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级下册语文《诗两首》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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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艾青生平的一些情况（蒋海涛）
　　艾青是我的大哥。常有同志来访，或写信问我有关艾青的情况；同时我也发现在有关艾青的资料记述中，经常有与事实有些出入的情况。因此，我在下面对几个有关的问题作些回忆，作为答复和订正。
　　第一个问题，艾青的出生年月和对他早年在家乡的一点回忆。
　　艾青出生于１９１０年，与曹禺、吴强、姚雪垠等都是同年。有的文章把他的出生月份弄错了。１９７９年我为了编写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艾青专集》，住在北京史家胡同我大哥家里，看到了在《长春》上发表的李又然同志写的文章。这篇文章深情地回忆了他在巴黎时与艾青交往的情况，也提到了艾青这一笔名的来历。李又然说：艾青在“蒋”字上打了一个叉，露出草头成了“艾”字；“青”字呢？因为艾青是十二月生的。“艾”字的来历与许多资料谈和的比较符合，但他把“青”字的来历搞错了。李又然在３０年代到我们家里住过一段时间，那时我才１２岁光景。由于他是艾青的朋友，我们把他当大哥哥看待，他住在我家东厢客房里，还逗我下过围棋，我输了（我下围棋是从艾青那里学来的）。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艾青在监狱中托人带给李又然，后来在《春光》杂志上发表的。说艾青是十二月生，大概他没有记清楚。根据我的记忆，我们兄弟三人的生日凑巧得很，都是农历十七生的。艾青是二月十七，我的二哥是七月十七，我是十二月十七，月份是等差级数，很好记。
　　有人问，有的资料上说艾青两字也是海澄（大哥原名蒋海澄）两字的家乡土音的谐音，对不对？我想，是有关系的，家乡人称海澄发音和艾青相近。
　　艾青热爱家乡，但他一生天南海北，国内除西藏、台湾等地外，几乎遍历全国；国外到过几个大洲。除童年和少年的一段时间外，在家乡的时间并不长。法国留学回来和出狱后到过家里几次也都没住得很久。然而有许多事在我的记忆中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起了在家里的堂前，在写着“望益”那块匾额的下面，晚上他对弟妹们讲读外国名著《茵梦湖》里的故事。我记起了他离开牢狱重新获得自由后，同我们一起在本村祠堂前池塘里洗澡、戏水，他在池塘里低吟：“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国际歌》。他教我下围棋，那黑白棋子还是用马粪纸剪的，有时下得竟忘记了吃饭。他还同我们到村子和近的西周高背一带游览、写生，或者到风光绮丽的山坡上、池塘边观赏，沐浴在大自然的波光色海里。他从外面带回来许多书刊，有红壳面的《呐喊》，有封面上好像几个人挨在一起的《彷徨》，他住的东厢楼上的书橱里挤满了厚厚的现代杂志。这些都启引过我在少年儿童时代就去轻敲文学的门扉。这一切，都像云烟消散一般地过去了，但当记忆一丝丝地重新萦绕脑际的时候，又好像没有因年月的消逝而褪色。尤其是他为了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而离家远走的坚毅意志，一直在我的心坎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抗战炮火打响了，他又义无反顾地违反父亲叫他留在家里的意愿，离开家庭，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临行时并告诉我的二哥：“今后不论怎样，你们兄弟俩要做正直的中国人，千万不能参与那个党（指国民党）。”这一临别赠言，也使我联想到他的为人以和他为什么那样热爱鲁迅的作品。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文章和资料把艾青讲成义乌人（直到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福建教育学院出的一篇谈《黎明的通知》的资料还说艾青是义乌人）。
　　艾青是浙江金华人，他读的浙江省第七中学（现在的金华一中），原来的校址就在金华的名胜古迹“八咏楼”的和近。南宋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在金华住过，她写过《武陵春》一词，词中写的“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中的双溪，就是义乌江和武义江汇合成的婺江。八咏楼楼高数丈，面临婺江，登楼可以远眺。李清照在丈夫死后来金华避难时，曾登临过八咏楼，写过很有气势的诗：“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题八咏楼》）
