父母会坚持培养。可是当孩子一心想做音乐时，父母却往往会反对，认为吃这碗饭太难。有父母对华少讲，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给孩子机会，如果这次不行，他们希望孩子过另外一种生活，把音乐当爱好就好。
    当学员进场前，有些父母连拥抱他们都很勉强，只会拍拍肩膀说“好吧”。但看到自己的孩子铩羽而归之后，华少问，您决定到此为止了吗？孩子勉强地点头，但父母会拉过孩子来说，你想做什么我们都支持你。华少问，明年还来吗？父母会替孩子回答，他明年会更好地回来。
    第一集《中国好声音》中，哈尼族王子李维真给华少的印象最深。这个身材矮小、眉头有块胎记的少年，小时候曾用金玉盆洗澡，来到城市后却备受同学欺侮。他很认真地告诉华少：“我是王子，我不习惯跟人低头。”
    当李维真在舞台上爆发后，他那“有一股子贵气”的国王父亲微笑着，眼神中透着“无限欣慰”，让他们一族里最年轻的祷告师为在场所有人祈福，然后分享了王家带来的庆功酒，冲着所有人说，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那一刻，你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蛮对的事情，这种感觉是很妙的，很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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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故事之三：钻进酒吧找学员
从35岁的酒吧女主唱到南锣鼓巷的街头艺人
黄勇的动力是，女朋友觉得他不靠谱，没法带回去见父母
张玮其实很腼腆，张玉霞敏感怕受伤害




    安徽人黄勇在舞台上打动了4名导师，但他起初没有被导演组选中。从5月中旬开始，他在北京和上海连续试了两次音，最后一次离节目录制只有一个月，但因为嗓音太差，被拒绝了。
    《中国好声音》第一期导演组组长章骊对这个通过朋友介绍过来的32岁男歌手第一印象是，唱功不错，但嗓音不好。他希望能再有一次机会，
    “导演你相信我，我从现在不抽烟、不喝酒，我要达到我最好的状态。”黄勇在一个酒吧做主唱，自称是生活所迫。这之后他辞职了。
    一个月以后，章骊在上海又见到了他。他说自己每天跑步，滴酒不沾。章骊很感动，但他回忆说，这一次，黄勇唱得仍然不好。
    最后一次，距离节目录制只有一个星期，黄勇在北京参加试音。章骊后来听到了现场录音，连续说了几个“不可能吧”。
    “一个人在一个月当中居然能把嗓子变成这样，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7月20日，章骊向《博客天下》回忆说。
    黄勇曾经用很多理由为自己争取机会，包括“我三十多了”、有音乐梦，为了唱歌很年轻就出来打工等。但章骊说，最大的动力比这更现实。
    黄勇的女朋友家庭情况非常好，虽然跟他感情很好（录制现场她高兴地大哭令很多人印象深刻），但她觉得黄勇不够靠谱，没法带他回去见父母。
    “他女朋友为什么在后台那么感动，他知道这个男人为她拼命了。”章骊说，去他家里的时候，他女朋友也说，从来没看到他这样子，这个以前每天吊儿郎当的男人拼了命，为了比赛什么都不要了。




    章骊参与过很多娱乐节目的制作，从“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到“东方天使”等。他自称一直困惑：中国这么大，就没有好嗓子吗？
    从5月开始，节目组成立了很多支寻找“好嗓子”的小分队，去全国不同的城市搜罗深藏民间的好声音，到过北京、沈阳、呼和浩特、杭州、成都、重庆、深圳、广州。
    导演们有男有女，有编内也有编外，他们钻进这些城市的酒吧、音乐学院甚至是当地的公司艺术团，托尽朋友，用尽各种手段寻找“声音有特点，唱功实力强却又被埋没的平凡人”。
