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珍宝岛：中国勇士浴血拼斗坦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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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位于黑龙江虎林县境内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公里。在中苏关系友好时，珍宝岛的主权并不是问题，但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苏军逐渐开始在这一带制造摩擦事件。1968年12月27日，苏军75名士兵越过江面登岛，拦截并殴打我方17人巡逻队，打伤我方8人，抢走冲锋枪2支。1969年1月4日，苏军再次殴打我军巡逻队，打伤我军20多人，抢走6支冲锋枪，3支半自动步枪和子弹数百发。类似的情况在2月又发生了5起。为了遏止这种势头的发展，1969年1月24日，中央军委下达指示，要求沈阳军区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并提出了相关纪律(如遭苏方殴打，我可还手自卫，不可开枪：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我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苏方用装甲车等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可相应还击，如炸毁对方车辆，棒击其人员，但不准开枪；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鸣枪警告。当我两次警告无效，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根据这一指示，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方案”，并在边防站成立了前敌指挥所，计划将可能发生的战斗控制在营级规模。

　　2月25日后，为了防止再度发生冲突，我方暂停了在珍宝岛的巡逻，苏联方面刚大肆宣传“中国退出达曼斯基岛”的消息，而且公开宣传如果中国部队再度上岛，就要采用火力解决。为了拆穿苏联的宣布谎言，我方决定，在3月2日恢复巡逻。由于此次苏军很有可能开火，3月1日，前敌指挥所召开了作战会议，决定3月2日凌晨，先派出一个侦察分队上岛担任掩护任务，上午再派出2支巡逻队，从岛两侧行进。遇到苏军开火，坚决反击。

　　3月2日8时40分，我军两个巡逻分队出发，刚抵近岛岸时。苏军从苏联境内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站，派出2辆装甲车，l辆军用卡车和l辆指挥车共70多人，抢先赶到珍宝岛的东侧，挡住了中国第一遛逻队的去路，而且与平时不同，苏军士兵全部持枪，一下车就摆开了战斗队形。为了避免事态扩大，第一巡逻队一边向苏军发出警告，一边向岛西撤去。但苏军紧迫不舍，并派出2个分队，分别迂回第一巡逻队的两侧。其中苏军的左侧分队，与我方第二巡逻队在岛另一侧遭遇后对峙。

　　就在第一巡逻队退到岛边时，苏军士兵突然开枪，当场打死打伤第一巡逻队6人，我方被迫开始反击，岛上潜伏部队也随即开火。

　　苏军开火后，江面上的苏军装甲车开始冲击，除了提供正面支援以外，还有1辆装甲车一直迂回到岛的北侧，试图从侧后攻击我军。我方潜伏分队位置原本距离该车不远，但由火箭筒手经验不足，发射数发火箭弹也未能击中该车，只是该车也被越来越近的火箭弹吓跑，使苏军失去了迂回方向的火力支援。之后的时间里，双方人员在岛上形成了混战局面，形势逐渐向不利于苏军的方向发展。我军步兵的基本技战术素质和灵活性都在苏军之上，苏军士兵之间的配合过于拘泥条令，单兵间的距离，小组间的距离以及配置等等过于噩化，不能根据地形、敌情和隐蔽物等情况灵括掌握，而其固有的重型火力优势在岛上地形中也无法发挥，伤亡明显高于我方。因此，1小时之后，苏军放弃了进攻，乘车返回其境内。

　　在第一巡逻队和苏军交火的同时，另一方向上。第二巡逻队战士在听到枪声后先敌开火，将对方迂回分队7人全部歼灭。

　　此日，我方共毙伤苏军60余人(其中击毙38人)，击毁装甲车、指挥车和卡车各1辆，我方牺牲17人。重伤11人，轻伤24人，失踪1人。

　　3月2日之后，苏军先后于4日，5日、7日，10日，11日、12日6次侵入珍宝岛及其西侧的中国河道，根据情报，苏军在几天内又有新的增援，坦克达到70辆，火炮380门。装甲车及自行火炮150辆，地面部队增至一万多人，寻机大规模报复的迹象明显，我方也紧张准备，既要准备小打，也要准备大打，既要准备边界冲突，也要准备大举入侵，因此，我方也动员了46军133师、23军77师等部队，准备应对可能的大规模的冲突甚至战争。

　　在这期间举行的前指作战会议上，多个部队的指挥员共同会商后认为，苏军下一步可能会进行一次报复性作战，目标多半是我们的日常巡逻部队，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我方应注意在岛上加强工事，构筑火力网，并且注意形成纵深，在江西侧岸上林中留出足够的预备部队，以应对苏军可能的大规模进攻。同时。还要把炮兵部队集中使用，争取形成局部的火炮优势。

　　会议还决定，在现有的直瞄火炮和火箭筒无法击穿T-62坦克正面装甲的情况下，在苏军坦克经常行动的路线上构筑雷场，并加强集束手榴弹、反坦克炮、火箭筒的配合协同。

　　就在这次会上。当地部队还介绍了当地冬季作战的特点，以及防冻准备，这就是著名的顺口溜——“耳戴套，脸戴帽，裤带扎棉袄，手往怀里抄，夜里值勤别偷懒，困了喝酒别睡觉。”其它几句容易理解，‘裤带”一句，是防止匍匈时雪进入外衣内。此外，还要求潜伏分队战士出发前吃一两片止咳药，防止咳嗽暴露目标。从现在的角度看，当时我们部队的防冻技巧还停留在经验指导行动的阶段，没有完善的理论，有些地方甚至是违反科学的，比如喝酒，表面上会让人一时有温暖的感觉，但其实在严寒条件下，烈性酒会造成人血管舒张，更快的丧失体内热量，造成冻伤。但这些土经验，还是提高了部队潜伏的耐久力。

　　3月14日晚9时，按照预定计划，三个雷场同时开始布雷(江岸通道上两个、岛西江叉上一个)。江叉上的雷场既是与敌坦克作战的第一道防线，又可以卡住主要通道，使岛上我军免遭苏军的分割。由于江面冰层坚硬，只能将地雷放置在冰面上。为了隐蔽雷场，军务科副科长孙征民带领的工兵分队，将需在江面上埋设的二十多颗反坦克雷，分别装进预先缝制好的白毛巾兜里，扳开压簧，利用岛上树丛、塔头的掩护，将伪装雷按照江叉上的自然地貌，拉开间隔，混在了江面的冰雪凹凸中。雷场布设完毕后，前指留下了一个班，在岛西高地上潜伏，以掩护第二天的巡逻。

　　雷场和潜伏分队，成为了3月15日战斗的决定性因素。

　　3月15日凌晨，潜伏分队发现苏军6辆装甲运兵车开到江边，运载三十多名士兵进入岛东北部树林隐蔽。我军和苏军的计划居然不谋而合，都是由潜伏部队掩护第二天的行动，但苏军根据他们的人体耐寒试验认为人最多只能在这种气温下潜伏4个小时，因此选在了3、4点钟上岛，而此时，我军小分队已经潜伏了4个小时了。

　　可以说，就是这个时间上的差异(抑或说能力上的差异)，决定了苏军在这次战斗中的命运。

　　根据前指临时改变的计划，77师某营营长冷鹏飞丰领一个加强排上岛，加强了潜伏分队实力。炮兵部队首轮目标改为潜伏苏军，两个师属炮群则负责封锁江面。

　　3月15日8时，我方巡逻队比平时推后1小时开始巡逻，巡逻路线也由原来的由北往南，改为由南往北，路过我方潜伏阵地，当他们走到岛中部，刚刚到达苏军轻武器射界时(对面苏军步兵使用的是AKM步枪)便停下休息，直到对岸的苏军开始行动时，才回头折向西南。眼看中国军队离开射程，苏军潜伏部队只好开枪，我方巡逻队便迅速隐蔽起来，引诱苏军进攻。