　　从金华出义乌门向东走，约七十华里的地方，有个村子叫畈田蒋，我们的家就在这个村子里。村子就在双尖山下，艾青在《双尖山》这首诗中这样写：“亲爱的双尖山，／你是我的摇篮──／早晨，你看着我起身，／晚上，你看着我睡眠。”的确，在我家的楼上，从北面楼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双尖山的山顶。双尖山，在抗战时期是金华东义乌西一带游击战士经常出没的地方。我记得，我初次看到的《献给乡村的诗》《雪里钻》等诗，就是由当时金萧支队游击战士带来的。从我们这个村子向东走两里多路，就有一条小溪，隔溪就是义乌地界，我们村里的方言同史学家吴晗家乡苦竹塘（属义乌地界，离畈田蒋约五华里）的方言很相似，我们的母亲又是义乌县王阡（离我们村子１０华里，比我们村子大）人，所以有的人就误传我们是义乌人。吴晗倒是真正的义乌人，他的外婆家却在我们村子里。吴晗童年、少年时代在金华傅村育德小学和城里的金华中学（那时叫浙江省立第七中学）读书，假日常到畈田蒋外婆家来，常同艾青一起玩。出生在义乌的名人较多，如陈望道、冯雪峰、吴晗等，所以有的人把艾青也说成义乌人。我们的村子离金华城７０华里，离义乌城倒更近一些，也容易把我们当成义乌人。
　　　　（选自《艾青研究优秀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有删节）
二、艾青诗独特的意象与主题（钱理群）
　　每一个有独创性的诗人都有属于他自身的意象：在这意象里凝聚着诗人对生活的独特感受、观察与认识，凝聚着诗人独特的思想与感情。艾青诗歌的中心意象是：土地与太阳。
　　“土地”的意象里，凝聚着诗人对祖国──大地母亲最深沉的爱；爱国主义是艾青作品中永远唱不尽的主题。把这种感情表示得最为动人的，是他的《我爱这土地》。
　　我们的祖国，贫穷落后，多灾多难；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痛苦多于欢乐，我们心中郁结着过多的“悲愤”，“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然而，这终究是生我养我的祖国！即使为她痛苦到死，也不愿意离开这土地──“死了”以后连“羽毛”也要“腐烂在土地里面”。这里所表达的是一种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最伟大、最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这种感情在近代中国人民中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的这两句诗，真实而朴素，却来自诗人内心深处，来自民族生命深处，因而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
　　“土地”的意象还凝聚着诗人对生于斯、耕作于斯、死于斯的劳动者最深沉的爱，对他们的命运的关注与探索。艾青说过：“这个无限广阔的国家的无限丰富的农村生活──无论旧的还是新的──都要求在新诗上有它的重要篇幅。”艾青最真切的诗情都是献给中国的农民的：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一个地主阶级叛逆的儿子献给他的真正母亲──中国大地上善良而倒霉的普通农妇的颂歌。“大堰河”，作者说她没有自身的名字，“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而她又是用自身的乳汁养育了“我”的。这样的描述是来自生活的，但同时又赋予了“大堰河”以某种象征的意义，简直可以把她看作永远与山河、村庄同在的人民的化身，或者说是中国农民的化身。作者在描述“大堰河”的命运时，所强调的依然是她的平凡性与普遍性：不只她的欢乐是平凡的，就是她的苦难也是平凡的，普遍的。这是一个“缄默”的大地母亲、生命的养育者的形象：缄默中蕴含着宽厚、仁爱、质朴与坚忍。这样，在艾青的笔下，“大堰河”成了“大地”“母亲（乳母）”“农民”“生命”多重意象的组合（与纠结）。这首诗可以看作是艾青的诗的宣言书：他至高无上的诗神是养育了他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普通人民，他（她）们的生命存在。在以后的诗里，诗人关注的中心，始终是与中国土地合而为一的普通农民的命运。于是，他写出了“土地—农民”受蹂躏的痛苦：“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饥馑的大地，朝向阴暗的天，伸出乞援的哆嗦着的两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北方，乞丐用固执的眼光凝视着你，看你吃任何食物，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乞丐》），这里的每一个字都震撼着读者的灵魂。诗人更写出了“游动于地心的热气”、“土地—农民”的复活：“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在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漩流着的，将是战斗的血液”（《复活的土地》）。随着历史的前进，诗人终于写出了“土地—农民”的翻身与解放：“云从东方来，天下雨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雨洒着冀中平原”，“到处都淋着雨水，到处都好像在笑”（《春雨》）。诗人正是通过对于土地的痛苦、复活与解放的描绘，真实地写出了中国农村实际的灵魂。
