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上网40小时：全民网瘾背后的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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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报记者程朋 李好宇

　　一周上网40小时，这一正在拟定中的网瘾标准，轻而易举地将全世界最庞大的网民群体划入了“网瘾者”的范围。

　　全民网瘾就如同一张贴在中国互联网面孔上的争议性标签，立即在中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中国是否已经陷入全民网瘾？

　　但是，比起“网瘾是不是贬义词”这样的争议本身，对整个中国社会更具有深刻穿透力的则是，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与互联网高度捆绑所营造出的特殊现象，已经让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年龄群体之间赫然出现一条深深的“数字鸿沟”。这种“数字鸿沟”不断地以价值冲突、认知差异、思想碰撞等各种形式，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产生着前所未有的影响和改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围绕“全民网瘾”所产生的这场争论，更如同一面镜子，忠实地记录了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国家，在思想文化、人文价值等方面所发生的激烈碰撞和深刻改变。

　　未来10年，“全民网瘾”的争论注定会继续下去，甚至更加激烈，整个中国社会也注定要在“数字鸿沟”的碰撞和影响下跋涉前行。

　　一个青年演员的另类成名

　　青年演员祖峰在中国电视史上创造了一个离经叛道的表演纪录；一个反面形象的角色，却在互联网上留下了一个极为另类的评价——第一个被网瘾一代集体认知的反面角色。

　　祖峰在2009年火爆中国的谍战剧《潜伏》中扮演国民党情报人员李涯。作为曾经打入延安革命根据地的谍战人员，李涯心狠手辣，冷血无情，可谓剧中余则成的最大对手。

　　可以说李涯这个角色之所以能在网上引起如此轰动，跟祖峰本人对人物形象入木三分的刻画不无关系。但事情远远没有这样简单，与以往单纯地将影视人物分为正面和反面不同，在以高度依赖互联网的年轻一代为主的收视群体中，却破天荒地从职场的角度去审视这个角色。

　　在各大网站“潜伏”专区中，讨论李涯的帖子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角色，甚至包括主角余则成。在一些大型论坛，年轻一代的观众已经将李涯的职业生涯与职场生存联系起来，讨论“李涯是不是老板赏识的员工类型”这样的话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孔艺霏甚至和李涯扮演者祖峰在网站上公开探讨起“李涯是不是职场教科书”，这事实上已经超越了演员本身，更多的是对这个反面角色本身某些特定方面的认知。

　　“这种针对反面人物的集体认知在以往几乎是没有的，李涯这个角色算是开了一个先河。”对记者说这话的是曾经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现为自由影评人的罗中海。

　　他拿出了一本上世纪80年代的《大众电影》，上面有一张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南霸天的剧照。“当初陈佩斯的父亲陈强凭借南霸天这个角色一举成名，在观众中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当时包括社会舆论和全体观众都是将目光聚集在陈强这个演员对南霸天角色的成功扮演上，关注的是陈强的演技，而对南霸天这个角色是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这就是一个大坏蛋，一个万人唾弃的阶级敌人，这一点跟李涯的遭遇有很大不同。”

　　网友“我是老古董”曾经参与过网上李涯帖子的讨论，他谈起这个话题不以为意：“大家也知道他是个特务，需要被否定。但只不过大家的目光更多聚集在这个角色人物所表现出的某些特点，对现实职场生存的影响上，这并不代表大家认同这个人代表的其他东西。”

　　网瘾现象改变年轻一代的价值评判

　　为什么对李涯的这种另类认知不会出现在我们父辈甚至更上一代人的身上？因为他们跟年轻一代相比，很少有那样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思想相对传统，或者说没有思想改变的外在推动力。

　　“80后”、“90后”则完全不同，尤其是“90后”，从小浸淫在以自由、个性为特点的互联网文化中，人文思想、价值认知受到很大的影响，完全不同于上一代人。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个本来自古存在于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代沟，到了互联网时代，就被数字平台无限放大，彻底变为横亘在“80后”、“90后”年轻一代和父辈之间的一道深深的“数字鸿沟”。