　　8：05，苏军3辆装甲车引导步兵20余人，沿江面朝巡逻队位置冲击。在前进过程中，恰恰把侧翼暴露给了潜伏分队。当苏军距离我军潜伏分队阵地不到50米时，我军突然开火，迅即，后方炮群也对苏军潜伏部队阵地和江面敌人进行打击，苏军部队完全暴露在没有依托的江面上，原本负责支援的苏军潜伏分队阵地则被炮火覆盖，根本无法起到作用。在2辆装甲车被击毁，数十人伤亡后，苏军潜伏分队和江面部队的余部撤回了对岸。

　　9：46，苏军重新调整了部署，在炮火准备后，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正面由3辆坦克、3辆装甲车引导步兵冲击，抵近后。由坦克在江面上提供直接火力支援(岛岸太高，坦克无法登岛)，吸引我军注意力，侧面则以4辆坦克和2辆装甲车，从岛南端侧后的江叉上迂回过去，试图切断江岸同岛上的联系，合围岛上我军分队。

　　由于我方没有有效的反坦克火力，只能在苏军接近后，压制对方步兵和装甲车。苏军坦克无法上岛，整个苏军队形又被迟滞在岛东侧江面上。这时。苏军的迂回分队绕过了岛南端，从我国内河的岛西江叉上包抄过来。为了将苏军坦克引入雷区，我军战士主动发射火箭弹，暴露阵地位置，上当的苏军坦克刚刚进入雷区，首车履带便被炸断。我方抓紧时机，又用火箭筒将对方最后装甲车击毁，将3辆坦克堵在当中，随后集中炮火向这3辆坦克射击，但T-62的防护能力在当时的确先进，虽然坦克上的车灯，天线、履带护扳全被炸坏，但还是将后面的装甲车撞开，从原路逃了回去。首车活着的成员则在企图逃跑时破击毙。

　　苏军第二次进攻，持续了2个多小时。其间，我方阵地指挥员冷鹏飞受伤由孙玉国代理。

　　下午13时35分，苏军在侦察校射飞机的指引下，使用纵深火炮，坦克炮，对珍宝岛和我方江岸纵操地区进行了炮击。15时25分左右，苏军坦克，装甲车24辆，引导100多名步兵，再次向岛上冲击。登岛后，在岛东部丛林中散开，试图凭借兵力优势将我军从岛上挤走，我方给各个战斗小组分配了目标，逐一消灭对方的装甲车和步兵，并将2门门75毫米反坦克炮推出掩体，在不到100米的距离上对苏军坦克射击，压制其火力。至3时30分，我军炮兵突然加入战斗，对江面和岛上敌人进行压制射击，并轰击了对岸的苏军指挥所，苏军指挥员、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被击中身亡，使苏军失去了指挥，第三次进攻又被击退。

　　3月15日，是双方战斗最为激烈的一天(双方的一线指挥员1死1伤)，我方步兵在炮火的支援下，顶住了苏军6次炮火袭击和3次进攻，击毙敌上校以下60余人，打伤80余人，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13辆，我方牺牲12人，伤27人。

　　这次战斗中，苏军使用的坦克是当时远东部队的主战装备——T-62，虽然它当时已并非苏联最优秀的坦克(当时苏军欧洲地区部队已经部分装备了T-64)，但其车载红外夜视系统和火控系统还是我军所没有的，车体的布局等也和以往的T-55/54有了代差。自然而然。3月15日战斗结束后，冰面上的T-62坦克成为了双方争夺的下一个焦点。

　　3月20日夜间，我方派出以排雷英雄孙征民(此前已经布排雷200多颗)带队的工兵小分队上岛排雷，以便把坦克拖到安全地方，同时补充布雷，完善雷场。但是，当时我军对夜视器材的认识不足(当时我军自己还没有正式装备实用化的夜视器材)，低估了装备了精良夜视器材的苏军狙击手的威胁。就在我方人员排除了十几枚地雷后，苏军狙击手击中了小分队的一位战士，这位战士受伤后身体翻滚时，又不慎触发了一枚地雷，导致旁边的孙征民也不幸牺牲，排雷行动被迫中断。

　　为了防止T-62落入我军手中，苏军也采取了多次抢夺和破坏话动，其中3月21日晚的行动险些成功，当时苏军派遣了一个6人爆破分队，沿着预留的雷区通路潜行至坦克处，企图将它炸毁、炸沉。我军原本在这辆坦克附近安排了观察哨，但这天值班战士，由于连日劳累，居然都在雪地中睡着了。苏军小分队发现了其中一位战士，并用枪托将其砸昏。正当苏军把带来的120公斤炸药塞进驾驶舱内，安装雷管和引爆导线时，近处突然有冲锋枪声传来。苏军小分队惧怕被歼慌忙撤退。其实，我军井未发现苏军人员，只是换哨的战士被枯树枝绊倒时，手指无意扣动了扳机，造成了一次“成功”的走火。

　　经此事件后，3月22日，肖全夫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情况。当天，中央军委回电要求：“T-62坦克是苏联的新型坦克……务必保护完整，供军事科研单位进行研究。”肖全夫最后决定：架设人工绞盘，配合载重汽车，将坦克拖走。但就在同时，苏军一面用炮火阻止我方人员接近坦克，一面昼夜不停地炮击这辆坦克，企图将其击疑。后来把此处冰层炸开，坦克沉入了江底。于是，前线紧急联络海军派遣潜水分队支援。

　　潜水分队抵达后，与前线人员一同观察了现场，认为白天苏军的火力太猛，无法接近坦克沉没位置。夜晚太黑，行动起来又不方便，而且还有苏军夜视器材的威酪。行动必须在傍晚天色半黑时。当时珍宝岛白天最高温度都在零下30度，江上冰层超过2米，坦克沉没之处。也已结下了厚冰。在日落后下水入冰，穿着没有御寒功能的轻潜装具的潜水员随时可能被冻僵。然而，只有这一办法，才有可能将坦克抢回。在老潜水员熊建成的带领下，潜水员开始操作。具体下水时间由对方的炮击决定，炮声一停，潜水员下水作业；炮声一响，潜水员剐躲进掩体休息，并规定水下活动不超过15分钟。

　　然而，潜水员一下水，就出现了问题——江水很快把潜水员的呼吸腔、通气阀冻住，呼吸管也时时被冰茬卡住。潜水员虽然用自己呼出的热气将呼吸腔化开，但江水中能见度过低，只能用手探摸。最后，潜水员的潜水服被碎冰茬划破，冰水灌人潜水服内，几乎使人失去知觉，只好上岸。而且苏军的炮火非常密集，当天，潜水员们的后续努力也都告失败。

　　次日傍晚，潜水员熊建成又一次潜到了江底，这一次，他很快便找到了目标，并钢缆统挂在了坦克尾部的挂钩上，但他刚一出水，苏军的炮火就将钢缆炸断。只得由接替的潜水员隋传香再行探摸。这次他也很顺利的找刊了目标，并拴好钢绳，令人意外的是，从他下水直到出水，苏军居然始终没有打炮！我军抓紧时机，四十多个官兵推着两个人工绞盘(为了避免苏军注意，不能使用动力机械)，在当天晚上，把坦克绞出了江面，又绞到江边。天亮后，再把钢缆、绞盘和坦克部掩蔽了起来。到了第三天晚上，坦克和炮塔被分别绞到岸上，第四天，早已隐蔽在岸边林中的两台拖拉机，将坦克和炮塔拖到树林，然后又用牵引车拖向后方。至此，我军终于获得了战后第二代坦克的实物。这辆车在经过了相关部门的测试和考察后，陈列在北京革命军事博物馆。

