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读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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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蒋廷黻（1895-1965）出生于湖南一个普通的农家，1911年由教会资助赴美求学；1923年回国，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1935年12月以非国民党员的学者身份从政，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后从事外交事务，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11月改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

这本《中国近代史》，像是一本散文笔法的政论书，读来流畅，令人愉悦，释理简单清晰，令人拿起便要一口气读完的感觉。他将清末民初的那几十年历史，剔除经络，剪去枝蔓，直指病疴疾患，作震聋发愦之音。

近代以来的历史，更多强调的是列强所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不平等，成为我们愤怒的根源，成为民粹主义的渊薮。在作者看来，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西方起初是因在中国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而无奈，进而因贸易及文化往来遭拒而愤怒，再而因个别人员冲突逐步发展至国家冲突，最后终于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在这个过程中，责任并不完全在西方，中国自有其消极责任。中国封建历史的朝代更替，有一种内在规律是新朝代建立初期，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具体表现是政治集团以民生为重，轻徭薄赋，社会努力耕作，很快出现了一番新气象。继而是盛世到来，政治清明社会物质丰富的结果，是政治斗争加剧社会矛盾升级，开始走向末世。继而乱世到来，重徭厉赋，直至大乱兴起，走向更替。

乾隆所处的时期，正是有清盛世顶峰时期，也是朝代命运开始转而向下的开始。统治者自以为天朝上国，万国来朝，都是有求于我。对于西方来使不仅不予以尊重不同文明习俗，平等相待，反而因对方不肯三跪九叩而报以冷遇。闭关锁国，拒绝往来，禁止贸易。当统治者看到马戛尔尼时，能够放下些许大国姿态；当看到西方精密仪器时，能为之惊叹而管窥一斑，学习西方发达的科技。晚清统治者也不至于昏庸到自绝近代文明的地步。

当然，一个时代的变化，个人所起的作用再大，也是有限的。即便强大如帝王，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依然有限。何以故？盖出于一个人的历史作用时期有限，短则几年，长则也不过就是几十年。而一个大时代的形成和变迁，动辄三五百年。这不是一两代人，而是十数代人的结果。

个人作用之外，发挥绝大部分历史决定作用的，是群体的文化。用唯物论来表达，即文化是内因，帝王朝代是外因。决定清朝自身命运的内因是儒家文化，帝王个人只是外因。例如在作者看来，林则徐“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与时人奋斗。......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他当时已觉悟到中国较之于西洋的落后而不敢公开提倡。”晚清士大夫最 忌惮清流指摘，林则徐在海疆一线，深知中国的器物不如西方，必须改革，可是林则徐不敢说。因为在北京朝廷的清流们，对西方器物一无所知，如果林则徐提出改革，势必会说他扬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倘若失去名誉，当官就难了。

由此不得不联系到书中另外一个见解：中国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一个人提倡维新，有十个人反对。在晚清士大夫群体中，能够发现维新才能救国的远不足十分之一，而能够公然提倡维新并身体力行的，更是少之又少，毕竟提出者总要遭到社会舆论的激烈反对。（摘自《中国近代史》）郭嵩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在西欧时，努力研究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认为不仅仅是器物，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也值得中国学习。他的这些超时代言论自然是引起全国士大夫的谩骂，说他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故而旧时的中国官场造就了一大批如林则徐、李鸿章这样的政治两面人：一方面，公开场合上坚持维护政治正确，不敢说朝廷一个不字；另一方面，私下里洞悉中国不如西方，必须加紧变革。

所以，作者认为“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其实纵观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场，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颇有远见，但是他们都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也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

“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如果能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相较于有太多政治倾向的历史教科书，蒋廷黻先生这本大作可谓清澈无比。他基于客观事实理性分析，字里行间皆透露出对国事兴衰的关怀和对历史的尊重，值得国人多读、多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