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关于教育的谈话：文理不通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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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现在思想很混乱，情况很复杂。　　钱：最近，我写了个意见，谈了对如何组织社会科学团体的看法。科协是科学家与技术家的协会，理、工、医、农都在其中，这符合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便于对一个问题搞综合考察，这是有特色的优点。以前在全世界几乎都是分立的，现在也趋向于联合，呼声较高。社会科学则不然，各省市都有社科联，胡绳两年前总说社会科学工作者总计约6.5万人，分布在社科院、大专院校。我在会上说这种统计方法不合适，搞社会科学应用的人多得很，怎么能把他们拒之门外或排除在外呢？这次胡启立说总数在10万人左右。有人提出可以考虑搞个全国性的社会科学联合组织，一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一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合会，再搞个协调两者的工作委员会。
　　从前胡乔木要合成一个，那太大了，太不容易了。我看我的方案比较可行，能为现代化建设起点实际作用。我国社会科学界有点怪，我常说你们高深莫测，讲起那个关系可复杂了，但另一方面，碰到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我认为，这种现象应当改变，不要光呼吁要求参与决策，还得真正能够参与决策。我一向主张看真本事，看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把投资、奖励与课题研究、制订方案及实施效果联系起来。当然，人文科学中的传统学术文化因素又另当别论。这就要求改变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
　　我曾同丁石孙校长议论过，经常有人教训我们搞自然科学的要懂点文学艺术，您是搞数学的，可否在北大提倡搞文科的人懂点自然科学原理和工程技术。在我们国家夫妇两人常常是搞一个行当的，(沈)大德同志，你们就是这样，理科也差不多，很普遍。而外国更常见的是夫妇分搞两个行当，这恐怕跟社会交往的传统和特点相关。
　　谢：社科院选送一批人到牛津大学进修、研究，经考核，英方对我们选送的人的外语和数学水平很不满意，数学不行，到西方国家无法参与社会科学研究。
　　钱：文理不通不行，现行教育制度思路太窄，无法应对现代化建设和科学发展的形势，更无法面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统帅文理的，可以使人提高能力，便于融会贯通。
　　学校就是要让人在知识上丰满起来，怎样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怎样设置学科、专业，学习介于本科和研究生之间，你说你学好了，我说不行，你的知识结构还需要改造和加工，那么，请你到我这里来再学习。
　　谢：我到苏联去，莫斯科大学一位副校长说，我们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知识，都落后于现实至少5年。这使我想到，大学要追求培养基础丰厚的专业通才，要追求培养基础好能适应现实需要和专业转换的适应型人才，这就是我们的理想目标。
　　钱：对呀！
　　谢：如何改造，加工，使学生丰满起来？我原来想过，导师和弟子一一对应，定期谈话，不一定要拘泥于课堂讲授的形式，毕业时由导师写个评语。实行师生互相选择的原则，广泛吸收社会人才，帮助有创造能力的人及早脱颖而出。
　　另一种形式是吸引一批人来搞课题研究，讨论，写作。这就需要提供较优厚的条件和待遇，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经费。
　　现状是缺少“结合部”，我们就创造这种条件。能不能就把它作为建立那种能够使学生丰满的学校的基本路子？
　　钱：这个意见我完全赞成。在世界上其实早就有了，剑桥、牛津等大学都有，创造那么一个环境，学生来了想学什么就让你学什么，想怎么学就怎么学，完全开放，不搞那种僵死的计划、方案、大纲。教援认为可以了，就让您毕业。上世纪19世纪末感觉到教育制度不行，才转到后来的体制，后来新的矛盾又来了，还得找新的思路，我们就是在找出路，教育是在这个进程中发展起来的。
　　我有个很大胆的想法，彻底改一改现行教育制度。有一位刘静和老大姐，在一些学校试验小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被试者约2000名，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学几何，实验班的效果非常好。我们过去的看法仅仅根据个人的体验，觉得必须在初中才能学几何，这个看法需要改变。傅种孙(1898~1962)教授是我当年的几何老师，他使我爱上了几何，后来他做过北师大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