　　珍宝岛战斗中，我军检验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也对苏军的实力和决心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次战斗中，我方的参战人员，基本上都是建国后长大的一代，没有参加过革命战争和建国后的对外战争，但他们在战斗中的表现出的基本素质和士气都非常优秀，毛主席事后曾提刊，他很满意的一点，就是冷鹏飞这样第一次参战的基层主官，也能够指挥部队打胜仗。通过这一仗，我方对苏军的战斗力有了切实的了解，一方面，苏军的装备和训练水平都高于我们。不管是T-62坦克还是战场夜视器材，其作用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另一方面。苏军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比如行动过于教条，处处都严格按照纸面上的条令，炮火准备多长时间，队形距离有多少，都不是根据实际情况，而是根据书本来定，不仅失去了行动的隐蔽性，而且不利于己方战斗力的发挥(15日战斗中，苏军步兵下车地点严格按照条令中规定的距离，结果全部步兵都在没有遮蔽的江岸上下车，造成重大伤亡，其实当时只要装甲车再往前开一些，就可以直接进步兵上岛)。

　　尾声

　　珍宝岛战斗的结果，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对中国常规力量的实力也有了新的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1969年9月，在首都机场，周恩来总理同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了坦率的谈话。其后，中苏边境谈判在北京举行后，中苏边境冲突开始和缓。

　　在国防建设上，珍宝岛战斗也产生了诸多影响。且不说随后开始的规模巨大的战备工作，单就装备上讲，由于在珍宝岛之战中，当时我军装备的主要反坦克武器，如75毫米无后坐力炮、85毫米加农炮和56式火箭筒等，都无法有效地击穿T-62的正面装甲，这刺激了中国坦克和反坦克技术的大发展，我军开始进行重点进行打坦克的训练，军工部门则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坦克武器会战，73式100毫米滑瞠反坦克炮、69式火箭筒、105毫米无后坐力炮等一系列应急装备首先投产，其后一直到80年代。红箭-73反坦克导弹、86式100毫米反坦克炮等都能够有效对付苏军T-72坦克，基本解决了当时的战备需要，并使我国的反坦克装备和技术储备至今仍居于世界前列。这种结果，恐怕也是当年拿坦克恐吓我们的国家所没有想到的。

　　珍宝岛冲突后不久，1969年8月，我军在岛上建立了营房，开始常年驻守该岛。如今，岛上的营房已经换了五代，4名解放军官兵在这里行使着国家的主权，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68位战士，则安眠于宝清县的珍宝岛烈士陵园。只有岛上林中依旧埋藏的2000多枚地雷和偶尔可见的雷场标志，还能让人追溯回当年炮火隆隆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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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开赴前线

　　一九六九年三月七日中午，一列满载军车、85加农炮和战士的混合列车从大连开出，疾驶在东北平原上，向北开进。这就我们炮兵三十一师四一三团二营，奉中央军委命令开赴珍宝岛前线。傍晚列车到达苏家屯站，沈阳军区炮兵司令部的首长到车站为我们送行。尔后我们经过了四天四夜的铁

　　路、公路的急行军。在公路行军时，由于路滑，司机没有北方冰雪路上的驾车经验，仅我们连的八台车，翻了十一台次，我们班的这辆车翻了两次，好在没有大的伤亡。于十一日晨到达指定地点--向阳屯待命。连续两次夜里进入阵地，均未成功。到了十三日夜里总算进入了二号桥阵地，我们四连在公路右侧，五连、六连在公路左侧。在灌木丛中构起炮阵地。十四凌晨战斗准备完毕，从三月五日换装及战前准备，算起来整整九宿没有睡个好觉了。战士们又累又困，但寒冷的天气，连个盹儿也不让你打，大家只能在大炮周围踱步取暖。当太阳出来时，战士们才坐在炮弹箱子上，迷糊一小觉。阵地上的第一顿饭是压缩饼干，豆饼一样硬的饼干，本来应该用水泡过后，才能吃的，可那有水呢？大家一小口饼干，一口雪，总算填补了饥肠辘辘的肚子。

　　迷迷糊糊中听到阵地上来了一群人，睁眼一看是十几个穿蓝军裤的战士，他们来干什么？这时排长喊着，“快起来，友邻的防空部队的战友们帮我们剃头，一律剃光头。”全连战士都是在“支左”时留起的头发，准备整训完后再回到“支左”单位。十几把推子，百十来人，不到两小时一个个都被推光了。可以想象，大冷的天，坐在雪地里，冰凉的推子在头上推来推去，是个什么滋味，冻得脑袋直发麻呀。剃完后，赶紧戴上棉帽，好半天才暖和过来。班长把我叫过去对我说：“二炮手在公路行军时，翻车被砸伤，已经住院了。新分来的两个六九年兵，也没经过训练，你当二炮手怎么样。”我当时是副机枪手，一个排一挺机枪设在一班。在新兵连时进行过操训练。我说：“没问题。”班长说：“你试一下。”我来到炮前，抱起一发炮弹，按规定动作，将炮弹填入炮膛，然后向后侧身。班长说：“你的动作符合要求，并告诉我，侧身的动作一定要快，否则，退出的弹壳会将你打倒的。”有人喊：“炮弹运来了，每班先扛二十箱。”我们向百米外的公路边跑去，我还是第一次扛这么重的东西，一百多斤重的炮弹箱，压得我东倒西歪，扛了两趟才算顺过劲，身上觉得热乎起来，再想扛没有了。又过了几个小时，运炮弹的又来了，我们每人又扛了两趟。加上随炮车自带的四箱，一共是四十四箱炮弹，每箱三枚，计一百三十二枚炮弹。从准备的弹药数量，就可知即将开始的战斗，将是一场规模较大的战斗。这天晚上，我们用炮弹箱，围了个半圆，全班就挤在里面，熬过了又一个寒冷的夜晚。

　　2、三月十五日

　　拂晓，朦胧中听到飞机的声音，由远而近。阵地前面的高山半坡上，齐刷刷地竖起十几门高射炮，噢，给我们剃头的那帮小子在这呢！飞机越来越近了，看清了是苏军的两架直升机，在珍宝岛上空盘旋侦察呢。阵地距珍宝岛不足十里，面前的这条小河就在珍宝岛附近注入乌苏里江，我们看到的直升机像是两只大蝌蚪。食物送上来了，是一群支前民工。大家赶紧吃饭，有面包、饼干、蛋糕、麻花、罐头，大家都挑软的捏，但是，软的也冻硬了。餐后，每人还分到了两个冻蔫了的苹果。班长招呼大家把炮弹出箱，安好引信，榴弹和穿甲弹分别摆放好，让两个新兵擦了十几发炮弹，原来，炮弹上都涂有防腐油，如果不擦掉，装炮弹时，很费事的，当打过十几发后，炮膛热了，装炮弹就容易了。前边传来零星的枪声，接着炮声、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密集起来，战士们一点没有战争的恐怖感，坐在炮弹箱上，啃着苹果，像是在听故事影片的录音剪辑呢。