　　与这个观点相吻合的是，2008年国内18岁以下网民、19～28岁网民、40岁以上网民所占网民总比例分别是22%、39%和7%。而在这三个年龄群体中新增上网人数的增长率则分别为65%、38%和20%。

　　罗中海甚至开玩笑说：“即使让我父亲看10遍《潜伏》，也绝对看不出‘80后’一代人眼中的那个李涯来。” 在罗中海看来，李涯现象实际上就是互联网和年轻一代，尤其是“80后”、“90后”一代高度捆绑所催生的产物。

　　西南大学心理学专业徐华春博士师从国内心理学泰斗黄希庭教授，曾经专门研究过年轻一代对互联网的依赖现象。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这种年轻一代和互联网所谓的高度捆绑其实就是一种网瘾的表现，现在60%的年轻人肯定都有依赖互联网的上瘾症状。他认为，不必忌讳“网瘾”这样一个词汇，它并不是贬义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年轻人有网瘾并不是一件坏事，关键是怎么去利用好这种“瘾”。“要记住，对于人的思想来说，只有高度依赖，才能深刻改变。”

　　从历史上看，现在“90后”、“80后”和前面几代人之间所产生的代沟，尤其是心理上的差异，是建国后几代人中最为明显，也是最为深远的。曾经有一个小测试显示：如果“50后”、“60后”、“70后”之间的代沟分值为5分上下，那么“80后”与前几代人的代沟分值达到了10分，而“90后”与前几代人的代沟分值则突破了20分，达到最大值。这其中，互联网起了很大作用。

　　就拿看影视来说，老一辈人对角色的评判很简单，就是拿意识形态和政治标准去套，以此判断对方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正面人物肯定是最受欢迎的，反面人物则注定要被大家不屑一顾。不可能有其他诸如职场价值这样在他们看来匪夷所思的评判标准。

　　1961年出生的四川人王凯至今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在石油局大院里，大家看露天电影——孙道临主演的《渡江侦察记》。当屏幕上出现国民党特务军官的形象时，有人突然站起来扯着嗓子吼了一声：“打倒蒋介石！”

　　但是到了互联网一代，成天泡在网上的“网瘾一代”则有着跟父辈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和审判体系，意识形态和传统道德当然是其中之一，但更多价值认同标准纷纷涌现出来，这是之前数代中国人极少考虑过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年轻一代才会从职场奋斗的自我价值角度去审视一个传统意义上应该遭到否定的反面角色，从而产生出效果完全不一样的影视观感。

　　甚至这种多元化的价值评判标准也反过来影响到影视剧创作本身。在《潜伏》结尾的设计中，导演姜伟就摈弃以往正面人物胜利凯旋，皆大欢喜的手法，专门拍摄了一个余则成和爱人咫尺天涯，相望而不能相守的残酷结局，用以表现革命者和革命信仰的伟大和悲壮。结果受到了许多年轻观众的欢迎，大大加深了他们对革命者为建立新中国无私奉献的印象。没有这样的多元化氛围，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能为老一辈观众所接受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成天泡在网上的“网瘾”现象，年轻一代还很难产生这样特立独行、自成一派的自我价值和社会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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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瘾问题在于填平数字鸿沟

　　如果说全民网瘾制造出的“数字鸿沟”只是存在于影视领域，那还简单。但是，当数字鸿沟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存在于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群体之间，那么，要解决全民网瘾衍生的种种社会问题，真正的挑战来自填平它所带来的数字鸿沟。

　　在教育领域，网瘾、数字鸿沟带来的矛盾冲突，成为最为集中、最为激烈的一个地方。今年暑假，从事心理咨询的朱小丹博士曾经专门接待过一对从四川南充来的夫妇，给他相当震撼的冲击。

　　这对夫妇的年龄在40岁上下，都是当地普通工人。他们一到朱博士的办公室，就一下子跪到地上，哭泣着要朱小丹救救他们的16岁孩子。

　　“那场面真的叫人揪心，父亲是一个近1米8的北方大汉，一下子就跪到地上，可见是多大的悲怆才让他作出这样的举动。我也是为人父母的，当时眼泪刷刷地就跟着下来了。”朱博士回忆说。