    导演曹毅立曾戴着工作牌，在3个小时里走进呼和浩特的5家酒吧，找到了一些“非常有故事的人”，大多数有家庭、有孩子，在外面闯荡过很久之后，回到了呼和浩特定居。
    曹毅立同时是浙江卫视“我爱记歌词”栏目组的首席编导。在呼和浩特，他物色了两名学员，都“把这看作实现梦想的最后机会”。
    并不是每个合适的人都接受曹毅立的邀请。在呼和浩特一家酒吧里，他遇到了一个35岁的主唱女歌手，声音非常粗犷，有爆发力，但拒绝参与这档节目。
    在这座亮着暖黄色灯光的两层小楼里，这个并不娇嗔的女人给曹毅立讲述她的经历，20岁出头就满中国跑，在北京天桥唱过，也在路边唱过，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呼和浩特，结婚生子，私底下晚上到酒吧唱唱歌曲，纯属业余爱好。
    曹毅立费尽力气也没能说服她。他说：“她参加过一些比赛，但被忽悠太多，伤心了、麻木了，安于生活，不想在这个年纪再折腾。”
    “她不太相信整个环境。”曹毅立说。
    也有一些人恰恰相反，虽然声音并不能打动曹毅立，但非常执着，反复打电话，他回到杭州，也还是一直追问。曹毅立就会“比较实诚，直接说没戏”。
    这些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是在做坏人。
    在北京南锣鼓巷，曹毅立还见到了一个街头艺人，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我的歌只唱给懂我的人听”。
    这是个1983年出生的男生，在乐器行里卖乐器的，每月赚三千块钱。曹毅立吃完饭遇见了他，要来了他的号码。
    “他是真的把这种卖唱当做一种认真的表演，想找个地方唱歌给别人听。”曹毅立说，这个显得很清高的男生已经到上海录了节目，但他没有透露这段故事会不会在节目中播出。
    他在北京和呼和浩特获得了独特的经验。他发现，学生和在酒吧驻唱的人唱一首歌，感情完全不一样。“在外面跑过的人，感情非常的深，你会听到他的沧桑感”。他说，但学生技巧也许很好，感情却往往很难充沛。




    除了亲自到各个城市去发现好声音，节目组多年的经验还积累了不少资源。灿星制作的《中国达人秀》和浙江卫视的《中国梦想秀》、《非同凡响》、《麦霸英雄汇》，都不乏好声音。第一期节目中播出的学员台湾盲女张玉霞曾参加过达人秀和梦想秀的录制，哈密王子也是达人秀的选手，张玮则参与过《非同凡响》。
    “第一集播出的学员，几乎每个都抱着很大的故事。”章骊说。一个学员站到舞台上之前，往往要经过五六关的考试，有的要先通过网络听取音频，如果觉得唱功、音色、音质都满意，就会然后带着声乐指导飞去见面。等到面试通过，才会花大钱请中国最顶尖的乐队与这些人反复磨，对着他们的路子帮忙改变。
    说起这些学员，章骊如数家珍。
    “张玮这个人很有个性，台上唱歌很张扬，生活中则朴素的、腼腆。”
    “哈尼王子家庭不好，在部落里贵为王子，生活里则很屈辱，参加过很多比赛，被人看不起，甚至没机会唱就砍掉了。”节目中特意没有展示他生活中卑微的遭遇。但章骊说，哈尼王子觉得，这是他头一次有一个平台，可以展示自己的故事。
    “张玉霞最初不愿意上这类节目，比较敏感，怕上来会受伤害。”为了说服张玉霞参加类似节目，栏目组花了很长时间，反复沟通之后，才同意来试一次音。
    这个台北盲人姑娘对音乐“有自己的追求和想法”，并且和节目组发生了分歧，节目组希望她唱的是《我只在乎你》，她自己不喜欢。经过反复考虑，节目组决定配合她完成在台上唱的这首邓丽君歌曲。
    “我们也明白，如果唱《我只在乎你》，收视率也许会更高，因为人们更了解，”章骊说，“但是这个节目有自己本身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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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故事之二：怎样包装导师
