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摆出问题,探讨转型期基础教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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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历来被看作社会和谐的“瞭望塔”。目前，我国在校生有2至3亿人，涉及家庭人数有5至6亿人；能否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这个庞大群体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教育的公平，也谈不上社会的真正和谐。



　　一项关于教育满意度的调查表明：在31个省市区中，公众满意度高于50%的仅有四个；满意度最高的也没有达到60%。群众最集中的意见之一，就是享受教育质量不平等，地域、城乡、校际之间差别不断扩大。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基础教育，无疑就是这块基石的根本所在。9月中旬，中国民盟在西安召开基础教育研讨会，关注的主题就是“完善资源配置，推进教育公平”，探讨转型期中国基础教育发展之路。

彭庙

增加工资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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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特殊群体呼唤“阳光雨露”

    随着城市化建设加速，人口大规模流动。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由于经济能力和户籍制度限制，尚处于受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子女往往无法随父母迁移，“留守儿童”现象由此产生，并有逐步扩大之势。

    从2007年5月开始，民盟陕西省委对西安市部分区县农村“留守儿童”的基本情况进行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小学和初中农村“留守儿童”总数为118256人，其中小学阶段69605人,初中阶段48651人,占全市小学和初中在校学生的12.35%。从地域分布来看，经济欠发达地区留守儿童人数较多：如周至县农村“留守儿童”38834人，占全县小学和初中在校学生的37.49%；蓝田县农村“留守儿童”38937人，占全县小学和初中在校学生的41.08%。

    在广东阳春市7至18岁在读学生中，有“留守儿童”55126人，占在校学生总数的34.6%。这些儿童中，父母双方外出打工的28274人，父母一方外出打工的26852人，分别占“留守儿童”的 51.29%和48.71%。

    “留守儿童”的实际“监护人”大多是其祖父母，他们往往只能照顾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起居，根本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习，导致部分“留守儿童”的行为习惯，尤其是学习习惯普遍较差。由于得不到家庭和父母的有效监管，“留守儿童”受到他人非法侵害和非法侵害他人的现象时有发生。

    社会劳动力资源的有序流动，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但如果因为政策不到位，农村“留守儿童”成了“问题孩子”，就不仅是家庭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因此，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保证他们健康成长，应该是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关心，方方面面协同配合的综合工程。

    “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现象，是以往教育环境中没有出现过的新现象；这个“特殊群体”数量之巨和覆盖面之广，使其教育发展状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专家建议，对“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必须建立常规化执行制度。学校应发挥“主阵地”作用：建立“留守孩子”、“农民工子女”档案，并为每个学生建立学校联系卡，将联系情况每个月登记一次；实施责任帮扶制度，建立教师关爱学生班务日记，将关心落到实处；加强留守儿童的思想教育，培养健全人格；加强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消除自卑心理，培养阳光孩子。

    专家提醒，父母的言传身教是任何其他教育形式无法取代的。解决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让“留守儿童”与父母“团聚”；对于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变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基础教育应该有一个健全的“预警机制”和“公共服务体系”。对于社会管理者而言，解除户口限制、提供相应资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对策。民盟中央提出，应区别教育本身与非本身的问题。政府应该担当起培养农民下一代人的重任。建立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一直关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等问题。他对记者谈起了自己对“教育公平”的见解:全国“留守儿童”2000多万，进城务工人员子女700多万，如何让这些孩子享受平等的教育权益，是全社会最关注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要研究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怎样分担义务阶段投入保障经费。地方干部行政任期是5年制，而教育投入3到5年是看不到效果的，现实中干部的任期是有限的，但是国家教育发展是无限的，建立法定的教育投入保障长效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业，教师为本。教育公平、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民盟中央今年的重点调研，就是针对农村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教师队伍建设问题。一个国家的发展要靠人的素质，基础教育的发展是一个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更是涉及提高国民素质的战略问题。“关注民生，奔走国是”，是民盟的优良传统。我们理应对基础教育问题多调研，多研讨。义务教育的公平是基本的社会公平，没有这一基本的公平，和谐社会就很难实现。 （记者　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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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差异：农村教师“良鸟择木而栖”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城乡之间和不同区域之间教师待遇存在较大差异。也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教师资源的失衡与流动。现在，农村教师“下山进城”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为了保证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不“挖东墙补西墙”。近年来，随着高中教育的普及，南郑县有一批教学水平高的农村初中教师被抽调到高中和城区学校任教。这样，就使得原本相对薄弱的农村教师队伍更显不足。在教师力量相对紧缺的情况下，不少地理条件好、办学效益高的城镇和公路沿线学校，优秀教师、中青年教师云集，师资力量超编；而丘陵、山区学校优秀教师、中青年骨干教师留不住，致使大部分学校教师结构老龄化严重，教师缺编现象严重。