　　跟任何一个网瘾故事一样，这对夫妇的孩子也是沉迷于网络游戏，开始是每天下课就去网吧玩游戏，后来发展到逃课，最后干脆通宵不回家，成天泡在网吧，甚至被发现抽烟喝酒。父亲对孩子劝也劝了，打也打了，但始终没有让孩子摆脱网瘾，反而让孩子对家庭产生了敌视感。

　　朱小丹后来见到了这个孩子。跟想象中不一样，孩子很清秀，也很有礼貌，并没有太多的坏习惯。只是一谈起父母，孩子就一下沉默了，不愿再说话。与孩子待了一周之后，朱小丹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两代人认知上差距太大造成的冲突案例。

　　在孩子2年前接触网络游戏的时候，抱着“学习和游戏并不冲突”的想法，每天花一两个小时去耍游戏。但父母却不这么认为，学生就应该以读书为主，耍游戏肯定会影响学习成绩——但事实是当时喜欢玩网络游戏的孩子学习成绩并不差。在这种传统思维支配下，父亲每天开始要求孩子放学回家继续学习。

　　具有青春期叛逆心理的孩子自然不愿意服从父母管教，总是想方设法跑到外面去，甚至和网游中认识的朋友见面。这更加深了父母根深蒂固的“网络游戏教坏孩子”的想法，遂采取各种措施来限制孩子外出。

　　结果两种思想认知的碰撞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并呈现出悲剧性的发展态势。孩子越来越抗拒父母的管理，拒绝和父母沟通，并通过逃学、不回家等方式来表达抗争。父母则越来越怀疑网络游戏正在让孩子堕落下去，更加试图让孩子与网络游戏隔离，进行网络“免疫”。

　　“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互联网的影响不同，两代人的认知不同导致的结果。老一辈人认为网络游戏和读书学习不能并存，由此担心网瘾对自己孩子的负面影响；年轻一辈则认为父母思想太落伍，太僵化，不认同父母对自己的教育管理手段。即使在朋友观上，双方也相去甚远。父母认为孩子要交朋友就应该在学校和那些积极上进的同学交往，网络中认识的朋友都太不正经。孩子则觉得自己的朋友应该是多种多样，学校中有，网络上也应该有。两种思想认知都想征服对方，其实如果当时双方能够在思想认知上做一个沟通交流，甚至是融合和平衡，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朱博士说。

　　朱小丹后来告诉记者，其实解决这种思想上的差距最为棘手——这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

　　你能说父母思想保守落后吗？“可怜天下父母心”，谁不愿自己的孩子好好成长，将来有出息。无论是苦口婆心，还是严格管教，为人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好。何况青少年普遍缺乏自制力，父母有责任帮助孩子正确成长；但另一方面，孩子有不同于传统思维的想法就是错吗？毕竟这是一个潮头涌动的年代，年轻人总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认知观。唯一的解决方式只能是进行两代人沟通和融合。

　　但问题就在于，即使要做到这样的两代人思想沟通和融合也同样存在认知上的差距。

　　老一辈人觉得孩子就应该服从父母管教，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长期泡在互联网的年轻一代则觉得，民主平等的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应该存在，包括父母和孩子之间。由于思想认知上的差异始终没有得到愈合，结果就导致出现了一个糟糕的循环：父母认为互联网带坏了孩子，更不能让孩子接触互联网；孩子反过来觉得无法与父母沟通，将更多情感寄托到互联网上，更加沉迷进去。

　　思想认知上的这道数字鸿沟同样让许多教育工作者困惑无比。最典型的莫过于从2006年开始的针对中学语文教科书的“鲁迅作品争论风波”。

　　鲁迅可以说是出现在国内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最多的作家，《故乡》、《阿Q正传》、《孔乙己》……都让数代中国人记住了这位伟大的民族作家。在传统的语文教育中，鲁迅作品往往会从“民族魂”、“用笔杆作投枪，作匕首”的角度去剖析欣赏。

　　但是，随着新一代年轻人进入中学课堂，互联网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多元化评判和探讨，影响着年轻一代更加严谨地审视鲁迅作品，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评判鲁迅作品。这对传统教育工作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2006年10月，刚刚从国家教育部系统实习回来的教师王春杨做了一个学校调查，结果发现当地30%的中学生对鲁迅作品在语法上都存在严重的质疑。

