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有人文情怀的好老师—听马向阳校长的讲座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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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有人文情怀的好老师—听马向阳校长的讲座后感
今天在海南省、市骨干培训会上有幸聆听到来自海中的马向阳校长的讲座《阅读与教师专业发展》
会上，我特意坐在中间，马校长，一位敦实厚重的北方人，鼻梁架着一副较轻的眼镜，一脸平易近人的模样，聊聊几句家常话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讲座就开始了。

马向阳在他的“明斋”
补充：关于马向阳书房名斋
　“忙中偷闲，躲进书斋，信手翻书，任意阅读，毫无功利色彩，既得读书真趣，又得读书之乐。”马向阳感慨道，“暂时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很随意地靠在椅子上，静静地阅读那些久违了的经典，与自己心仪已久的大师们作一次灵魂深处的交流和沟通，实乃人生一大快事。”
　　也许，对马向阳而言，阅读能让他遇见一个个灵魂知己。“去了一趟敦煌，又去了一趟平遥，回来后，张口闭口就是余秋雨怎么说，好像余秋雨是你家二哥一样。”曾有朋友这样“嘲笑”过马向阳。

讲座上马校长发自内心地说读书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他发了一组国外墨尔本、悉尼的市民在街道上、公园边、静静地读书的相片，在阳光下享受宁静的读书在他们眼中是多美的事情。相比之下，我们的国人确是喜欢翻手机阅读没有基础的心灵鸡汤，看过后很快就忘掉了。

一、国人读书非常少，这个问题很严重
一组五年的数据，让我们很惊讶：以色列人以读书人均每年读65本书排第一位，俄罗斯50本，美国45本，日本44本，中国人均4本，这一年读四本书包括了中小学生阅读教科书，为此我想到了在国外部分饭店用中文写请游客在公共场合保持安静，不接待中国人的事情，我想到了香港港民反对陆客对他们“文化的入侵”，我们走向强国的大路还很远，我们教育界的任务任重道远！我们父母的家庭教育任重道远！

二、书香校园建设是实打实，不是花架子
马校长在讲座中给我们举了在学校建设的过程与案例，让我深深感受到一位具有人文情怀的校长的教育理想。其中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海中在书香校园建设方面的确下了很大的功夫。从给图书馆安装空调，换软座，新书先放在班级流动书架，我感受到的那时实实在在的书香校园。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次去海中听课，闲暇之间逛校园，感受的是不仅仅是浓浓的历史老校的文化底蕴，在一些点滴的，比如说校园内居然匀出一个大的展厅展示学生的书画作品，这足以说明海中的大气人文情怀。

三、民国教育很值得我们学习
在讲座中，马校长还和我们分享了民国教育的故事，让我佩服的是，他居然把书中的一些案例活灵活现地给我们重现，其中最让我印象最深的是：
齐邦媛在《巨流河》中记述，抗战时期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时，教地理的女老师吴振芝常常带新书给大家看，还要同学们记住台湾的重要城市“鸡蛋糕”（基隆、淡水、高雄）。后来，吴老师的未婚夫在嘉陵江中遇难。齐邦媛和同学们写了一张纸条，从老师的宿舍门下塞进去。纸条上写着：“老师，我们和你一同哭。”有这样的老师和这样的学生发光发热，人性的灯盏才能薪尽火传，照亮20世纪的漫漫长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他有人文情怀，有自己特有的精神文化。
作为一位名师者，我们肩负着坚守教育的人文情怀，努力培养具有人文情怀的现代青年，使每一个青年学生不仅拥有知识、经验、理性与科学素养，而且还要拥有一颗善良、丰盈和美好的心灵，在生活与工作中，懂得尊重与感恩，能够宽容与理解，崇尚自由与公平，遵守秩序与法则，做到互助与友爱要不然社会就会变得紊乱，人生就会变得乏味，生活就会缺乏品质，生命就会丧失光彩。
名师之路还很长，但是我觉得缩短这条道路，通过阅读，或许会更短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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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