　　原来，三月二日那一次战斗，苏军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吃了败仗。从远东军区调来了大批军队，准备实施报复。三月十五日这天，当直升机返回不久，岛上就落下了几百枚炮弹，岛上并没有人，我军的战士都潜伏在江边的开阔地里，当苏军的炮轰停止，我第二十三军的一个营长带领的一个加强连和边防站的半个连，立即进入珍宝岛阵地。这时，苏军的几百名士兵，向珍宝岛冲来，他们必须通过冰雪覆盖的开阔的江面才能接近珍宝岛，而我军战士利用炮弹坑做掩体，严阵以待，战场的态势显然对苏军不利。几次进攻都被我军轻而一举的击退，阵地前留下了几十具尸体，苏军接着又是一阵炮轰，岛上的我军战士大部分撤回。当炮火向我方纵深延伸时，战士们立即登岛，苏军用高射机枪平射掩护士兵，继续进攻，但仍被我军打退，战斗中，营长的被一颗高射机枪子弹击中负伤，岛上的指挥由边防站长孙玉国接替，战斗整整打一上午，珍宝岛仍在我军控制下。到了下午，苏军集结了四、五十辆坦克分两路向珍宝岛扑来，其中有一辆坦克冲在最前面，火箭筒对它根本无效，硬是从岛的中部撕开一个口子，直接开到我方的江叉的冰面上，被埋在冰面里的反坦克地雷，将坦克履带炸断而抛锚。与此同时，其它坦克从四面，把珍宝岛围了起来，有铁壁合围之势。眼看着珍宝岛就要被包饺子了，时间大约是三点半左右，前沿指挥所给我部下达了开炮的命令，全营十八门大炮怒吼了。炮火的目标，首先是集中在停留在我方一侧的苏军坦克，一顿炮火，把苏军的铁壁合围，打开了个缺口，岛上的我军战士趁机从口子中撤回。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坦克，指挥所从五连调了三门大炮打直接，余下的仍打间接，直接与间接配合，把苏军坦克打得四处逃窜，我们炮火追着坦克打，一直延伸到苏联境内。我部在三五八高地观察所指挥的邓副营长，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一位颇有战斗经验的指挥员，发现逃回的坦克，向一个小山头的后面集中，便把全营的炮火集中向小山后打去，恰巧苏军的一个军官刚下吉普车，一发炮弹落下，当场被炮弹炸死，后来得知是一位上校。

　　这次战斗，我共装填了一百一十发炮弹。当我装了二十多发炮弹时，我已把棉衣、棉帽甩掉，正好被一位首长看见，捡起棉帽给戴上，后来知道 ，他是二十三军副军长、前指副总指挥孙明翰。他走过去后，帽子又被我甩掉了，太热了，我的脸和全身像水洗的一样。战斗进行一大半时，我发现瞄准手的右耳被炮声震的流血，我的耳朵被震的听炮声没有开始那么响了。我报告了班长，瞄准手被换了下来，第一炮手张天锡接替瞄准手，战斗继续进行到黄昏。当战斗接近尾声时，我累得直不起腰来了。最后的二十多发炮弹是由两个新兵装的，第一个新兵上去，没装几发，就被弹壳击倒。第二个上去时，全连的其他班已经开始撤出阵地，留下我们班打冷炮。天己擦黑，我看了一下炮筒，略有微红，当十几发炮弹打完时，我们班也撤出了阵地，当我们的炮车没走出一里地时，阵地上落下了几颗苏军的炮弹，好险啊！

　　我们并没有撤出多远，与原阵地平行的移动了一公里。晚饭只有饼干和白雪了，这一夜我比别人感觉都冷，因为我的内衣全湿透了，全靠体温来烘干内衣，这是阵地上的第三个夜晚，时间仿佛静止了，天总是不亮，整整一宿是在雪地上来回走动着……

　　3、三月十七日

　　这一天，经过边境会晤，我方允许苏军打着国际红十字会会旗，来珍宝岛收尸，运回被击毁的坦克。但是，就是不让运那辆被炸坏履带的新式坦克，后知道是T62型坦克。苏军士兵和医护人员整整忙活了一上午，战场已清理完毕，只剩下那辆T62型坦克了，苏军士兵拿牵引绳，试图接近那辆坦克，但埋伏在我方开阔地里的战士，毫不客气地将其击毙。我们已经接到观察所的指示，不要离开炮位，战斗随时都有打响的可能，各连要充分做好战斗准备。

　　午后，仍不死心的苏军，集结了几十坦克，后面跟步兵，向T62坦克冲来，首先是我步兵开火，接着是我们大炮又说话了。苏军的坦克群顿时乱了营，有被击中的，有的掉头就往回跑的，观察所不断地修正我们的射击目标，撵着打，直到把它们赶回苏联境内。没隔多久，苏军的炮火向我步兵的阵地狂轰起来，其实，尽管步兵阵地并没有多少战士，在不足四平方公里的地方，苏军发射了几百枚炮弹，步兵的伤亡是难免的。炮弹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火箭弹，这种炮弹一米多高，直径有二十多厘米，银白色，穿透力很强，落地后，扎进冻土近一米后爆炸，即便是不被炸死，翻起的土块，也把你压死。后来，我们到了209高地后，曾看到了几枚没有爆炸的火箭弹，只露着约四十厘米的尾巴。爆炸后的弹坑有两米多深，如果稍加修整，上面盖上盖，当一家住户的菜窖是没问题的。炮轰后，苏军再次进攻，我们的大炮又响了，这一天没有三月十五日那天打得那样紧张，连长下命，让每人都当一次瞄准手，换一个目标换一个人。轮到我时，打了八发炮弹。这一天我们班又打了一百多发炮弹，一多半是由我装填的，由于不是连续装填，没有出那多汗。傍晚，我们的阵地又转移了。

　　之后，苏军的炮兵不停地向T62坦克周围发射炮弹，厚厚的冰层被炸开。他们的用意是，你不让我往回拉，我也不让你得到。终于有一天，坦克落入了深深的江中，与此同时，苏军的高射机枪平射，封锁我军不得接近T62坦克。其实，我军早已派人把坦克里的现代化设备，如夜视镜、红外瞄准镜等，拆卸下来。落入江中的坦克，不过是个空壳而己。

　　两次战斗后，我们营打出了名。当时我们番号是639部队，在珍宝岛的部队都知道，这个部队的炮打的好，用三个字概括就是：快，三十年代末期的传统大炮，打得这么快，令人生疑；准，特别是给岛上的步兵解围时，没有一颗炮弹落到我军阵地；灵，撵着苏军打，你跑到那就打到那，还炸死了一名苏军上校，这可是珍宝岛战斗苏军死亡名单中，官衔最大的一个，后来知道叫列昂诺夫。于是各大报记者，八影、新影的摄影师，拥入我们阵地采访、拍照、摄影，我们排还真的打了几炮，让摄影师们拍摄。后来，我还真看到了这部关于珍宝岛战斗的纪录影片，画面的打炮镜头，就是在我们排的阵地上拍摄的。我们营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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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艰苦的等待

　　我们到新的阵地后的头几天，仍然日夜守在炮位上，没有什么开饭时间了，谁饿了就抓把饼干或吃个面包，渴了就吃点雪。困了就倚着炮弹箱上打个盹。当时流行的说法：”仗好打，苦难熬。”最最难熬的是夜晚，头顶着蓝天，脚踏着白雪，露营在炮位上。三十多年前的三月份，可比现在寒冷多了。大家企盼着第二天的太阳早早出来，驱走这寒冷的黑夜。前边的战事处于僵持阶段，虽然日夜都有枪炮声，那是苏军的“值班”机枪，向我方有目标没目标的乱打一通，以发泄吃败仗之恨。