　　记者在王春杨的教学笔记上看到课文《孔乙己》中的一句话：“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当时已经有学生公开在课堂上向老师质疑这句话的正确性，在这些年轻学生看来，这完全就是一个病句。而课后习题居然要学生把这个疑似病句“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表述的深意与巧妙写出来，结果引起了许多学生的严重怀疑。

　　王春杨告诉记者，这种课堂上的公开质疑在以前是很难见到的，从“90后”的学生入校之后，越来越多这样的现象涌现出来，甚至对教材提供的标准答案也持怀疑态度，也成为老师们需要解决的一个新问题。

　　“我们上世纪80年代读中学那个时候，教材答案就是权威，哪里还敢质疑什么。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感觉质疑一切成为这代年轻人的新潮流。他们甚至每天针对争论的话题，在网上进行大量的集中讨论，同时从网上获取更多论证自己观点的素材。”

　　穿越那些上瘾的年代

　　当我们回过头去看，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先后有三大新兴事物掉入“精神鸦片”大争论的漩涡中心：武侠小说、电子游戏、互联网。

　　如果我们做一个有趣的穿越，回到那个已经逐渐在记忆中淡去的年代，会发现那些争论的本质——无论是“精神鸦片”，还是“电子海洛因”，跟今天的“全民网瘾”之争完全一样，归根到底是多种不同的思想价值、人文认知在当时的社会体系中发生激烈碰撞，并产生对未来极为深远的影响和巨大的震荡。

　　80年代，金庸带来全民武侠瘾

　　■时间：上世纪80年代

　　■地点：中国

　　■参与群体：中学生、大学生和社会青年

　　已经没有人知道第一本金庸武侠小说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社会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当这些封面略带粗糙的简装本小说出现在中国人手中之后，整整一代人的思想将会改变。

　　在上世纪80年代，人手一本金庸或者古龙的武侠小说，几乎成为青年一代的独特潮流。这种潮流也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关于“武侠小说是否危害青少年健康”的社会大讨论。

　　赵兴桂是广西河池地区某中学1986级的学生。正是在《射雕英雄传》的影响下，他开始尝试自己撰写武侠小说，成为国内最早涉足武侠创作的人士——尽管后来他却成了一个服装小贩。

　　“那时候在学校，老师最严防死守的除了学生抽烟，就是看武侠小说了。在老师的办公室里，摞在桌上的武侠书足足有一大堆，什么金庸的，古龙的，梁羽生的，卧龙生的。”在赵兴桂那个时代，学生、家长和社会舆论始终是以一种怀疑甚至反感的态度去面对在学生中流行的武侠小说。

　　1985年，黑龙江人杨徐莱还是一个14岁的初中生。黄日华主演的《射雕英雄传》迅速让他迷上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成为家长和老师头痛的问题。那个时候，家长一到学校去开会，班主任肯定会提到怎么防止学生偷看武侠小说的事情。家长也非常紧张，经常在家检查杨徐莱的卧室。

　　杨徐莱说不出来那段青葱岁月，自己是不是有武侠小说瘾。就是觉得武侠小说和平时接触到的东西完全不同，书中那些快意人生、仗剑江湖的内容如同磁石一般吸引着自己。即使学校和家长反复“围剿”，也不能阻止自己躲在被窝里偷看《天龙八部》、《小李飞刀》。

　　整个上世纪80年代，媒体上的争论同样存在并贯穿始终。部分传统媒体以“精神鸦片”的名头指责武侠小说的泛滥，认为严重影响到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无助于正常社会价值观的培养。但也有一些媒体发表了不同的观点，主张对武侠小说和那些痴迷的青少年应该更宽容一些，武侠小说本身没有过错，迷上武侠小说同样没有错，只是要掌握好一个度的问题。

　　值得玩味的是，当时对武侠小说潮流持正面态度的媒体，大多是以观众来信的形式表达观点。

　　90年代，红白机掀起电子游戏潮

　　■时间：上世纪90年代

　　■地点：中国

　　■参与群体：中小学生

　　1983年7月，日本任天堂公司向市场推出了一款代号为FC(Family Computer)的游戏机，又称红白机。谁也没有想到，10年之后，这款看似不起眼的游戏机以第一种数字产物的形式，在中国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电子游戏浪潮，由此开启了延续至今，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青少年游戏问题。