　　“太阳”的意象表示了诗人灵魂的另一面：对于光明、理想、美好生活热烈的不息的追求。诗人说过：“凡是能够促使人类向上发展的，都是美的，都是善的，也都是诗的。”正是从这种美学思想动身，诗人几十年如一日地热情讴歌着：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生命与火焰。这正是艾青的“永恒主题”。这一时期写得最好的光明颂是《向太阳》与《黎明的通知》。《向太阳》全诗九节，共分四个段落。一至三节，“我”从昨天来：“昨天”我生活在“精神的牢房里”，“被不停的风雨所追踪，为无止的噩梦所纠缠”──这是对旧中国人民命运的高度概括。四至五节，正面唱出了太阳之歌。这是“现代化城市”里的“太阳之歌”，诗人所要追求与表示的是现代化社会的新的理想，因此，人们从太阳里所受到的启示是：发明性劳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与革命。六至七节，歌颂“太阳照耀下”的抗日解放战争新时代里，祖国山河的苏醒与人的新生。诗人着重抒写了实际生活中的伤兵、少女、工人和士兵的形象，写出了他们新的精神面貌。八至九节，转向写自身内心的感受，在新时代里灵魂的改造：与寂寞、彷徨与哀愁告别，勇敢地走向太阳，走向新生活。这首诗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歌颂了抗日解放战争给民族带来的新生。《黎明的通知》则是以一个更加乐观、明朗的调子宣告着新的时代的来临：“趁这夜已快完了，请告诉他们，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在这里，诗人正是一个时代的预言者与理想世界的呼唤者。
　　　　（选自《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三、《我爱这土地》赏析（孙光萱）
　　《我爱这土地》作于抗战初期。诗以“假如”开头，这个头开得突兀、新奇，不由令人驻足观望，凝神深思。诗中的“鸟”是泛指，是共名，它不像历代诗人所反复咏唱的杜鹃、鹧鸪那样，稍一点染，即刻具有一种天然的特殊的情味和意蕴，而是全靠诗人在无所依傍的情况下作出新的艺术追求。再则，诗中特地亮出“嘶哑的喉咙”，也和古典诗词中栖枝的黄莺、啼血的杜鹃、冲天的白鹭等大异其趣，它地道是抗战初期悲壮的时代氛围对于诗人的影响所致，同时也是这位“悲痛的诗人”（诗人自称）所具有的特殊气质和个性的深情流露。
　　作为抒情的艺术，诗歌作品需要不时地强化自身的感情，以便久久地拨响读者的心弦。人非鸟兽，不言自明，此诗偏以“假如”开头，这是第一层强化。谁不知道鸟声优美清脆，此诗偏以“嘶哑”相形容，这是第二层强化。光有这两层强化还不够，于是诗中接连出现了所歌唱的对象：土地、河流、风、黎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描写这些对象时达到了穷形尽相、淋漓酣畅的地步，充沛体现了这位自由体诗人的艺术特色。我们知道，写诗多半是忌用或少用“的”字的，那些民歌体作品不必谈了，就是自由诗创作，也有不少人害怕“的”字一多，拖泥带水，冲淡了诗味。艾青则不然，他敢于用由一系列“的”字组成的长句来抒发缠绵而深沉的感情，喜欢在所描写的对象前面加上大量的形容词和修饰语，以展现对象的神采风貌，形成一种特殊的立体感和雕塑感，这是艾青的自由诗创作不同于其他自由诗作者（如田间）的一个重要特色。《我爱这土地》自然也不例外，试看诗人在“土地”“河流”“风”“黎明”这样的中心词语前面特意加上的“悲愤的”“激烈的”“温柔的”等许多修饰语，就不难窥见其中的奥妙了。
　　以上所说的这些描摹土地、河流等景观的长句，可说是第三层强化。正当读者为诗人不时的歌唱──顽强的生命力所折服所吸引时，没料到诗篇陡然来了一个大的转折，一个破折号之后突出“我死了”，让身躯肥沃土地，于是，生前和死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在这强烈的对比和反差中一以贯之的乃是“鸟”对土地的执著的爱，这真是生于斯、歌于斯、葬于斯，念兹在兹，至死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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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疑问，最强的风到后来也会变弱，最硬的箭到头来也会落下。诗人们写诗，可说是一边在强化自身的感情，一边也在为自身设置难题：这样写下去能否后来居上，余味不尽，还是变得难以为继，语完意尽？《我爱这土地》好在没有沿着原先的路子走下去，它在隔开一行，作了必要的间歇和停顿之后，开始转换角度，由比而赋，由穷形尽相的描绘转变为质朴遒劲的直抒，就像一个高明的歌唱家，充沛理解乐谱最后一个休止符的意义，他吸够了气，蓄足了势，终于唱出了最高的一个音符。
　　不用说，在国难当头、山河沦亡的年代，诗人歌唱“土地”具有格外动人的力量，而诗人那种不时转折和强化的抒情方式，当然也是和充溢险阻坎坷的时代相吻合的。
　　　　（选自《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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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溶哀愁于物象（流沙河）
　　这是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写于１９７２年）。这首小诗我用四川土话朗诵过好几次，听众反应强烈。诗写得好，一目了然，谁要我来詹詹费词。真要叫我说说，却又感到为难。这是一粒水晶珠子，内无瑕斑，外无纹痕，而且十分透明，一眼便可看穿，叫我说些什么。我看见了的，他人也都看见了，还要我来说吗。看来看去，这粒水晶珠子仿佛不是工匠琢磨成的，而是天然形成的……
　　不。这是诗，人写的。既然是人写的，总不会是一挥而就的，其间必有一个创作过程。这个过程，假如作者自身出来说说，我们听了，或有助于今后写诗，也未可知。可惜沧海横隔，同胞难聚，遗憾遗憾。那么，参照着写诗的一般经验，我就来冒昧地猜一猜余光中是怎样写成这首诗的吧。