　　每当太阳出来时，阵地上倒安静起来，这时你可以借着太阳的微微暖意，打个盹。到了中午，你可以躺在炮弹箱子上美美地睡上一个“午觉”。你还可以脱下内衣，抓抓虱子，不过动作要快，三月的天，可不比六月天啊。经过两次战斗，战士们一个个都像汽车修理工似的，炮弹上的防腐油都擦在衣服上了，脸上也是黑黑的，爱清洁的战士，你可以趁这时用雪擦两把脸，但小心点，你的脸蛋会像麻土豆一样“美丽”！每天中午，我们都细细地品味着太阳的恩赐。这样的日子慢慢地走过了十天，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在全连传开了，什么问题？便秘。起初，没有人提起。有一天，一个新兵上“厕所”，上厕所要报告的，因为要到几十米外的树林里。好长时间还没回来。有人开玩笑：是不是掉进“厕所”里了，赶紧派人找一下，找到他时，发现他已经躺在屎窝里睡着了，赶紧把叫他醒，还好坚硬的屎蛋并没把他身上弄脏。原来，由于蹲的时间太长，使劲过大，当粪便排泄出来时，一时的轻松，使他昏睡过去。连里知道这件事后，立即采取应急措施：上厕所要结伴而行；令卫生员将泄药发给便秘严重的战士；向上级报告了情况，并请示炊事班要尽快开伙，因怕暴露目标，炊事班从我们进入阵地就没有做饭。名人说过：士兵打仗主要靠的是胃呀。

　　次日，全连忙活一天，有帮炊事班埋锅造饭的；有支帐篷的；有伐木搭铺的；十天前我们轻装上阵，扔下的挎包、行李及用品也拉了回来。下午三、四点钟，大家用自己水缸当碗，折一根枝条当筷子，吃上了热乎乎的猪肉煮挂面，这是十天来的第一顿饭。晚上，我们住进了帐篷，虽不能采暖，但可避风。躺在用原木搭起的大铺上，和衣而睡，再盖上被子，比在露天地里，强多了。这一天是三月二十五日。

　　以后开饭，上顿是米饭、炖猪肉，下顿是猪肉煮挂面，偶尔能吃上一顿猪肉煮黄豆，那就是吃着蔬菜了。那个年代，应该说是好饭了，可架不住天天吃。有人提议，咱们吃顿饺子好不好？大家一致赞成。按老规矩，炊事班剁馅、和面，各班自己包。整个阵地像过年一样热闹，卸下炮弹箱盖，翻过来，绝好的面板，选一根比较圆的树枝，剥皮后稍加修理就是擀面杖，大家擀的擀，包的包，一个多小时，样式各异的饺子就摆满了几箱盖，最先包的饺子已经冻了，这样好，饺子就不会粘在一起了。把饺子装到两个卸了盖的炮弹箱，抬到几百米外的炊事班去煮，怎么往回端呢？炊事班那点家当，早被分光了，不知是谁提出，用洗脸盛饺子，一时间，洗脸盆成了抢手货，因为上前线时，不是每人都带的。用洗脸盛饺子，吃的照样香，这是一顿令人难以忘记的饺子。这顿饺子从开始包，到各班都吃完，闹腾了三个多小时，那些带洗脸盆的战士，饭后只好到各班去找自己的洗脸盆了。

　　5、209高地

　　一天夜里，大家在睡梦中被推醒。“有任务！”战士们小声地传递着。背上行装，收炮，挂车。一切都在悄悄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炮车起动了，向前边开去。又有仗打了，可能是打直接，大家心里猜想着。到了无名高地，车不能再往前开了。我们在209高地山脚下的小树林里，开出一条能过去大炮的小道，距离无名高地约一千多米，直通已经选好的阵地，面向珍宝岛南端的一块缓坡小树林里。然后，全排战士一门一门地把大炮从无名高地推到阵地，将砍下的小树，盖在上面进行伪装。在距离炮阵地五十多米的密林中支起了帐篷，东方微微放亮，排长招呼大家赶紧进帐篷休息，不要在外面活动了，以防暴露目标。早晨八点钟，岗哨回来，发现大家横躺竖卧一地，睡的好香啊。大概是上一班换岗时，下岗的战士上铺时晃动了，加上搭铺时是在黑夜没有搭好，铺塌了，并没有影响大家的酣睡，大家起来后都笑了起来。排长令大家把铺重新搭好，布置了任务。与此同时，我连二排进入了珍宝岛北面的七里沁岛阵地。从此两个排分离了达八个月之久。

　　这一天是四月一日，江还没有开冻，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即将开始的打捞T62坦克工作，当然也不排除苏军要打捞的可能。209高地，是距离江边较近的高地，约五、六百米。距岛的南端是一千零五十米，隔江的苏军只能看见我们阵地的侧面，而这一面又是密密的树林，我们的大炮的方向是珍宝岛，没有飞机的侦察是很难发现的，三门大炮是潜伏下来的三颗钉子。所以，要求我们日夜都在帐篷周围待命，严令不准白天到阵地，并严格了夜间站岗的纪律。炊事班在一千米以外的无名高地扎营，每天通过小道给我们送饭，送水。水对于我们更显得珍贵，每天每人半盆水，可以说是从头洗到脚，根本无水让你洗衣服。乌苏里江就在我们脚下流过，只能望水兴叹。

　　转眼十几天过去了，江也开冻了。有一天夜里，我们是在炮位上度过的，原来要打捞T62坦克。这几天夜里常有两台“斯大林100号”推土机，在我们下面的开阔地里，毫无目地的来回开动。苏军发现后，用探照灯晃了几下，好像没有看到什么，但还是打了几枪。这天夜里，还是如此，这是迷惑苏军呢。苏军哪里知道，我军早两天已派潜水员将坦克挂上，在无名高地后面用人工绞盘机，换人不停机，一厘米一厘米的绞了四十八小时了，现在坦克离水面只有一米了。后半夜，两台推土机挂上坦克开足马力，向无名高地开去，T62坦克就这样被我方打捞上来，据说当坦克运到沈阳时，苏方才知道，晚了，追不上了。几个月后，专门打击这种坦克的穿甲弹研制出来。这辆坦克现收藏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

　　“前指”每天都有首长来阵地视察，七十三师师长黄浩是我们阵地的常客。当然最受欢迎的是同来的摄影记者，求他们给照张像。最后，“前指”决定将这“三颗钉子”永久地钉在这，给三门大炮修钢筋水泥工事。材料、民工很快到位。巧的是同一个学年的同学王景祥也在民工队伍里，并得知另一个同学都长路也来支前了。我们白天睡觉，晚上摸黑干活，苦和累自然不必细说。六月初，水泥工事连同人居住的坑道一起完工。各班都搬到自己炮位的坑道里，帐篷就变成连部了。这时才允许给家里写封报平安的信，不得涉及军事上的事，信封、信纸由连里提供，写完后，信封不得封口，由连里检查后统一封口寄出。