　　记者在四川广安新城区找到李松的时候，这位老人正在街上的一个茶馆打川牌。1990年，李松的儿子到香港出差，带回两台红白机，这在当时完全是新鲜东西，在街坊邻居中都引起了轰动。李松灵机一动，就在老县城的北仓路开设了县城第一家电子游戏店。“也不叫店，其实就是在马路边摆两根条凳，搭一个雨棚。”李松回忆。

　　游戏店迅速吸引来大量的小学生——附近正好有一所重点小学。每到放学，这里挤满了学生，大家排着队玩。开始收费是5角钱，只要游戏人物死了，就结束游戏。后来变成按时间收费。

　　北仓路有一家电子游戏店的消息很快在学校和家长中传开了。开始有一些老师和家长经常在附近徘徊，以便逮住自己的学生或孩子。李松一段时间还产生了愧疚感，觉得有些对不起这些孩子和家长，游戏误人。

　　后来，《光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重磅通讯《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这篇文章后来获得第11届中国新闻奖通讯类二等奖)，第一次提出了“游戏上瘾”的概念，将对电子游戏的争论提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也让这场争论更加白热化。如果说对于武侠小说，社会舆论和学校、家长的意见还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在电子游戏这个问题上，大家的看法几乎空前一致：必须加强管理，否则这些玩物丧志的数字产品迟早会打垮整整一代中国青少年。

　　“关键还在于价值观不同。老师和家长都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环境出来的，认为学生天生的使命就是要埋头苦读，先苦后甜，才有出头之日，在学生的字典里，是不应该有‘玩’这个字眼的。但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则有不同的看法，学生为什么就不能玩，不能迷恋某种东西？那个时候没法跟父母沟通，思考层次完全不在一条水平线上。他不认同你的观点，你也无法理解他的想法。”至今已经有两个孩子的温州公务员陈朝泽说。1992年，为了玩《魂斗罗》，他两次从家里出走。

　　但事实上，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这场电子游戏潮的扩大和升级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此时互联网开始出现，电脑游戏、网络游戏以更加空前的规模将青少年一代卷入其中，也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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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瘾的医学之争

　　直到今天，网瘾到底是心理疾病，还是生理疾病，引起了医学上的争论。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更多地认为网瘾是一种社会现象带来的副产品，属于心理疾病范畴；医学专家则认为网瘾已经呈现出生理疾病的特征，需要根据生理机制进行医治。

　　徐华春：网瘾是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

　　西南大学心理学博士、师从国内心理学泰斗黄希庭教授

　　所谓网络成瘾，就不仅是经常性和重复性地使用网络，而是主观上无法摆脱对网络的依赖，造成个人与现实相脱节。因此，只根据上网时间来判断成瘾与否，是不太合适的。

　　毕竟，“成瘾”反映的是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而不仅是行为。因此，对一个长期上网的人，考查其是否可以有效融入现实生活中，以及在没有网络时情绪是否如常等等，也许能够更好地反映其成瘾状况。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上网行为本身是多样的，其动机更是千差万别。即使同样表现为打网络游戏，有人享受从中获得的自由感觉，有人从中获得现实中难以得到的胜利与尊严，还有人在游戏中迅速结交同类，找到归属感……可见，成瘾者是将自己诸如自主、成就、人际交往等正常的心理需要，特别是在现实中无法达成的需要，通过“快餐”的方式获得满足。

　　因此，将“网络成瘾”视为一种单一的病症加以对待，可能无法触及问题本质。特别是，由此观点所延伸出的“电击”等直接针对网络的疗法，就显得过于简单和粗暴。

　　毕竟，网络本身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了。个人认为，对于网瘾者，应当在了解其具体情况后，有针对性地教育和引导其通过现实的途径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以摆脱对网络的主观依赖。