那英、刘欢的第一反应是拒绝
庾澄庆酷夏也要穿皮衣，刘欢主动要求戴帽子遮住花白色的头发




    接到节目组邀请时，那英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她一开始说，哎呦，这个我们要考虑。” 《中国好声音》总导演金磊说。
    刘欢的反应如出一辙。“他说，我从来不参加这种节目。”金磊说，刘欢想要知道这个节目值不值得一上，是要做事情，还是只想博眼球。
    “我要请刘欢和那英做节目，你就知道我们的野心和魄力有多大。”金磊甚至反问《博客天下》记者：“我们怎么可能去砸刘欢和那英的牌子，他们也不会让这个节目去砸他们的牌子。”
    《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透露，这类音乐节目的模式要求评委中有两个一线大牌，一个受年轻人欢迎的音乐人，再加上一个历经坎坷方获成功的歌手。在《中国好声音》中，这些角色分属刘欢、那英、庾澄庆和杨坤。
    为了澄清节目理念，节目组播放原版节目视频给那英看，那英很快同意了。她还向节目组推荐了她的御用乐队，乐队中的“中国第一贝斯手”王笑冬还担任了节目组的乐队总监。
    刘欢随即也被“拿下”。今年四月中旬在澳门举行的全球华语榜中榜颁奖典礼上，刘欢获得亚洲影响力华语贡献奖。借着这个机会，金磊和灿星总裁田明来到他下榻的酒店，与第一次见面的刘欢聊到深夜。三个人顾不得吃饭，聊对中国音乐的看法，聊这个尚未成形的节目，最终说动刘欢加盟。
    在6月的节目破冰仪式上，刘欢曾这样阐述自己的初衷：“我在大学教《西方音乐史》，从理论上为学生提高艺术素质尽点力；副业是做音乐，但从不收学生。‘TheVoice’头一次逼得我把主副业融为一体，就当是每年暑假的一个课题。我会尽力。”
    刘欢和那英的加入，让许多执着追求音乐，却又厌恶电视选秀形式的“好声音”为之动容，踊跃加入其中。也让节目组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响总工程师金少刚接洽时，几乎没费什么力气。“一听说刘欢和那英都来了，他非常兴奋，本身他们就是好朋友。同意了不说，还为了节目推掉了很多活动。”


    在很多人眼中，出道三十多年的刘欢严肃、学院派、有距离。在四人中，刘欢也是目前按下“I Want You”次数最少的导师。
    破冰仪式上，在谈及各自做导师的风格时，那英特地挤兑了刘欢一下，“我肯定很随和的。”而刘欢则是“严重不随和”。她为此开出的解药是：“不如让刘欢抱猫吧。显得随和一点。”
    那英口中“抱猫”的人是美国说唱歌手Cee-LoGreen，这位胖子在录制《美国好声音》时经常抱着一只浅色的金吉拉。
    “其实他特别年轻、特别有活力。”金磊有意替刘欢正名。“《美国好声音》、《美国偶像》、《X元素》他都经常看，里面的选手他随口能说一堆。”就在最近，刘欢新迷上了爵士乐。
    “有一次，在休息室的时候，我一推门进去，看到刘欢老师散着头发，在梳头，我就开玩笑说：‘哇，这样梳头感觉好‘恐怖’，好像‘聊斋’的感觉。’刘欢听到了，一点也不介意。”庾澄庆说，刘欢内心轻松随和。
    对于延请杨坤和庾澄庆，除去四人之间私交甚笃外，节目组还有额外的考量。作为四位导师中唯一一位70后，杨坤相当于晚辈，定位谦卑，时而自嘲。“这也有我们导演组的共识。”金磊说。
    而别名“哈林”的庾澄庆则是一位资深电视人，节目组需要他在里面穿针引线，扮演一个控制节奏的角色。
    根据对四位导师的定位，节目组也对他们的着装风格作了相应的导向性建议：摇滚范儿的庾澄庆，即使在酷夏，也要穿一身遍布网眼的皮衣；年纪最轻的杨坤无需过分考究，一件白衬衫恰到好处；个性直爽奔放的那英黑金色结合，显得大气随后；刘欢则主动要求戴上帽子，好遮住花白色的头发。