　　故国故乡故园，人之所恋，古今一样，中外相同。翻翻唐诗宋词，游子抒写乡愁之作，多得叫人惊讶。现代中国人，粗具文化的，差不多都念过或听他人念过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３０年代的和４０年代的同学，恐怕都唱过或听他人唱过这支歌吧：“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甚清，风甚凉，乡愁阵阵来。故乡人，今何如，念念常不忘。在他乡，一孤客，寂寞又凄凉……”只是这支歌的曲调是从捷克音乐家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乐》里挪借来的，这点唱的人未必都知道。至于４０年代的那些不愿做亡国奴的流亡同学，几乎没有一个不会唱《流亡三部曲》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台上一唱，台下都哭，感人至深。这支歌余光中肯定会唱。他还会唱《长城谣》：“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因为他在一首诗里提到过这支歌。髫年所唱，没齿难忘。那些遥远了的记忆不可能同他的这首《乡愁》无关。厚积薄发，一首小诗里涵藏着多少年的感受啊！
　　余光中该记得很清楚，自身小小年纪，做了流亡同学，逃到大后方去读书求学。学校里有一个取信栏，他每天去那里看两次。紧着心弦，扫视着那一长排信封的队伍，要看看有没有熟悉的字迹──母亲的字迹，写着自身的姓名的。多次失望之后，收到一封信了，比伙食团打牙祭还快活。恭读了一遍又一遍，都背得了。然后细察信封上的邮票，那上面盖着邮戳呢。一个小圆圈内有一个大城市，母亲就住在那里呢。看能看见，摸能摸着，就是没法回到那个小圆圈内去。浩浩长江万里，他在这头（上游），母亲在那头（下游）。这一枚小小的印着孙中山先生肖像的盖着故乡的邮戳的邮票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十多年后，他写了一首《邮票》：　　　　　　　　　　一张娇小的绿色的魔毡，
　　　　　　　　　　你能够日飞千里；
　　　　　　　　　　你的乘客是繁重的恋爱，
　　　　　　　　　　和宽厚的友谊。
　　　　　　　　　　两个灵魂是你的驿站，
　　　　　　　　　　你终年在其间跋涉；
　　　　　　　　　　直到他们有一天相逢，
　　　　　　　　　　你才干休息片刻。
　　邮票啊，邮戳啊，家信啊，印象太深刻了，直到１９８１年他还在一首《梅雨笺》里写到它们：“方的邮票／圆的邮戳／只轻轻地一敲／扁扁的心情（河注：薄薄的家信）／就留下了烙印。”《乡愁》的第一段抓住邮票这个物象，说小时候的乡愁，一个流亡同学的乡愁，是母亲从远方寄来的信件上贴着的那一枚邮票。这样写，对他说来，不但是很方便的，而且是很合情的，很合理的。
　　少年时期匆匆去了如烟云之过眼，未来的诗人渐渐长大了。４０年代末，他随家长迁居香港，旋即去台湾，插入台大外文系三年级。１９５２年毕业后，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出版，得到梁实秋的好评，名声大噪，同时入伍服役。１９５４年同未来的妻子小名咪咪的恋爱，有一首情诗《咪咪的眼睛》为证。１９５６年退伍，入东吴大学任教，结婚。两年后去美国留学进修，该算是新婚别。台湾基隆港上船，横渡太平洋，美国旧金山港登岸。身在异国，心在家里，捻弄着那一张窄窄的来程船票，乡愁顿起。不过这时候乡愁的内容已经变了，慈母让位给新娘了。少恋母，长恋妻，人之常情啊。《乡愁》的第二段抓住船票这个物象，说长大后的乡愁，一个异国孤客的乡愁，是把他从新娘身边引走的那一张船票。这样写，对他说来，也是很贴切的，他写他自身的真实感受嘛。
　　１９５８年母亲去世，遗体火化。他把骨灰匣安放在窗台上的盆花丛里，写诗为母亲招魂，唤她的慈魂快快回来，回到这“火后的小城”里来，回到这“四方的空城”里来。在这一首《招魂的短笛》里，他对母亲的慈魂说：“春天来时，我将踏湿冷的清明路，／葬你于故乡的一个小坟，／葬你于江南，江南的一个小镇（河注：他的母亲是江苏武进人）。／垂柳的垂发直垂到你的坟上，／等春天来时，你要做一个女小朋友的梦，梦见你的母亲。”余光中是个孝子，多有悼亡母的章句，写得十分感伤。送母亲的骨灰匣回她的故乡去入土安葬，这一孝思，迄今二十多年了，尚未实现，虽然春天已经来到了。那骨灰匣想来早已入土，大约是安葬在台北市郊的圆通寺吧，因为他在一首诗里说，清明节扫墓日他听见母亲在圆通寺喊他。以常理推之，那里该有一方小坟吧。
　　邮票啊，船票啊，坟墓啊，这些物象里潜溶着多少哀愁啊！它们象征着距离：邮票，船票，空间的距离；坟墓，阴阳的距离，死生的距离。薄薄的一层混凝土，内外相隔，那么遥远，比千山万水的相隔更遥远啊！《乡愁》的第三段抓住坟墓这个物象，说母亲去世后留给他的乡愁，一个孝子的乡愁，是使他死不瞑目的那一方坟墓。这时候乡愁的内容又变了，爱妻让位给亡母了。这一段是高潮，出奇制胜。读者为之惊愕，细细一想，悲从中来。我朗诵到这里，嗓子都哆嗦了。
　　人到中年以后，阅历既多，五味尝遍，渐渐地看透了人世的诸般畸形怪相，于是不再好奇；渐渐地懂得了事业的艰难，于是雄心消泯。他的头脑里神往日少而回忆日多，愈来愈像反刍动物，经常咀嚼肚子里的旧闻往事，竟有回甜之感，于是“鸟倦飞而知还”，有了落叶归根的愿望。白昼忙着，不太觉得，到了夜间，故国故乡故园便频频地来入梦了。早晨醒来，梦去无痕，依然人在台北市厦门街的小巷中的一座古老的院子里。乡愁难遣，翻翻中国地图，神游太湖，溯江而上，直抵重庆市江北县悦来场，又沿江而下，看那“蒋山青，秦淮碧”的南京城，想起昔年那里有许多美丽的表妹……最可恼的是那一湾海峡，二指宽罢了，浅浅的一层海水比纸更薄，就是涉不过去。这时候乡愁的内容再一变，变成了那可恼的海峡。《乡愁》的灵感也许是这样来的吧？