　　陶然：重度网瘾也是生理疾病！

　　北京军区总医院网络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最早在国内开设网瘾门诊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凡是社会功能受损并给自己或他人带来伤害的症状即可被称为疾病，网瘾符合疾病的基础概念，这一点，相信今天已经没有争议了。既然是疾病，就要进行分类诊治，网瘾究竟该划归精神疾病还是生理疾病呢？这可以从其概念说起。

　　世界上第一位研究网瘾的学者金伯利·杨给出的定义是：网络成瘾指的是个体反复过度使用网络导致的一种精神行为障碍，表现为对网络再度使用的强烈欲望，停止或减少网络使用后出现的戒断反应，同时伴有精神及躯体症状。金伯利博士认为网瘾是一种“精神行为障碍”，即精神类疾病，并伴有行为障碍。但这一点我并不完全赞同。

　　从我院目前收治的病例样本来看，轻度网瘾的症状表现主要集中在精神层面，包括注意力涣散、焦虑、抑郁、烦躁等，尚未引发身体机能方面的障碍，定义为精神类疾病并无不妥。但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病人对网络依赖程度的加深，由于睡眠、饮食无规律，长时间劳累等客观关联因素的累积，重度网瘾患者往往伴随着内分泌紊乱，或患有佝偻、颈椎疾病等“网络疾病”。这时，网瘾已经跨越了心理范畴，形成机体依赖，并对机体造成损伤。如果仍将其简单定义为心理问题，或依照精神类疾病的方法收治，往往事倍功半。从这个层面来看，重度网瘾也可认定为生理疾病。

　　这就是为什么网瘾治疗需要心理疏导、药物辅助双管齐下的原因。一来，网瘾往往伴发焦虑、抑郁、强迫、注意力缺陷等并发症，如果单纯以心理疏导的方式进行，对这些生理问题放任不理的话，一旦离开治疗环境，由于机体条件的特殊性，网瘾极易复发，且复发后依赖程度更强；二来，并发症的根源在于病人的内分泌紊乱、身体机能失调，已经涉及生理疾病范畴，难道还能简单地认定为精神疾病吗？

　　网瘾标准应该怎么定

　　2009年8月25日，记者拨通卫生部精神卫生处的电话，了解网瘾标准制定的相关细节。工作人员称，数月前已委托相关机构代为制定标准，目前仍在内部研讨阶段，进度及委托机构暂不方便透露。对于网上热传的“年底将出台网瘾国标”的说法，该工作人员并没否认。

　　标准背后的神秘组织，是否正如网上所传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及中南大学湘雅二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呢？几经辗转，记者联系到某媒体报道中的“专家组成员”、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高雪屏博士。高雪屏称，湘雅二院并未接受卫生部委托，自己更非标准制定组成员，“完全属于误读”。北大六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宣传科称并不了解此事，不便多说。

　　不过消息也并非完全没有依据，知名网瘾戒除学者陶宏开向记者确认，“六院确实在部署相关的标准制定工作，只是他们低调进行，不愿信息外漏而已。现在网瘾关注度这么高，随便露出点风声就让标准出台前承受不小的舆论压力。”

　　一位接近网瘾戒除行业的人士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实力非常雄厚，属于网瘾戒除行业的第一梯队，“夸张点说国家队也不过分”。一个尴尬的现实却是，虽然声誉不错，但六院网瘾治疗的费用也不是普通家庭可以承受的，“中度患者最低标准在每月8000元以上”。由于病例样本库相对较边缘化，该人士也表示担忧，这样制定出的标准是否会以偏概全？

　　陶宏开：网瘾国标不是敛财工具

　　旅美学者，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戒网瘾第一人”

　　这次卫生部牵头制定网瘾国家标准，一方面说明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程度，同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网瘾问题已经上升到全社会必须正视的高度，需要“国标”出面来解决了。

　　2005年回国，从偶然帮助的第一个网瘾少年开始，发现国内网瘾患者年龄结构与西方显著不同——保守地说，九成以上的网瘾患者是青少年及一些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老人及中年患者比例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除了国内互联网发展较晚、受众相对年轻化外，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与应试教育体制有关。网瘾患者的年轻化、低龄化成为我国网瘾独特的国情。既然要制定“国标”，在借鉴国际标准的同时，更需量体裁衣，设置一些国内更为适用的选项——比如国外网瘾标准多相对成人而言，国内标准应更多地侧重于未成年人，比如在时间标准的量化上应取更低值。