    农村教师资源的缺乏，导致“编外教师”现象严重。这也会导致我国第二代大批民办教师的产生。甘肃省靖远县共有中小学教师6144人，其中编外招聘教师1962人，占全县教师总数的31.9%；被聘用的教师主要是1984年以后的顶编教师、近年来未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和已取得教师资格证的社会人员。和“在编教师”比，他们的待遇更低，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更差。民盟甘肃省委在南郑县选择了11所学校作为样板，就近三年初中“三合一”考试成绩做了简单对比，单从成绩落差状况来看，城乡之间差距越来越大。除语文、历史成绩相对比较稳定外，数学、外语、物理等学科差距一直在40分左右。

    师资不配套，课堂教学水平就难以提高，也就难以得到群众的认可。调查表明，有87.3%的人认为，农村初中教师尚未真正确立起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走进新课程的要求有很大差距；有78.8%的被调查者认为，农村教师的教学能力偏低，年龄老化不能适应新课程教学。从深入课堂调研来看，很大一部分非专业教师疲于应付学习新课标，学习教材内容，对教材体系研究有限，上课多是照本宣科，很难在教学方法上、教材处理上有所创新和突破，教学效果差，成绩不理想。

    为解决师资力量不均衡的“当务之急”，湖北省教育厅针对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在通山县进行了大胆尝试:一是教师人事关系与县教育局挂钩，与学校脱钩；二是工资与岗位工作挂钩，与学校脱钩；三是定岗与学校的需求挂钩，与分配固定脱钩；四是定编与学校班级挂钩，与学生人数脱钩；五是收入与工作绩效挂钩，与学校利益脱钩；六是职称与聘用挂钩，与固定职称脱钩。

    教育质量好坏的决定因素在教师队伍建设。民盟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也开出了“良方”：改变现有的教师人事制度，缩小教师与公务员工资收入差额。以地市为单位，实行教师人事关系“统一管理、学校聘用”的办法，制定相关政策，实际编制向农村和边远地区倾斜，保证农村学校教师编制到位，专业教师到位；建立区域骨干教师巡回授课、紧缺专业教师流动教学、城镇学校的教师到农村学校轮流任教等制度，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积极引导超编学校的富余教师到农村任教，让城乡教师队伍合理流动起来。不再有农村教师与城市教师地位差别之分。

    民盟教育专家认为，师资问题是基础教育的首要问题，提高教师社会地位。为稳定“人心”，应考虑向法国、韩国等国学习，建立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度，将城乡教师统一纳入公务员体系，进一步明确教师的身份定位，提高教师工资福利待遇，并以此吸引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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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失衡：基础教育“负重前行”

    一口破旧的窑洞、一名代课教师、十几个年龄大小不一的孩子……这是一所位于陕西山区的小学，完全不具备一个学校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高标准的游泳馆、科技馆、图书馆，每个教室都配有投影仪，走廊里配有饮水设备……这是一所北京的“示范学校”。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整体教育规模和教育水平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但是资源配置不合理、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也逐步显现出来；在“能上学”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后，“上好学”又成为矛盾的焦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认为，中国正在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这一点决定我们必须办“大教育”。在这一背景之下，教育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决定着我们的教育体系能否承担全面提高全民素质的重任。

    调研结果显示，教育资源配置“失衡”仍然是制约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瓶颈”。以宁夏固原市为例，优质教育资源基本上集中在城镇：县城内好的学校校舍宽敞，有图书馆、阅览室，还有多媒体教室、学生机房等，而农村学校则显得“寒酸”许多；即使同一层次的义务教育，也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距。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导致生源及质量、效益方面的差异在逐步增大；重点学校生源好，几乎都是超大班，人数最多到达70多人，拥挤不堪，薄弱学校却生源少而差。

    这种状况，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同样存在。优质教学资源的不足，使“择校”、“择班”、“择师”的风气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最终，“择校”成功者，会因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不堪重负，那些不得已进入“劣质”学校的人，更会质疑教育的“公平性”。

    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是政府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资深基础教育业内人士彭水成提出，从策略上讲，既要解决对优质教育分配的机制，更应该注重解决优质教育资源形成机制。专家认为，一是现阶段必须破除这种束缚，在保障农村和薄弱学校基本经费投入的前提下，建立区域内教育资源共享机制：县域内城乡学校、示范校与薄弱学校结对帮扶机制，实现“捆绑式发展”，提升薄弱学校办学层次；倡导区域内教学设施等硬件资源共享，组建区域性基础教育资源调节平台；二是立即停办规模无限扩展的示范、重点学校，加强政府对区域内可控资源的均衡配置，加快实现教育机会均衡向教育质量均衡过渡。

    目前，国家制定了义务教育阶段各级各类学校的最低国家标准，包括硬件投入、教师队伍建设、资源配置、师生比例等。但在实施过程中，“弹性”往往很大。业内人士呼吁，国家应建立教育政策咨询委员会，以监督教育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落实；为体现公平性和代表性，委员会成员应涵盖政府官员、教育专家以及民间人士。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建议，必须对教育均衡发展作出科学的定义,建立一套具有公平系数的评价体系；现阶段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点应该是在实现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教育机会公平的基础上,着力推进县域或市域范围内的均衡发展;基本内容是政府公共政策的调整和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