　　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腹稿里支起的第一个构架，很可能就是这样的。有了这个构架以后，便回头去翻查记忆的仓库，专找如海峡那样的象征着距离的物象。不费多少工夫，就找到了邮票啦船票啦坟墓啦之类的物象。于是用这些物象做横梁，仿照着第一个构架，又支起了下面三个构架：
　　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这便是《乡愁》的雏形了。第一个构架，就其意义而言，分量最重，虽然是先出，却做了结尾。何况按时间顺序排下来，也应该做结尾。诗人写过去，只是为了写现在。现在望着一湾浅浅的海峡发愁呢，这才是全诗的落脚点。
　　余光中把《乡愁》归入他所说的“浅易之作”。他所说的“浅易之作”是指那些如《乡愁》一类的“一读就懂”的诗，不是说“浅易”的一定不好。“浅”是文字浅显，“易”是容易读懂，他不反对“浅易”，但是，台岛那里“许多读者”“要求一首诗一读就懂”，却遭到他的反感。他说：“一个人假如只能读浅易的诗，就注定自身终身在诗国做匆匆过境的观光旅客。”这话恐怕说得太重了吧。除了写诗的内行，一般读者，各有各的事业，奔走忙碌，然疲役，偶有余暇，不去看电视看电影看跑马看黄书，而去观光诗国，也就算是很不错的了，哪怕匆匆过境呢。对这样的读者，理当叩头称谢才是，不宜责之太重。何况台岛那里就是有些深奥得可厌的诗，不但一般读者叫苦，写诗的内行也说读不懂呢。例如张默的《无调之歌》，大诗人如洛夫者竟然都这样说：“这首诗我看了很久，看不太懂。”何况一般读者呢。要求浅易一些，一读二读三读终能读懂，而不是愈读愈头疼，难道不应该吗？
　　我之所以要向读者介绍《乡愁》，正是看中了它的“浅易”。而它的精巧的构思，溶哀愁于物象的身手，值得我们潜心揣测，从中学习诗艺，乃是自不待言的了。
　　　　（选自《流沙河诗话》，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五、《乡愁》赏析（李元洛）
　　乡愁，是中国诗歌一个历久常新的普遍的主题，余光中多年来写了许多以乡愁为主题的诗篇，《乡愁》就是其中情深意长、音调动人的一曲。
　　正像中国大地上许多江河都是黄河与长江的支流一样，余光中虽然身居海岛，但是，作为一个挚爱祖国和其文化保守的中国诗人，他的乡愁诗从内在感情上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中的民族感情保守，具有深厚的历史感与民族感，同时，台湾和大陆人为的长期隔绝、飘流到孤岛上去的千千万万人的思乡情怀，客观上具有以往任何时代的乡愁所不可比拟的特定的广阔内容。余光中作为一个离开大陆三十多年的当代诗人，他的作品也必定会烙上深刻的时代印记。《乡愁》一诗，偏重写个人在大陆的经历，那年少时的一枚邮票，那青年时的一张船票，甚至那未来的一方坟墓，都寄寓了诗人的也是万千海外游子的绵长乡关之思，而这一切在诗的结尾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有如百川奔向东海，有如千峰朝向泰山，诗人个人的悲欢与巨大的祖国之爱、民族之恋交融在一起，而诗人个人经历的倾诉，也因为结尾的感情的燃烧而更为撩人愁思了，正如诗人自身所说：“纵的历史感，横的地域感。纵横相交而成十字路口的实际感。”（《白玉苦瓜》序）诗人的《乡愁》是我国民族保守的乡愁诗在新的时代和特殊的地理条件下的变奏，具有以往的乡愁诗所不可比拟的广度和深度。
　　在意象的撷取和提炼上，这首诗具有单纯而丰富之美。乡愁，原本是大家所普遍体验却难以捕获的情绪，假如找不到与之对应的独特的美的意象来表示，那将不是流于一般化的平庸，就是堕入笼统化的空泛。《乡愁》从广远的时空中提炼了四个意象：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它们是单纯的，所谓单纯，绝不是简单，而是明朗、集中、强烈，没有旁逸斜出、意多文乱的芜蔓之感；它们又是丰富的，所谓丰富，也绝不是堆砌，而是含蓄。有张力，能诱发读者多方面的联想。在意象的组合方面，《乡愁》以时间的发展来组合意象，可称为意象递进。“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这种表时间的时序语像一条红线贯串全诗，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前面三节诗如同汹涌而进的波涛，到最后轰然而汇成了全诗的九级浪。
　　《乡愁》的形式美也令人瞩目。它的形式美一表示为结构美，一表示为音乐美。《乡愁》在结构上出现出寓变化于统一的美。统一，就是相对地均衡、匀称；段式、句式比较整齐，段与段、句与句之间又比较和谐对称。变化，就是防止统一走向极端，而追逐那种活泼、流动而生机蓬勃之美。《乡愁》共四节。每节四行，节与节之间相当均衡对称，但是，诗人注意了长句与短句的变化调节，从而使诗的外形整齐中有参差之美。《乡愁》的音乐美，主要表示在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美的旋律，其中的“乡愁是──”与“在这头……在那（里）头”的四次重复，加之四段中“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在同一位置上的叠词运用，使得全诗低回掩抑，如怨如诉。而“一枚”“一张”“一方”“一湾”的数量词的运用，不只表示了诗人的语言的功力，也加强了全诗的音韵之美。
　　《乡愁》，有如音乐中柔美而略带忧伤的“回忆曲”，是海外游子深情而美的恋歌。
　　　　（选自《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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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诗两首》艾青简介
