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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
发表于 2008-11-4 08: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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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怎样理解对话中的正解与误解?
上一个问题涉及本文接受的一般原理,这一个问题涉及本文接受的具体情形。本文接受的具体情形是极其复杂、难以一一言明的,这里只能概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希望你受到启发,自觉地按对话原理进行你的文学欣赏实践。
接受理论交给我们对本文的解说权、创造权,本文的意义和审美价值由读者个体从主客观条件出发而赋予,那么会不会出现众口异声、群言百端的情形?这是有可能的,历史上对文学本文千奇百怪的解说有的是。但是,在言论的千百汇流当中,总有方向的正误之分吧?不论当代读者和历代读者如何变化,本文的结构和因素是不变的;本文的意义和价值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产生其意义和价值的条件是不变的。也就是说作家创造的第一本文,限定和规范着读者的接受,在“经典的”定论不断被颠覆的同时,还保留着本文的稳定性,太离谱的解说可能轰动一时,但终将被否定。
所谓正解,就是与作者赋予本文的原有意义的切合,或是与某种主流的、权威的解说顺应。有时为了达到对某一著名作者的著名作品原意的准确把握,可能穷尽毕生精力,与无数读者进行深入细致的对话,却一直找不到公认正确的结论,《红楼梦》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这种正解对少数人才有意义,对大多数人来说,要达到专家、权威有深高度的意见,不是什么创造,对本文的阅读史没有贡献,只是磨练思想、提高见识、规范思维而已。中学生接受文学本文就处于这种创造前期、创造准备期。比如对“祥林嫂是怎么死的”一问的解答,学生回答五花八门,似乎各有道理,老师最后引导到“是万恶的封建礼教害死了祥林嫂”这一结论上,事实上这一结论早已写在专家的研究文章当中。
所谓误解,情况就复杂了,既是对作者原意的反叛,又是对其他读者意见的否定。这种反判有可能是差劣型的,因为读者眼界有所局限,所见还不如原作者或其他读者。比如对《诗经》的理解,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至宋代,朱熹发出了封建时代的“权威”解说,试看他批注《关雎》:
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诗经〉集传》)
说的是古代周文王德性好,又有好女与之相配,宫中之人见这好女颇有妇德,所以作了这首诗。在今天看来,这近乎痴人说梦。本来是一首上古时代的爱情诗,被严重地政治化了,这样言论对后代读者没有任何正面的参考价值。
后者,如《阿Q正传》发表的当时,许多读者深感恐惧,怕作者要骂到自己的头上,甚至有人猜测这篇小说是某人写的,因为只有某人才知道他的这段隐私。鲁迅则说:“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阿Q正传〉的成因》)其实作者怎会把眼光盯着某个人?他是在诊断全民族的痼疾。
以上是读者对本文的歪曲性的误解,可称为“反误”;还有一种正常的、普遍性的“正误”,是指读者所见与作者的创作初衷不甚相合,乃至相去甚远,但本文本身确实显示出读者所见的深刻内涵,证明读者眼界高出一等。正如古人说的:“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清代谭献《复堂词录序》)其中包含所谓形象大于思想的道理。这里面情况很复杂,可能是由于作者描绘形象时有盲点,对自己创造的形象反倒认识不清或认识不全,同时代的批评家,作为旁观者能够客观地指出形象的深刻意义;也可能是由于时间久远,后人的视野是在无数前人的视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然看得更远更清楚。
读者见解超越过去的作者,这在古往今来的接受史上普遍见到的。例如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名著《红楼梦》,自诞生以来经过了漫长的意义阐释历史。作者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并未看到这一社会最后崩溃的结局,也看不到社会应有的发展前景。他的本意似是表达人生的苦难和命运的无常,充满感伤主义、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当然也有初步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因素,他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又向往古代仁君之政。今天的人们突破作者原有的视域局限,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看到了整个社会必然覆亡的命运,或者说社会必然转型的结局。这就是“正误”的典型事例。
现在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是不是今天对《红楼梦》的认识就至于止境,将来无可发展呢?《红楼梦》在将来的意义和它的命运谁也难以料定,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认定,就是读者以时论文,本文因时而变,将来的人们的视野会更加高远,会在我们今天的基础上发现更多更新的东西来。正如德国哲学家狄尔泰说:“一切理解永远只是相对的,永远不能完美无缺。”是的,接受的历史是一条永无终端的长河,它的每一段都跟过去不同,一定会呈现新景象。
三、怎样理解以读者为中心的新文学史观?
这是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它强调作者、作品和读者三方相互作用,共同创造文学的历史。
在接受理论看来,过去的文学史,只是有关作家生平和作品的编年史,无视读者的存在,也无视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的历史流变。可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作家的生平事迹逐渐湮灭,作品的背景也逐渐烟消云散,惟有一代代读者生生不息,阅读活动兴盛不衰。文学作品要保存其价值,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就得通过读者的接受活动来实现,读者的接受决定了作品的价值功能和历史地位。从这意义上说,读者对作品不是被动地接受着,而是主动地创造着,不只是创造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创造作品的历史、整个文学的历史。
上面说了,文学接受就是对话,那么整个文学的接受史,也是多重对话的历史:读者与作品对话,读者与作者对话,读者与当代读者对话,读者与历代读者对话。读者是对话“主办方”“主动的一方”,是对话的核心。读者创造了对话活动,对话创造了意义和价值,创造了作品本身,也创造了文学史。读者还通过对作品的反应,影响作家们的写作,作家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读者的需要来写作的,不仅面对隐含的读者而写作,而且面对当代的和未来的读者而写作。
从另一方面说,读者也时时被作家和作品改造着,他们的期待视野时时适应本文的召唤结构,经历期待的挫败,接受本文的修正,开阔了眼界,提升的精神境界,也发现了作品的新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作品的历史正是在这种挫败—修正—完善的循环中演进着,作品也由此成为创造读者、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演变出一部文学史。
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有共时性的一面,又有历时性的一面。所谓共时性的一面,是指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对同一部作品发出不同的接受态度和接受理解,也指同一时代的读者对同一部作品的态度和理解具有某些相同的倾向,从漫长的文学史上可以看出这一规律;所谓历时性的一面,是指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接受不同的理解和评价,这是由于不同时代的读者期待视野发生变化,导致作品的潜在意义从不同的侧面被发掘出来。从这意义上说,读者的接受一方面是接受眼前的本文,另一方面又是在接受历史本文,既用当代视野与本文对话,又以历史视野与古人垂直对话,所以文学接受就是阅读活动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任何一次对话都是作品接受史无限发展链条的一个结点。
例如同一个哈姆雷特,在不同的时代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成为不同思想感情的代言人;阿Q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中也先后被赋予不同的解读意义,等等。我们从哈姆雷特、阿Q等典型人物的接受经历可以看出作品的接受史,甚至从所有有价值的文学名著中都能理出一条接受史的发展线索,这是确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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