　　此前医学界已经推出过多个网瘾标准，虽然都不够完备，但均有可取之处，“国标”完全可以集百家之长，比如网瘾分级制度。我曾写过一本书，名为《孩子都有向上的心》，里面就将网瘾分为10个等级，1~4级为网瘾倾向；5~6级为轻度网瘾；7~8级为中度网瘾；9~10级为重度网瘾，很多医疗机构在界定诊治的时候用的就是这套标准，不同程度的网瘾患者也应配合不同的治疗方法。如果“国标”能将这些网瘾治疗的社会经验和临床数据收集起来，并辅以充分的国情调查，相信制定出来的标准会真正可信、可用。

　　最后说一句，标准的制定是一个去伪存真、不断完善的过程。希望相关部门本着对患者负责、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制定出一个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国标”，而不是一个空洞的学术标准，更不应该是某些机关、部门借机敛财的工具。

　　应力：制定网瘾标准，我们太急了

　　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心理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对于网瘾标准，现阶段卫生部还只是低调委托，积极筹划。不过，一旦成型，这将是国际上第一个网瘾界定、治疗的国家标准。

　　不过在我看来，这么一个世界第一，不争也罢。

　　美国精神病学家伊凡·戈德伯格1995年第一次提出了网瘾这个概念。转眼间14年过去了，美国依然没有将网瘾列入疾病范畴，更未出台任何医学标准。反观国内，网瘾问题引发社会普遍关注是在2005年之后，比美国整整晚了10年，4年不到便急于出台“国标”，是我们研究成果领先，后来居上吗？显然不是。是网瘾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不得不治了吗？也不尽然——无论从网瘾患者总数，还是增幅，目前还都在可控范围内。

　　为什么说国标制定有些操之过急，其实与网瘾本身的特殊性有关。网瘾在医学界属于相对新兴的事物，发生机理尚未明确。所以在国内外多数人仍以“障碍”定义网瘾，即精神行为障碍，而非疾病。我不明白，对于一种连作用机理都不明确的“病”，急于制定标准，是为了辅助诊断治疗，还是为了制造社会恐慌？

　　标准的出台对网瘾治疗也有两面性。一方面，便于相关机构区分、界定网瘾；另一方面，这些被标准定义为网瘾患者的孩子也被贴上了标签，实际上对心理疏导是无益的。在我6年的治疗过程中，我一直主张去标签化，告诉孩子，“你没有问题，但问题困扰着你”。这样，利于解开心结。反之，如果被标准强行贴上标签，孩子的逆反心理会愈加严重，对网瘾治疗实际上是不利的。

　　所以，我希望这次网瘾“国标”的出台，能够从操作性层面定义，即为治疗机构提供指导意义，而不要将其划归为学术定义。目前，学术定义为时过早，待积累足够的病例样本，且学界对网瘾发生机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后再来制定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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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份迥异的网瘾标准章程

　　专家版：陶然，北京军区总医院网络成瘾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家长版：韩天声(化名)，医务人员，网瘾少年家属

　　起草人：韩小磊(化名)，高中二年级，一年前曾因网瘾被某治疗机构收治

　　总则：

　　专家版：从医学角度解读网络成瘾的发病机理，提供防治参考。

　　家长版：建立切实可行的网瘾预防体系，为社会、学校、家庭提供积极的网瘾防治指导。

　　学生版：网瘾只是习惯，不是病。爸爸妈妈们，你们能不能别把我送进网瘾治疗机构？

　　预防

　　专家版：从心理上进行沟通，定期请心理专家进行心理方面的指导。

　　家长版：杜绝网络、电子游戏等一切精神鸦片的侵袭，如果可能，请取缔网吧！另外，从家里做起，家里电脑除了用于学习，不得让孩子挪作他用。

　　学生版：请专家、父母们别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别认为我没用，多与我沟通交流，了解我的内心世界，这种朋友间的交往也不会把我逼向网络。