　艾青，原名蒋正涵，字养源，号海澄，笔名还有莪伽、克阿、纳雍、林壁等。１９１０年３月２７日生于浙江省金华县畈田蒋村一个地主家庭。因为算卦的说他的“命”是克家长的，所以自幼被寄养在一位叫“大堰河”的贫苦农妇家里，到五岁才回到家长家中。这使他从小感受了农民的忧郁，并把自身的命运和他们联系在一起。在回到家里后，他一直处在冷漠的空气里。这幼年的倒霉遭遇，成了他日后作为一个革命诗人的幸运的机缘。从家族关系、生理血统看，他是地主的儿子，而从感情关系、心灵系统看，他却是精神上的“农人的后裔”。他的诗歌创作正是以此为土壤而生根发芽的，他正是以歌唱“大堰河”踏上了诗坛。
　　“五四”运动迸发时，艾青正在中学里学习，受到了爱国主义和科学与民主的启蒙。他曾和同学一起上街游行，喊口号，砸烂卖仇货（日本货）的商店、捣毁公开卖鸦片烟的“禁烟督察署”，去郊外迎接路过金华的北伐军。
　　一九二八年夏，艾青中学毕业，考入了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绘画系。学了不满一学期，院长劝他到国外去学习。于是在一九二九年春，他便和几位同学怀着浪漫主义思想逃跑似的到了法国巴黎学画。最初家里还肯接济，不久就断绝了。他在一家中国的漆作坊找到工作，有时工作半天就到蒙巴纳斯一家画室画素描。他爱上后期印象派的画家，而看不起“学院派”的绘画。他还阅读了不少俄罗斯批判实际主义的小说，苏维埃十月革命的小说和诗歌，以和欧洲现代诗歌。凡尔哈仑、惠特曼、马雅可夫斯基、兰波等人都对他发生过影响。“九·一八”事变后的一天，他在巴黎近郊写生，一个喝醉了的法国人走过来向他嚷道：“中国人！国家亡了，你还在这里画画！”他觉得这话就像在他脸上打了一记耳光，于是他便于一九三二年初由法回沪。当时国民党和日本已签订《何梅协定》妥协投降了。当他看到闸北一带的断墙残壁时，几乎要哭了。同年五月，加入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同时和江丰、力扬等几个学美术的青年组织了一个美术团体“春地画会”。同年七月十二日，当画会成员在念世界语时，他和其他十二人突然被捕入牢，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才出狱。
　　早在中学时代，艾青就开始学写诗。在巴黎三年“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生活中，也时常在速写本里记下一些瞬即消逝的感觉和自身的观点之类的作品，并且创作了记述他参与反帝大同盟东方支部在巴黎集会情景的诗作《会合》（一九三二年五月发表于左联刊物《北斗》），但是那时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是从事美术的学习和创作；到后来他在狱中失去了绘画的物质条件才自然地把精力转而倾注于诗歌创作。他曾说：“决定我从绘画转变到诗，使母鸡下起鸭蛋的关键，是监狱生活。”（《母鸡为什么下鸭蛋》，见《人物》一九八○年第三期）每当不眠之夜，诗人借铁栅栏外的灯光，在白纸簿上写诗，有时把两句叠在一起了，等天亮再把它们折开重抄。他说：“我借诗考虑，回忆，控诉，抗议，……诗成了我的信念，我的鼓舞力量，我的世界观的直率的回声。”
　　一九三五年出狱后，艾青回到家里。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在常州武进女子师范教了一个学期的书，又在上海亭子间里继续写诗。他把自身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写的诗选了九首，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后由巴金收进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８年后，艾青在黑龙江、新疆农场劳动。１９７８年重返诗坛后，作品思想更趋幼稚，感情深沉，富于哲理。
　　艾青抗战迸发后曾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后任《广西日报》文艺版编辑、重庆育才学校文学系主任。１９４１年去延安，曾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抗战胜利后历任华北文艺工作团团长、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副院长、华北大学第三部副主任。建国后历任《人民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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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诗歌创作
艾青是抗战时期中国诗坛上一颗最亮的诗星，曾被智利大诗人聂鲁达称为“中国诗坛的泰斗”。
　　１、艾青诗歌的创作历程：
　　　⑴　艾青抗战迸发前的诗歌创作：当“新月派”、“现代派”的诗风（后期走向颓废）弥漫诗坛的时候，艾青、田间、臧克家等青年诗人为诗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流。１９３２年，他在狱中创作了《大堰河──我的保姆》和其他八首诗，后来结成他的第一个诗集《大堰河》。除此而外，在早期，诗人还写了许多短诗，其中《太阳》、《春》、《黎明》等构成了一组向往光明、歌唱理想的诗篇。