　　等待的日子，实在难熬，无非是打打扑克，聊聊天。要么就互相剃头，本来头发都不长，十天半月就剃一次头。这一是消磨时间，二是学了理发技能。不知谁先开始了另一种消磨时间办法，制作烟嘴。材料是一种多年生灌木，都叫它“王八骨头”，材质细，且坚硬，学名不知叫什么，一簇一簇的遍地都是，在帐篷周围，随手便可得到。工具比较简单，小刀、锯条、砂纸、白蜡等，最好用锯条做一把刻刀。我们排曾有过自制像章的历史，这些工具他们都带着呢。制作过程是这样的：取一段烟嘴长的材料，将子弹壳前端较细的部分锯下，在材料的一端用小刀挖一个窝，将锯下的子弹壳镶嵌上，这是关键的一道工序，不能太紧，容易把材料撑裂，也不能太松，容易脱落。用细铁丝将材料中间的空心穿透，用小刀把它削成烟嘴的样子，用砂纸抛光，刻上字或图案，涂上颜料(钢笔水或圆珠笔油)，打上蜡，一个漂亮的烟嘴就做成了。全排会吸烟的不过四、五名，他们是这批“产品”的试用者，不会吸烟也向别人要一枝，装装洋相。烟嘴越做越好，越做越漂亮，为了能刻上字或图案，烟嘴越做越大。要刻字，首先要在上面用铅笔写好字，我在全排写字还是可以的，常常要放下自己的“活”，帮他们写字，我记得常写的字有：“珍宝岛纪念”、“北国风光”、“战斗在珍宝岛”等等，再配上相应的图案，是一个珍贵的纪念品，战友们把它当作一件礼品，送给亲友及来阵地检查的各级首长。烟嘴只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当时的烟卷还没有过滤嘴。这种制作活动一直持续到我们撤离珍宝岛地区。

　　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万物复苏。蚊子、瞎蝇、小咬开始了三班倒，蛇也常常光顾我们炮位、坑道，大多的人对蛇的恐惧胜过对敌人的恐惧。有人说，吸烟可以驱蛇，于是都开始吸烟，把烟头扔在坑道的各个角落，的确有效，几天后，大家再没有看到蛇的踪迹。一场大雨后，我们的坑道的一角出现了漏洞，班长说：找几块石头垒一下，可我们周围很难再找到了。有人说，山顶上有石头，傍晚时我们上去起几块。我们四、五个人，趁着天色刚黑，登上了209高地的山顶，刚要起石头，就听“啾啾啾、啾啾啾”就子弹从我们头上飞过，接着“噗噗噗、噗噗噗”子弹在我们脚下翻一片尘土，大家立即卧倒，就势滚下山来。回头再看我们刚才站过的地方，已被高射机枪封锁住，子弹打到石头上，直冒火星。枪声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听习惯了，但子弹离我们这么近，还是头一回，真有点后怕，全当是又看见了一次蛇。回到坑道里，我们分析了一下才明白：我们在山底下看见天已黑下来，其实山顶上并不黑，四、五个人，明晃晃的，能不被苏军的值班机枪发现吗？

　　苏军一发现我方有动静就开枪，直到国庆节后才停止。据说是苏总理柯西金访越归来途经北京，在机场停留，周恩来总理去机场与柯西金会了一面。中苏边境矛盾开始缓和，苏方的客、货轮船出现在乌苏里江上，因为这条江是苏联远东地区的重要交通航线。偶尔还可以看我方的巡逻快艇驶过，一派和平景象，好像这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

　　珍宝岛战斗却给我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开炮震得耳朵背，吃饭吃出溃疡胃。”这以后便是断断续续的医院生活……

　　6、医院的故事

　　战争的气氛没有了，人们的心情也放松了，疾病却找上来了。几天来总觉得胃疼，有时半夜疼得睡不着觉，大解时经常是黑红色的。十月下旬的一天夜里，我还记得呕吐的不行了，最后还吐了几口热乎乎的东西，在昏迷状态下被送进了第64医院前线包扎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我醒来时，是躺在暖和的被窝里，周围全是陌生的女兵，奇怪，这是哪？看着熟悉的帐篷，我们住的帐篷没有床，我明明是躺在床上，还有一个药瓶在我头上方吊着。我知道了这是被送进包扎所了。前方无战事，这里的伤病员没几个。偶尔来了个伤病员，全所医护人都跟着忙活。护士看我醒了，告诉我不要动，正在输液呢。我的左臂上是有点什么东西，我抬了抬右臂，才发现我穿着蓝白相间的衣服，刚刚长起的寸头又被剃光了，身上滑溜溜的，好像被擦拭过。听说过，前几次战斗牺牲的战士，都被擦得干干净净才装到白布袋里。她们是不是认为我已经死了，不可能，死了干吗还要输液呢？上前线的八个月，基本上是和衣而睡的。我想我当时的样子跟常年露宿街头的乞丐差不多，一定是护士们看我太脏了，虱子自然是不会少的，趁我昏迷时将我扒光了。想到这，脸上有的发热。护士看了看却说，脸上有点血色了。我想起来小解，护士从床下拿出小便器，掀开被子要给我接尿，我的尿立刻被吓了回去，说“我不尿了。”护士明白我害羞，说：“小家伙，还挺封建呢，我出去，完后叫我。”我费了半天劲，才尿了出来。她接过小便器拿到外面倒了，回来后，对我一番开导，说我的胃出血刚被止住，不能随意乱动，让我配合工作，病人必须听从医护人员的安排。她还说，前些天有一个病号，不排尿，她们用导管插在上面为他导尿，听得我混身直发毛。说着，端来一盆温水，帮我洗脸、洗头，她用细嫩的手指挠在我的头上，这一刻仿佛回到妈妈身边…… 又像在梦中，这是一个长达八个月的战争之梦。

　　一个多星期，在医护人员的无微不至的照料下，我的病情好多了。护士将洗的干干净净、略带点消毒水味的军装拿来，让我换上。说马上转院。护士们将我扶上救护车，我眼泪汪汪向她们挥手告别，我以为就我这样脆弱，一同转院的病友们，个个如此。

　　到了223医院驻东方红的包扎所后，医生对我做细致的检查，并做了胃透，确诊为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溃疡面刚开始愈合，但不排除继续出血的可能，把我安排在特护病房，整天躺在床上打针吃药，吃喝拉撒全由护理员伺候。大约半个月后，病情稳定下来，我才被移到普通病房。医生让我准备一下近期转后方医院，我说：再住些天，我就回连队了。医生说：“想的美，你回连队的下一步，很可能要胃穿孔，到那时，只能是切开你的肚子，把你的胃最少切除一半。”我听了后，吓了一身冷汗。都十一月的下旬了，我还穿着秋衣裤，我在转院前必须回连队一趟。

　　在回连队的途中，快要到五林洞时，我在汽车上看到一群支前民工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我睁大眼睛仔细地看看，认出是都长路，他也看出是我，车停下后，我向他跑去，他向我跑来，两个小学的同学就这样相会在五林洞，我们在前指招待所唠了半宿，后来他还到东方红医院看过我。次日我回到了209高地，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我们排里发生较大的变化，排长和五个正副班长全都提职，去内蒙一线组建新的部队。原三班长当了指导员，从六连来了一个排长当副连长。与我同期入伍的，差不多都当了班长或副班长，张天锡当了三班班长。指导员看我回来了，向我说明了情况：原来准备让我当一班班长，跟医院勾通了一下情况，说我的病情不适合在部队干下去。连队本着对我以后的生活负责，在副连长的提议下，连部决定留我一年，专门治病。考虑到我和张天锡的关系比较好，已经把我调到三班。我对连里的安排很满意，但多少有一点失落，如果不是这场病……

　　第二天，我收拾了一下东西，换上棉衣就返回东方红。回到医院后，所里对我们要转院的伤病员，集中住到了一个病室，是森铁处的候车室。能住十几个伤病员，开始并没有住满，但每天都有伤病员加入。而且进行了特别关照，护理人员帮助洗衣服、理发等。我没有让她们理发，而是到森铁处的理发室，刮了个光头，去去心火。以至于十几年后，曾做过一个二次应征入伍的梦。