忆恩师
作者：齐邦媛 来源：《文苑》
　南开教育最令我感谢的当然是学业，那六年奠定我一生进修的基础。除了原有的学业水平，南开中学吸引了许多由平津来到重庆的优秀师资，他们受张校长号召，住进沙坪坝校园的津南村，直到抗战胜利，八年间很少有人离开。
　　南开向来注重国际性，所以英文教材难度很高，这是传统。理化方面程度也很强，学生上了大学以后，念物理、化学如入无人之境。我那时的功课很不错，只有数学不好，尤其是几何。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有些是虚线、有些是实线？我的观念里只有实线没有虚线。
　　化学科的郑老憨则是个奇人。全校似乎很少人用他的本名郑新亭称他，他未教女中部，但我们每次听男生学他用山东腔背化学公式，又说他在宿舍里喝点酒给男生讲《三国》，都羡慕得要死。此外，他还说了许多鼓励“男子汉”的壮语。
　　地理科的吴振芝老师教初中的中国史，提到台湾时叫我们记得“鸡蛋糕” （基隆、淡水、高雄），我们就在背后叫她“鸡蛋糕”。高中时，她教世界地理，常带一本本又大又厚的洋书，给我们看世界各地图片，开启我们的眼界。那一年夏初，她的未婚夫乘小汽轮在嘉陵江翻覆，噩耗传来，我们几个女生从她的单身宿舍门下塞进慰问信，上面写着，“老师，我们和您一同哭……”从此以后无人称她外号。
　　一九四八年初，我在台大文学院楼梯上遇见她去看沈刚伯院长，直到她从成功大学文学院长退休，我们都保持联系，在她生命末程，我也去医院见她最后一面。
　　我记得有一位数学老师姓伉，是创校元老伉乃如的儿子。他教得很好，在我们女生部十分有名。他的名字我忘了，只记得大家叫他“伉老二”，长得很高，未婚，同学们都觉得他很英俊，我不觉得怎么样。抗战时期大家都穿棉袄、草鞋，他却独树一帜，穿着白西装。
　　那时，他对我们班上一位女生颇有好感，她是南开的校花，就坐在我隔一个位置上。我们经常有小考，伉老师就在我们座位之间走动，往来巡查，有时低头看学生会不会写、有没有问题。每次，当他伏身到那位女同学位置去看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怪相百出，挤眉弄眼、推来推去。我们那时用毛笔写字，都有砚台。有一位同学非常生气，觉得他太讨厌了，怎么光是看她，就磨了一盘墨在砚台里，放在桌角上，让它突出桌沿一点，伉老师走过时就撞上了，墨汁淋到白西装上，大约有半个身子。他用天津话生气地说：“这叫么？这叫么？”意思是：“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女孩子这样整男老师，有时候好可恶。
　　影响我最深的是国文老师孟志荪先生。南开中学的国文教科书，初一到高三，
　　初中时选文由浅入深，白话文言并重，“五四”以来的作家佳作启发了我们的新文学创作。高中课本简直就是中国文学史的选文读本，从《诗经》到民国，讲述各时期文学发展，选文都是文学精华。
　　孟老师教我高二国文那一年，更开创了中学课程少见的选修课，有高二全校的诗选（男女合班）、高三的词选。那两年我已长大成人，除了必须应付别的课程，准备全国大专联合考试之外，日日夜夜背诵诗词。今日静静回首，中国文学史中重要佳作我多已在那两年背了下来。
　　除了课堂讲授，孟老师像父亲一样，把认为我能看的书都借给我看，有时候他还会说：“今天我们家做炸酱面，你来吃吧。”那也是我记忆中好吃的东西。
　　二〇〇四年，我们四十三班的五十周年纪念集里，受最多人追忆的是孟老师和郑老师（男生说当年有百分之四十的毕业生因为郑老憨而去投考化学和相关科系）。
　　有一位孟老师国文课的得意弟子——四十一班的学长谢邦敏，毕业考物理科交了白卷，但在上面写了一首词述志，自思是毕不了业啦。魏老师评阅考卷也写了四句：“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谢学长考上西南联大法律系，后来在北京大学教书。校园里流传着不少这样的故事，不难理解为何南开的老师们这么令人怀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