　　　　　艾青早期的诗作初步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带着深沉的忧郁，语言朴素而形象，形式自由不受拘束，一方面，他抒发了自身对旧世界的诅咒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自身对革命和光明的向往。
　　　⑵　抗战时期是诗人创作的高潮期。这一时期，诗人的视野扩大了，诗的主题开掘更深了。短诗集有《北方》、《献给乡村的诗》、《旷野》、《黎明的通知》等等；这一时期，诗人将对祖国苦难的忧郁和对光明、对理想的欢愉结合在一起，对祖国苦难的认识更深沉，对光明的认识逐步深化。
　　　　　抗战时期是艾青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新时期以来，是他创作的第二高峰期，代表作《光的赞歌》。
　　２、艾青诗歌的艺术特点：
　　　⑴　艾青诗歌当中的意象：
　　　　　艾青４０年代的诗作中出现的意象是多姿多彩的，表示了诗作“向善”的精神内质，它们既是诗人所具体描绘的形象，也是诗人强烈、深厚的情绪的客观对应物。它们是诗人爱与恨、真与善的最高意义的表达，同时也反映出了时代的主题。如：
　　　　①　“雪与雾”，这组意象是作为黑暗社会与险恶环境的象征物而出现在艾青的诗作中的。
　　　　②　“土地和旷野”，这组意象有着多重含义：首先是凝聚着诗人对祖国──大地母亲的最深沉的爱；其次是凝聚着诗人对祖国命运的深沉的忧患意识；另外，还凝聚着诗人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和对他们的命运的关切与探索。
　　　　③　“黎明和太阳”，艾青始终如一地热情歌颂着太阳、朝霞、黎明、曙光、春天、火焰、生命、红旗和胜利。这组意象是艾青诗中出现最多的意象。首先，它们是中国光明前途的象征；其次，也是对革命战斗者精神源泉和其前进动力的解释；第三，这组意象也是寄寓着诗人追求真理，挑战旧社会，向黑暗势力搏斗，向美好明天进发的思想趋向。
　　　　④　“生与死”，这组意象是对英勇战斗和不畏牺牲的战士品格的写照。
　　　⑵　艾青诗歌中的主导性精神意识：反叛意识、苦难意识、平民意识、战斗意识；
　　　⑶　艾青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
　　　　①　对实际主义保守的坚持和发展。 艾青的诗始终坚持“忠于实际，用自身的全部智能去和实际结合，随着发展和变化”，而同时他也注意到了诗的主体性和艺术性，从而把诗歌实际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②　吞吐容纳中外古今的气度。 艾青的诗歌表示出诗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继承，同时也明显的留有西方象征主义、印象派诗歌艺术的影响痕迹。
　　　　③　对形象、形式和语言方式的重建。在诗歌形象上，艾青防止了当时存在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保证了诗的整体质量；艾青发明了别具一格的“艾青体叙事长诗”，他的长诗代表了当时长诗所达到的艺术高度，特点是：通过人物特写揭示人物灵魂，突出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始终坚持着抒情性、诗意化的特征，在总体上有着雍容的风度和浩荡的气势；语言上，艾青的诗歌是具有散文美的自由体诗，他的诗朴素、严谨、语言深入浅出，具有生活实感，因此能够走向民众。
　　“七月派”诗人群：在艾青的影响下诞生的一个诗歌流派，他们的发轫以１９３７年《七月》杂志的诞生为标志，这群诗人以胡风、绿原、阿垅、孙钿、邹荻帆、冀汸、鲁藜、牛汉等为代表，追求对待生活与创作的关系要持一种“突进”与“结合”的态度，强调诗歌的实际性和、个性、艺术性。他们的诗气质狂放、勇敢自信，诗歌内容以描写“忧患、郁愤、苦难、苦斗”，抒情风格是喷发型的，明朗、朴实、激越、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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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简介
当代台湾诗人与散文家，１９２８年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母亲原籍江苏武进，故也自称“江南人”。１９４８年进入厦门大学外文系时开始发表新诗，１９４９年５月到达台湾入台大外文系，毕业后进入军界。退役后进修硕士学位，并从事编辑与教学工作。其人“左手为诗，右手为文”，著有诗集《舟子的悲歌》（１９５２）、《白玉苦瓜》（１９７４）,散文集《左手的缪思》（１９６３）等各十余部，另外还有评论集《掌上雨》（１９６７）。　　
　　１９５２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１９５９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LOWA）艺术硕士。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１９７２年任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主任。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８５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１９８５年至今，任高雄市“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和讲座教授。其中有六年时间兼任文学院院长和外文研究所所长。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身写作的“四度空间”。至今奔驰文坛已逾半个世纪，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其文同学涯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现已出版诗集２１种；散文集１１种；评论集５种；翻译集１３种；共４０余种。
