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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楼主 |
发表于 2012-12-8 08: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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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思路:
解决上述争议,第一弄明《蜀道难》的写作时间,第二查证相关史料,第三分析诗的内容。这也是我们探讨诗歌主题最基本的方法。
这首诗最早见录于唐人殷(王番)所编的《河岳英灵集》,该书编成于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李白这首诗的写作年代最迟也应该在《河岳英灵集》编成之前。《唐摭言》第七卷载:“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书的作者王定保是唐末进士,活了八十多岁,一生只有此作,其说当有根据。由此,李白作此诗当在长安之时。李白一生两次入长安,第一次是在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由南阳启程入长安,这时他正好30岁。第二次是天宝元年(742),因玉真公主等的荐举,被召人京。贺知章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迁礼部侍郎,后为太子宾客、秘书监,天宝三年离开长安,告老还乡。从《唐摭言》“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等语,《蜀道难》最大可能作于开元年间,李白第一次入长安之时,最迟也是在天宝初年,第二次奉诏入京之时。那时,安史之乱尚未发生,唐玄宗安居长安,讽刺玄宗说显然错误。担忧房、杜说,出自唐末范摅所著《云溪友议》一书,为《新唐书·严武传》所采用。严武镇蜀共两次,第一次自肃宗上元二年(761)冬至宝应元年(762)夏,请杜甫任节度参谋,是在宝应元年。第二次镇蜀,在代宗广德二年(764)之后,这时李白已经故去(房亦病卒)。如果说《蜀道难》是为房琯、杜甫二人的安危而作,在时间与史实上都有矛盾。讽刺章仇兼琼的说法,从一些史书的有关记载来看,也缺乏依据。章仇兼琼镇蜀时,虽然盘剥欺压百姓,却不敢反叛朝廷,相反一味巴结朝中权贵,以求到长安去做京官。至于“羞无成归”说也似不妥。李白初入长安为期约三年,隐居终南山,广为交友,希望得到王公大人的荐引。那时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别馆就设在终南山,常有文人雅士(其中包括王维、储光羲等名诗人)去作客。李白结识了这位公主,希望得到引荐。虽然未能如愿以偿,终于怏怏离去,但这时他并未涉足官场,对其风险没有体验,不可能发出“危乎高哉”的惊叹。
现在,一般都认可胡震亨的说法。从诗的内容来看,本诗的主题是“送友人入蜀”,是沿袭乐府古题的“即事成篇”之作。纵观全诗,叙议结合,多扣诗题,看不出有什么言外之旨。如果说除了担心友人旅途艰险之外还有什么寓意的话,也不过是笼而统之地为友人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感到忧虑,这其中还掺杂了含蓄而执着的惜别之情。当然,也不能否认这其中有以蜀道喻世途艰难,功业难成的意思,不过要理解成处处有深意,就未免牵强附会了。唐代孟柒的《本事诗》和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都记载李白初到长安会见贺知章,出示《蜀道难》,博得“谪仙”雅号的事。可见这是李白的一篇习作,大抵以驰骋文采为高,未必有什么寓意。李白年轻时多模仿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诗文,以超越古人为能事。同类题材的作品在李白集中还有五言律诗《送友人人蜀》和《剑阁赋》,可以相互印证。因为贺知章的赏识,李白名声大振,从此奠定了“诗仙”的地位,《蜀道难》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作。
通过探讨《蜀道难》主题之争,对于提高我们诗歌鉴赏能力,养成正确的读书方法,很有好处。明人胡震亨曾在《唐音癸签》中说:“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尝谓读太白乐府者有三难:不先明古题辞义原委,不知夺换(变化)所自;不参按(考证)白身世遭遇之概,不知其因事傅题、借题抒情之本旨;不读尽古人书,精熟《离骚》《选》赋及历代诸家诗集,无由得其所伐之材与巧铸灵运之迹。”胡氏在这里提出了正确解读李白诗歌的三个原则,一是弄明乐府这种诗体,“《蜀道难》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陈间拟者不乏,讵(难道)必尽有为而作?”;二是弄明李白身世遭际,“白(李白)蜀人,自为蜀咏耳。言其险,更著其戒,如云‘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风(讽)人之义远矣”;三是弄明诗歌语言和材料的出处,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出自西晋张载《剑阁铭》:“一夫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非亲勿居。”作者借此渲染蜀道之险,并非一定别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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