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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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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11 07: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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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错定为叛徒的经过
20世纪60年代,在狠抓阶级斗争的氛围里,经江青、康生等人授意,1963年8月,戚本禹继抛出《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揭露太平天国后期的忠王李秀成是叛徒之后,又写了第二篇批判文章,借批李秀成把矛头指向党内的叛徒问题,促使原来的学术讨论变成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瞿秋白《多余的话》由此受到牵连。不久,常州瞿秋白故居被关闭,已征集到的文物也被封存。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掀起,“抓叛徒”的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多余的话》被污蔑为瞿秋白的“叛徒自白书”。1967年4月12日,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因为在我们党内,有带着两种目的的人加入党,所以就有了两条路线。以无产阶级的代表人、无产阶级的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这是一条路线。还有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这又是一条路线。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的就是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7年4月13日,康生也在军委扩大会上谈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这个决议,对毛主席的作用有一些正确的议论,但是在有些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譬如对瞿秋白的说法是不对的。”
1967年4月22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4月25日,康生在高级党校学工人员大会上讲话说:“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高岗、彭德怀、张闻天一直到刘邓,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5月6日,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市法院红色革命造反总部合办《讨瞿战报》第一期出版。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冲进八宝山,砸坏了瞿秋白墓,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也随之被隔离审查,其他亲属都受到各种严苛待遇,还株连到了研究瞿秋白的人员及收集和保管瞿秋白烈士文物的各级干部。1967年1月19日,红卫兵冲进江苏常州西门公墓,砸坏了在那里的瞿秋白母亲金衡玉的坟墓。
1932年6月19日,在山东济南以教书为生的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在贫病交加中与世长辞,被安葬在济南南郊。1949年之后,瞿秋白、瞿景白、瞿坚白兄弟三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瞿氏后人也专程从常州来济南寻找瞿世玮的坟墓。后来,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又从北京专门致函山东有关部门,要求妥善保护瞿秋白父亲的陵墓。瞿秋白被打成叛徒后,红卫兵也把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的墓碑给砸掉了,坟也给平了,后来坟地变成了一片苹果园。
不久,杨之华被撤销北京户口,转到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监狱。1973年10月20日凌晨,72岁的杨之华在秦城监狱含冤病逝。
平反的曲折历程
1978年,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的历史冤案终于平反昭雪,但瞿秋白的名誉却一直未得到恢复。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先到中央专案组查问,但得不到明确的回答。后来,瞿独伊拜访了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当时在医院住院的陆定一抱病亲自给陈云和黄克诚写信,要求党中央为瞿秋白同志平反,信件原文如下:
陈云、黄克诚同志并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说瞿秋白是叛徒,我很怀疑,现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请求复查此事,理由如下:(一)瞿在被捕之后写了《多余的话》,情绪消沉。这篇东西,因周总理看过,确是秋白所写。但以此为据,判定秋白是叛徒,则证据不足。因为它究竟不是自首书或反共宣言。(二)定秋白为叛徒的,是以谢富治为部长的中央公安部,时间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谢富治人很坏,当林彪、“四人帮”走狗,诬陷了很多好人,对瞿秋白的叛徒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值得重新检查,不能轻率相信。(三)秋白被枪决,国民党曾发过消息,登过报。如果秋白叛变了,国民党必须大肆宣传,但这种宣传并未发生。
专致
革命敬礼!
陆定一
1979年2月1日于北京医院
瞿独伊还走访了中组部原部长安子文和廖承志,廖承志对瞿独伊说:“独伊,你应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你父亲平反。”不久,瞿独伊按廖承志的吩咐动手给党中央写信要求为父亲平反。
为了能尽快为父亲平反,瞿独伊亲自动手收集瞿秋白被捕后的一些情况,她寻访了当年国民党在福建负责关押瞿秋白的高级官员宋希濂。宋曾经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他十分钦佩瞿秋白,当年为表示对老师的尊重,宋希濂送瞿秋白出监房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还为老师置办了酒席。他对瞿独伊说:“当时,我直接审问过瞿先生。蒋介石还派了两个中统特务到福建长汀找瞿先生劝降。但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他写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这篇文章是瞿先生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从文字上看情调伤感低沉,但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
“瞿秋白问题复查组”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提交给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但遗憾的是这次全会只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对瞿秋白的平反文件未予通过。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瞿秋白的问题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不要过分纠缠。”瞿独伊也继续为父亲瞿秋白的平反而奔波,在一批老干部的支持下,她又向中宣部写报告,请求由中国文联、作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举办一次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45周年的座谈会,书记处很快就予以批准。
1980年6月17日,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45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著名作家茅盾刚刚做了眼睛手术,竟然也坐着轮椅赶来出席会议。为此,谭震林说:“邓小平同志不久前说过,我们党内领导同志只有瞿秋白同志不搞家长制,他是最讲民主的。”李维汉也说:“我们党内从陈独秀到毛主席都搞家长制,唯独瞿秋白不搞。秋白同志‘八七’会议后接替了陈独秀的领导,他还是尊重陈独秀作为一个学者,尊重他的人格。会后还去看望他,与他谈话。瞿秋白犯盲动主义错误是认识问题,与王明的错误完全不一样。”
中共中央还成立了由中纪委常委曹瑛主管的第八组,由孙克悠任组长,专门负责瞿秋白被捕就义情况的复查工作。第八组成员在北京、杭州、上海、南京、常州、长汀等地进行历时一年多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最后写出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说,瞿秋白同志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立场,坚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至于《多余的话》,迄今未找到手稿,“即使就目前流传的这个《多余的话》而论,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1980年10月19日,经过多方努力,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为瞿秋白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通知说,中央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瞿秋白没有叛变自首,“文化大革命”中,把他诬蔑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中央指出,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中央重申,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瞿秋白所作的历史评价是正确的。
1985年6月18日,中央在中南海召开了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会,邓颖超、杨尚昆、胡乔木等出席了纪念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高度评价“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同一天,福建省长汀各界也隆重举行重建瞿秋白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由陆定一亲笔书写。
1999年,在瞿秋白诞辰百年之际,由江苏省政府、常州市政府拨款兴建的瞿秋白纪念馆正式落成,纪念馆是两层楼四合院式的仿古建筑,门额上悬挂的横书的馆名是由邓小平于1985年题写的。2005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等一行在南京、镇江、常州等地考察工作期间,还专程参观了常州瞿秋白纪念馆。(原载:《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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