    金磊说，在所谓真人秀类型的电视节目中，导演功力的高下就在于对正在发生、将要发生的事情把控，让事情在不经设计的前提下向着希望的方向发展。“你要是教评委说什么，这些大牌艺术家绝对要跟你说‘拜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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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作《中国好声音时》，为追求最佳效果，嘉宾坐的4把椅子，最后是从英国空运来的。
    这一次模式节目的引进和本土化过程，给了陈伟很多启发和思考：“我们过去认为只是为了把片子做得更加饱满的手段，在很多老外给我们模式当中就变成了一个节目制作必须的标准流程，就像中国人炒菜是适量，老外能精确到几克几毫，一样的概念。他用一种标准化的方式来告诉你一个节目，如果想要达到一个这样预期的效果，所必须得要做的事情，没有办法偷懒，没有办法减量。”
    举个例子说，哪里必须有多少根线，多少根声道，缺一根都不行。此外，模式规定这里有一颗灯，少一颗不行。
    节目制作中，国外版权方的专家、制片人亲自授课，亲自把关，录影的时候都在，录影之前，他们的飞行制片人还过来讲课。这些专家负责把关一个场景的所有标准，灯光调成什么样最合理，声音怎样最合理，都会讲明白。
    有时候，这些外国专家的操作“很细很细”。这些内容包括怎样通过光圈控制让画面黑的地方更黑，“场子会显的更酷”。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好声音》一些学员登场时，有几个人，无论是开始的视频介绍，还是他登上舞台前的采访，即便到了舞台上演唱，直到有老师选中他前，电视镜头里从来没出现过他的样子。这样的表现手段，充满了悬念，观众会非常期待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子，他唱的声音这么特别。
    类似的细节包括，节目组对每个学员都有外出采访，采访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了解了这些东西之后，才开始摘一些观众需要的在电视上播出，这些前期采访模式都是有要求的。
    除了舞台呈现，就节目本身的细节来说，专门有一个区域叫family room，主持人在这里陪着学员的家属。它要求学员必须和家属一起参加节目，强调家属的带动性。
    “老外比我们更注重情感营造和表达，这才是一个能够触动人心的电视节目，”陈伟感叹说，“因为老外的家庭观念非常重，不管是令人揪心的还是感动的时刻，都要与家人一起分享。”
    此外，对参加节目的学员的挑选，原版也有标准：最重要的标准是他有好声音。哪怕学员一点故事都没有，像一张白纸一样，从小按照正常人的生活到大，现在哪怕是一个在校大学生，也必须得让他登上这个舞台，因为他真的是好声音。
    “我们过去做节目还会考虑，他虽然唱的不是太好，但长得很漂亮，或是他讲话很好玩、才艺很好，或者这个中性现在很流行，穿得很特别，被其他信息干扰，把方向给扭曲了”陈伟说。
    版权制作方，会到现场来检查，这些标准是否得到了严格遵守。
    也有些时候，《中国好声音》会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比如，原版考虑的光线和对比度，是照顾了西方人的肤色和发色，而东方人肤色不够白，头发又黑，严格按照“模式”要求，会损害画面。于是，外国来的指导者会再往回调一点。
    “我们希望能做点事情，哪怕能改变一点点事情。因为现在很多唱片公司不去培养新人，他们就是拎着钱箱子、合约在等选秀里面出来的这些人。”杜昉说，“但选秀是有误区的，但如果主流都往选秀方面走的话，那最后中国、华语乐坛会很糟糕的，因为创作型歌手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