　　在这个病室里，我结识了一位病友，是某部的宣传干事，患严重关节炎，走路一拐一拐的。但很注重仪表，模样一般，却留着大背头，显然跟这些剃光头的战士有点距离。不知怎么，他却跟我很近乎，后来我才知道，他偷看了我的日记，我的日记，为了节省篇幅，都是用诗的形式写的。现在看来，不过是喊喊口号的顺口溜而己。他大为欣赏。他不隐瞒看了我的日记，对我说：你要是在我们部队，我非把你调到团里不可。他很健谈，本不爱说话的我，在他的感染下也打开了话匣子，我们谈得很投机。

　　十二月初，我被转到牡丹江223医院内三科。到了大医院，我这种病太平常了，例行的检查了一番，医生明确的告诉你，耐心地休养吧。开始的半个月给我吃流食，就是nai粉、粥、面条等，每天五顿饭，从入64医院就吃这种饭。后半个月改为半流食，正餐跟其他病人一样，上下午各加一顿流食。每天，护理员给送五顿饭，护士看着你吃三次药，一遍医生查房，牢牢地把你拴在病房里。一个月后，也就是一九七〇年的元旦后，才让我吃普食。说实在的医院的伙食，真不如连队好，唯一的好处是能吃到蔬菜。这时，我才有时间，到处溜达一下，远处不敢去，只能在楼上楼下，院里的空地溜达。

　　转眼到223医院已经三个多月了，病情大为好转，医院也呆腻了，想回连队看看，这期间我只回过一次连队。巧了正好是三月二日，我向医生提出要出院的要求，医生说：“你这样病号我见多了，出去没几天又得回来，来回折腾啥。”我说：“可能部队要撤了，我得跟着部队走啊。”其实我是瞎蒙的。医生同意了。给我办理了出院证，上面写着：“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病情好转”、“建议多休息，吃流食”等等，又到财务取回士兵供应证。晚饭后，就乘车到了火车站。开往东方红的车是晚上七点多钟，我多想顺路回趟家，回家可是要违犯军纪的，怎么办呢？我在候车室看到预售车票窗口，有了，买了张第三天的，就是三月四日的车票。检票时，检票员看我是军人，根本没详细看，就让我过去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到穆棱站，等我走到家时快十点了。第二天，同家人团聚了一天。第三天我想起了陈伟华，就到他家去了，三年多没见面了，恰巧他休班，我们谈了一上午，中午又约了路振水，在饭店随便吃了点饭，到照相馆留了个影。下午，忙里偷闲，陈伟华还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是中学时的同班同学，见了一面。回部队后，通过两封信就吹了，那时我真真的不懂爱情。

　　晚上九点多钟，我持当日的车票上了火车，这意味着，这之前我还在牡丹江。第二天早上到达东方红，换乘森林铁路的小火车，下午一点钟到了101兵站，搭了个运货的卡车，到五林洞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我在路边等候往前边去的车辆。一辆吉普车开了过来，到我跟前停了下来，我一看，原来是营部的车，司机认识我，是同年入伍的，车上坐着营长，营长也认出我是四连的，“回去吗？，赶紧上车。”我上了吉普车，心想到营部就好说了，营长问我上哪去了，我说刚出院。“你还不知道你们连已经撤到三号桥吧。”半个小时后，车在一个路口停下，司机让我下车，并告诉我，顺着这条路走上四、五百米就到连队了。就这样我很顺利地回到连队，这一天是三月五日。到连部把我的出院证明及火车票一交，连长一看车票说：“你回来的好快呀。”我说：“要不是遇到营部的车，今晚要在五林洞住一宿。”连长说：“现在条件比在209阵地好多了，每个班的坑道里都有炉子，如果大锅饭你吃不了，你可以到炊事班拿些米、挂面什么的，自己在炉子上做。”

　　第二天上午，通信员说有我电话，我赶紧去连部接电话，原来是223医院的医生打来的，问我什么时候到的连队，我哼哈地搪塞了几句，就把电话撂了，好在连部里没人，因为都去施工了。好险啊，我中途回家的秘密是保住了。

　　七〇年兵己经下连，班里多了两个新兵，这个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加固炮工事和美化阵地。记得有一个叫徐丛瑶的大连兵，他在一班，和我相处的很好。我们在一起干活，在一起谈天说地，每天形影不离，直到晚上才各自回到炮工事的坑道里。

　　两个月后的五月十日，我们营调防到通辽市。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率若干副司令、副政委视察内蒙一线防务，到达通辽时，在师首长的陪同下，特意到我们营驻地，接见了全营指战员。讲话时，还提起了我们营打死苏军上校列昂诺夫一事。

　　附：

　　笔者1949年出生，1968年入伍，1969年参加了珍宝岛自卫还击战。1971年复员回乡，在林业局局机关工作四年，后分别在局属两所中学任教28年，先后任语文、地理、计算机等学科教师。2003年局定编时，被列为待岗人员，每月可领到四百多元的工资，在家闲居，有时写点自己青少年的事，自我欣赏。常帮亲朋好友维护维护电脑，喜欢玩《红警》、《将军》之类的游戏，偶尔上上网。

　　前些天在“新华网”看到一篇文章《讲述珍宝岛保卫战鲜为人知细节》，接着又在其他网站看了十几篇有关珍宝岛还击战的文章，主要讲步兵的战斗经过，对炮兵参战提及很少。上文中也只有一句，“我方以炮火回击，并对被判断为苏军前线指挥所等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孙晓的报告文学《中国炮兵传奇-珍宝岛之战》，也只是寥寥数语提及炮兵二营。今年是珍宝岛还击三十五周年，我作为炮兵参战者，有责任补上这一空白。于是便有了此文。文中关于步兵的战斗经过，是当时阵地上广为流传的，可能有失实的地方，请以其它文章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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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强调西北可能出问题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军区司令部。

　　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睡了个很惬意的午觉，此刻刚懒洋洋地走进办公室，便看到了办公桌上置放在醒目位置的6月10日的情况报告。

　　又是边境事件。

　　龙书金不耐烦地将报告浏览了一遍。因为死了人，他不得不稍为认真地多看了两眼。

　　越界....。.开枪....。.这可能吗？....。.

　　进入6月以来，这类有关苏军越境入侵的报告显著增多，披照惯例，有关外交的纠纷一旦发生，不管事件的大小，管辖哨所必须一式三份，用电报直发军分区、军区和北京外交部。而且做为军区司令员的他，亦必须一一圈阅。据说这一规定是周恩来亲自制定的。龙书金由广州军区副司令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后，也不得不遵守这一规定。

　　龙书金对这些多如牛毛的外交纠纷报告早就腻烦透顶。今天是一头羊，明天是一头牛、要么是你打了我一枪，我射了你一弹，在自己的辖区内，中苏边界线长达7000多公里，谁知道一天要发生多少事，而这些事件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假报军情？......！

　　龙书金将报告漫不经心地抛在桌面上，起身缓缓踱到窗前。

　　新疆的6月，窗外炽热如火，花园里的花草绿木，在骄阳的暴晒下蔫搭着头，好似脱干了水分，划一根火柴就可点着。

　　这个鬼地方。

　　龙书金愤愤地咒骂了一句，又回至刚才的思路上去。

　　有些哨所的军官，为了引起上级的重视，得到更充实的供应，故意夸大事实。有时屁大一点事也来报告。这虽然算不上邀功争宠，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边界如此漫长，很多地方又没有边界标志，谁侵犯了谁，有什么根据？再说放牧牛羊跑单的事时有发生，难道这也报告，这也需要我军区司令圈阅？