　　认定

　　专家版：

　　1.个人平均每天非工作学习目的连续上网超过6小时，且符合以下症状标准超过3个月，即可认定为“网络成瘾”。

　　(1)对网络的使用有强烈的渴求或冲动感。

　　(2)减少或停止上网时会出现周身不适、烦躁、易激动、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碍等戒断反应；上述戒断中通过使用其他类似电子媒介(如电视、掌上游戏机等)来缓解。

　　同时，以下5条至少符合1条：

　　①为获得满足感而不断增加使用网络的时间和投入程度；

　　②使用网络的开始、结束及持续时间难以控制，经多次努力后均未成功；

　　③固执地使用网络而不顾其明显的危害性后果，即使知道网络使用的危害仍难以停止；

　　④因使用网络而减少或放弃了其他兴趣、娱乐或社交活动；

　　⑤将使用网络作为一种逃避问题或缓解不良情绪的途径。

　　学生： 1.将网瘾从精神科分离出来，网瘾不是病，更不是精神病。

　　1.父母、学校应允许我们在周末、空闲时合理上网一定时间。不要把网络当成洪水猛兽，动不动就怀疑孩子染上网瘾了。现在强行让我们离开网络，将来是不是也会被社会淘汰？

　　2.取缔各类网瘾治疗机构，那不是人呆的地方，只会让我们和父母的距离越来越远，对网络越来越依赖。

　　3.取缔各类网瘾治疗机构，叫停所谓的物理疗法、药物疗法，心理咨询可以保留。

　　4.通过社区、公交车等定期宣传网瘾的概念、防治知识等，帮助人们(尤其是家长)树立正确的网络价值观。

　　5.在中小学开设网络教育课程，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网络使用方法，疏胜于堵。

　　6.学校多组织、帮助学生开展一些健康的课外活动。除了网络，我们实在是无处可去了。

　　7.最重要的是，父母应和我们多交流沟通，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

　　治疗

　　专家：心理疏导为主，对于重度网瘾患者，若有抑郁、强迫、注意力缺陷等伴发症，应辅以相关药物治疗，剂量遵医嘱。

　　家长：1.劝诫、教育无效情况下，为了孩子的未来，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可以考虑把孩子送往网瘾治疗机构。对于我们这些伤心的父母来说，这是无奈之举！

　　2.网瘾防治机构应由国家规范统筹，宁缺毋滥，建立一批省级以上的试点单位，让网瘾治得放心。

　　3.严厉打击网络色情，在学校、网吧等公共场合安装绿坝等过滤软件。

　　4.严格管理网吧，禁止未成年人进入，一经发现，严惩不怠。积极打击黑网吧，铲除网瘾滋生地。

　　5.积极推进网游分级制度。禁止未成年人接触带有暴力、血腥、色情内容的网游。开发更多绿色健康网游，从游戏内容方面减轻未成年人对网络的依赖。

　　6.学校、社会、媒体应加大网络教育方面的宣传，帮助孩子在思想意识层面建立防线。同时对于一些有网瘾倾向的孩子应重点关注，不离不弃，注意思想引导。

　　学生： 1.将网瘾从精神科分离出来，网瘾不是病，更不是精神病。

　　1.父母、学校应允许我们在周末、空闲时合理上网一定时间。不要把网络当成洪水猛兽，动不动就怀疑孩子染上网瘾了。现在强行让我们离开网络，将来是不是也会被社会淘汰？

　　2.取缔各类网瘾治疗机构，那不是人呆的地方，只会让我们和父母的距离越来越远，对网络越来越依赖。

　　3.取缔各类网瘾治疗机构，叫停所谓的物理疗法、药物疗法，心理咨询可以保留。

　　4.通过社区、公交车等定期宣传网瘾的概念、防治知识等，帮助人们(尤其是家长)树立正确的网络价值观。

　　5.在中小学开设网络教育课程，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网络使用方法，疏胜于堵。

　　6.学校多组织、帮助学生开展一些健康的课外活动。除了网络，我们实在是无处可去了。

　　7.最重要的是，父母应和我们多交流沟通，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

　　康复

　　专家：戒断反应消失，网络使用具备自控能力，受损社交功能恢复。 家长：恢复自控能力，对网络不再依赖，学习成绩和生活走上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