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名篇》阅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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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行、行动



——《陶行知教育名篇》阅读札记






       读《陶行知教育名篇》里，我几乎找不出那种旁征博引、四平八稳的学术八股文，这些文章长短不一，或泼墨如雨有万言之多，或惜墨若金有百字之少；文体很杂，有报刊文章、现场演讲、日常通信，也有带韵的诗歌、抒情的散文；材料鲜活，多半是大胆的想法、现身的说法和具体的做法，很少往故纸堆里钻，几乎也不拾取自己老师杜威的牙慧；语言朴实，有严密的推理但很少拿名词术语显示高深莫测，通俗的打比方有之，大俗的顺口溜亦有之。正是因为如此，陶行知先生的“东西”显示出了真正的价值。



　　因为他最倡导的“生活教育”，所以他的眼光总是往生活的地底下看，然后让自己的文字一如生活本身——顺生活之需要而自然挥洒，便有篇幅之短长；随生活之场合而开口动笔，便有文体之多变；依生活之脉络而观察、思考，便有材料之活水；据生活之俗尚而演说、作文，便有语言之本色。一言以蔽之，陶行知的所有文字，都来自生活，都是为他的“生活教育”服务的。


　  

　　这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陶先生对实践与行动的重视。陶行知早年提倡“教学合一”，几年之后他把这一提法又调整为“教学做合一”，而且把“做”放在突出的位置。他说：“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乃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有了“做”，先生与学生的界限就不那么严格了，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同一样东西——实践、经验以及由此构成的生活。 所以，他又说：“生活教育内之教与学，必是以做为中心。”



　　为了说明问题，他还借鉴并扬弃王阳明的“知行”学说，提出“行是知之始”的新见解。他认为，亲知、闻知、说知等三种知识中，“亲知是亲身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的”，而“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他反对“坐而言”，主张“起而行”。为了强调 “行”在求知中的关键作用，他还把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实际上，这里书面意义上的“行”就是上面所说的口语意义上的“做”。



　　“行”这一个字，后来在许多场合又通俗地表述为“行动”一词。他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现在的教育是关门来干的，只有思想，没有行动。教员们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们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所以那种教育是死的教育，不是行动的教育。”在谈“书本的真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时，他说：“‘行是知之始’，‘即行即知’，书和书中的知识都是著书人从行动中得来的。”在谈“追求真理”时，他这样生动地阐述：“真理离开行动好比是交际花手上的金刚钻戒指。我们所要追求的是行动的真理，真理的行动。这种真理不是坐在沙发上衔着雪茄烟所能喷得出来的。行动的真理必须在真理的行动中才能追求得到。”他还以比喻的形式，强调“行动”的首要意义：“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有行动之勇敢，才有真知的收获”。

　　总之，“做”、“行”、“行动”等概念属于同一谱系，它们以丰富的词汇指向“生活”，反复演绎着“生活教育”理论。



　　顺便反思一下我们今天的教育。从宏观上看，我们的教育有多少机会真正地走向生活呢？课本知识、课堂知识、反复练习的知识，有没有跟“行动”相结合呢？从中观上看，我们的校园有自身沸腾的生活吗？是不是“静止”太多了，而“行动”太少了？从微观上看，我们的课堂，除了教与学，有多少环节是在“做”中教、“做”中学的呢？



　　如今，在新一波的新课程改革中，活动性课程已经写进了“标准”之中。课程的“活动性”，无疑就包含在陶行知所强调的“做”、“行”、“行动”之中。但愿，陶行知的理想在今天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