　　余光中的诗文创作和翻译作品，祖国大陆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广州花城出版社、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安微教育出版社等１５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余先生同时又是资深的编辑家，曾主编《蓝星》、文星》、《现代文学》等重要诗文刊物。并以“总编辑”名义主编台湾１９７０～１９８９《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共１５册（小说卷、散文卷、诗卷、戏剧卷、评论卷）。
　　余光中在台湾与海外和祖国大陆文学界享有盛誉。他曾获得包括《吴三连文学奖》、《中国时报奖》、《金鼎奖》、《国家文艺奖》等台湾所有重要奖项。多次赴欧美参与国际笔会和其他文学会议并发扮演讲。也多次来祖国大陆讲学。如１９９２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演讲《龚自珍与雪莱》；１９９７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其诗歌散文选集共７册，他应邀前往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北京五大城市为读者签名。吉林大学、东北大学颁赠客座教授名衔。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曾朗诵演出他的名诗《乡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北京图书目录》，收录《余光中诗选》于其中。近年来，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东方之子》等栏目专题向国内观众连续推荐报导余光中先生，影响很大。
　　海内外对余光中作品的评优秀论文章，大约在一千篇左右。专论余光中的书籍，有黄耀梁主编，分别由台湾纯文学出版社与九歌出版社出版的《火浴的凤凰》、《璀灿的五彩笔》；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余光中一百首》（流沙河选释）等５种。传记有台湾天下远见出版公司出版，傅孟君著《茱萸的小朋友──余光中传》。其诗集《莲的联想》，１９７１年由德国学者译成德文出版。另有不少诗文被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
　　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保守文化，热爱中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他是中国文坛杰出的诗人与散文家，他目前仍在“与永恒拔河”。呼吸在当今，却已经进入了历史，他的名字已经显目地镂刻在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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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的创作
　年轻的时候，余光中戏称自身可以“以右手写诗，以左手写散文”。他对写作四度空间的定义：诗、散文、评论和翻译。对于每一项，他都有其独爱之处，正如他所说：“诗是我的妻子，散文是我的情人，评论和翻译则是外遇！”
　　余光中的诗，有着很重的自我生命反思感，这标明他对生命的看重；偶有在遣词造句上，用戏谑的手法表达内心感受，也许人生总要点平衡吧。早期诗中融汇了保守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笔法。题材广泛，风格屡变，技巧多姿。可能年事渐长，近期的作品都带着些沧桑，但却没有使读者阅后有感伤。
　　余光中的散文，常是以自我为中心动身的。从不少文章中看到，他的「情」是处处留的。从小时启蒙、至家人散落天涯海角、自身游历住过的城镇、执教的日子等，他都把心放下去了。常于文中，他老实地向读者倾心吐意：那段难忘记忆、那段人情、那段不舍等。青壮年时期的作品，如《逍遥游》、《望乡的牧神》等卷章，气魄雄厚，色彩灿丽，更被称为“余体”。
　　余光中的评论，正是见证他为人从不马虎、万事从谨的态度。因为他要求自身的评优秀论文章以经验为基础，记下所见所闻所感，又用自身的感触与悟解，令所论的主体带着古典主义的明晰说理或浪漫主义的丰盈意象。
　　余光中的翻译作品产量极为丰富。有中译英的中国现代诗、也有英译中的英美诗歌、小说以至戏剧。他在教授翻译时，他常主张要译原意，不一定要译原文。这使他译作品带着信实和忠贞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