　　说实话，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龙书金的确紧张过一阵子，九大期间龙书金赴京与会时，秘密会见过林彪，林彪认为：中苏之间的矛盾完全是因为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引起的，即使有一些边境摩擦，尚不至于酿成大战。另外，从苏军的兵力部署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林彪最后诡秘他说：还是有一点边境纠纷好，可以提高军队的威信，加重几个军区司令员在中央领导层的分量。

　　4月，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报文中特别说明，毛泽东最近指示：西北可能要出问题。要龙书金早做部署，由于林彪的交底，龙书金对这份电报只是付之一笑，草签了个名字，便封进了文件柜，拒未对下传达。

　　进入6月，关于外交纠纷的报告沓至纷来，有时一天多达20余份。龙书金觉得实在乏味，便擅自下了一道命令：此后一般性的外交纠纷，可逐级报告，本级能处理的，可不必报告上级。

　　果然，此类报告顿时骤减下来，龙书金自觉清心了不少。他不懂得：外交无小事，一粒火星，都可触发两国交兵的连绵战火。尤其是在中苏两国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

　　龙书金立刻得到了血腥的教训。

　　戈壁滩上的38具中国官兵的尸体

　　1969年8月10日，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到塔城军分区检查工作，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汇报工作时谈到最近对面苏军调动频繁，夜间可听到坦克的轰鸣声，苏军是否有什么阴谋？任书田副司令员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新疆军区司令部。

　　8月11日，中国军队在两国边防军经常会晤的巴克图哨所悬挂起红旗，这是邀请对方司令官进行会谈的信号。然而，红旗悬挂了一天，苏军的赫尔丘上校、安泽菲洛夫中校、巴什捷夫中校，谁也没有露面。

　　8月12日，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盂魁武接到塔城军分区再次来电，认为苏军行动反常，马上报告了龙书金。龙书金弃置一旁，没有答复。

　　当晚，王新光政委又电话直要新疆军区作战值班室，报告当面苏军可能有重大的行动。请示明天的例行巡逻可否取消。

　　值班参谋回答：军区首长已接到你们的报告，但对取消例行巡逻一事没有明确指示。

　　8月13日上午8时，按照规定，副连长杨政林率领三排37名官兵，执行例行巡逻任务。

　　王新光政委仁立在一个高地上，目送巡逻队消融入茫茫的戈壁滩。虽然这天的阳光格外明媚，王新光的心头却笼罩着驱之不散的浓厚的阴云。

　　巡逻队的官兵对即将发生的凶险茫然不知，他们沿着例行的巡逻道路，逶迤着向前走去，由于是在荒无人迹的戈壁上巡逻，所以队形并不很严整。几个刚分到边防的新兵。围着杨政林听他讲惊心动魄的边防斗争故事。还有的将路旁的沙枣棵、骆驼草折断，编成圈帽戴在头顶，以遮挡骄热的太阳。

　　突然，杨政林停住了脚步，他似乎感到周围的地形有些陌生。这条路他走过上百遍。沿途的一草一木、山丘、沟壑，他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指掌。

　　他细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地貌，说不出哪里感到别扭。

　　一望无际的戈壁，犹如一个正在酣睡的莽汉，毫无知觉的袒露着胸腹。

　　杨政林正要命令巡逻队继续前进，一发炮弹挟着尖厉的呼啸落在队伍的中间。

　　轰的一声巨响，五六名战士炸得四散飞迸。

　　卧倒，杨政林吼叫着发出了命令。

　　6辆苏军坦克犹如从地狱里钻出来，出现在杨政林的视野里，它们巨兽般摇晃着抖掉身上的浮土、草棵，成扇形从三面包围上来。三百多名苏军官兵，也从土堆里爬出来，尾随坦克开始冲击。

　　杨政林这才意识到，这是苏军周密计划，蓄谋已久的行动。巡逻队被四面包围，已经没有生还的退路了。

　　此刻，杨政林已抱定必死的决心。抵抗，无异鸡蛋往石头上碰，可即便头破血流，也要溅它一身黄了。

　　望着呐喊冲来的苏军士兵，杨政林对身旁的机枪手狠狠挥动了一下手臂，打！

　　机枪手也意识到处境的险恶，紧抱着机枪，将一串串子弹，刮风般扫向扑来的敌人。

　　巡逻队的战士，虽然伏在地上，但无可依托的地物，且被苏军的密集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间或用冲锋枪还击一下，子弹打在坦克的甲板上，只是迸发出几粒火星，对敌军根本构不成威胁。

　　此时扬政林的左臂已经被子弹射了个洞，他无暇包扎，不断涌出的血水染红了半边军衣。

　　现在，他知道自己应该先做些什么了。他将报话机从已牺牲的报话员的身上解下来，大声呼叫：塔城、塔城，我是杨政林，我们在铁里克提东10公里处遭敌伏击，苏军坦克6辆，步兵300余人....。.

　　这时，空中传来嗡嗡的轰鸣声，杨政林抬头，看到两架直升机，在头顶盘旋两圈，然后向北折去。

　　杨政林报告完敌情，最后沉重他说：请党相信我们。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粒子弹，决不会出现一个俘虏....。.

　　杨政林扔下话筒，用冲锋枪扫倒几个苏军士兵。正想转身射击，这才发现右腿被炸断了，早已失去了知觉，血水浸透了身下的岩石。

　　苏军似乎知道了这一队中国士兵目前处于的孤立无援的境地，马上改变了战术，不再用坦克导引步兵冲击，而是将中国士兵团团围住，用准确的炮火逐个进行打靶式的射击。

　　巡逻队马上陷入了拼杀不能，抵抗无望的境地。

　　空旷的戈壁变成了血腥的屠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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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中国士兵早已死去，仍然成为苏军射击的目标，尸体上冒着一缕缕中弹后的青烟。

　　中国士兵抱定必死的决心，依然顽强地抵抗着。

　　突然，两颗汽油燃烧弹在中国阵地中间炸裂开来，随着四散喷溅的黑色液油，大火如噬人的野兽张开了血红的嘴巴。

　　火海里，中国士兵在翻滚、扑跌。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伴着血肉被烧焦的腥臭味，在苍茫的戈壁滩上飘散，回旋......。

　　仅存的两名伤兵爬到了杨政林身边。7班长胡宝杨右眼被击穿，血浆糊了一脸。新战士小王第一次参加执勤，连枪都不会使，手里紧握着一颗未开盖的手榴弹，稚气的脸绒上挂着横七竖八的黑红的血污。他的腿、腹、胸先后中了4弹，军衣与皮肉烧结在一起连扔手榴弹的力气都没有了。

　　杨政林悲叹了一一声，回身望了一眼祖国的土地，缓缓旋下小王手中的手榴弹底盖，攥住弦扣。

　　一声巨响过后，阵地上旋即沉静下来。

　　只有滚滚的黑烟，还在升腾、膨胀，远远望去，如一只狰狞可怖的恶鬼。

　　等到中国陆军第八师的一个团携带轻重武器，从60公里外的巴克图据点赶来时，战斗早已结束了。

　　38具尸体弃置一地，有的面目全非，变成了黑炭。方圆几百米的戈壁，仿佛被炽热的开火焚烧过，变得漆黑一片。

　　大漠孤烟，夕阳惨照，天将倾，地欲堕，黄昏血色，血色黄昏。

　　半个月之后，为了弄清事件真相，中央军委调查组来到了乌鲁木齐，先后调查了司令员龙书金、政委王恩茂、副司令员赛福鼎以下近百人。

　　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参谋长南仲周认为，事件发生前，苏军调动频繁，情况异常，这些情况多次向军区司令部值班室汇报过，现有电话记录可以做证，汇报中曾多次要求暂停巡逻，但上级都没有答复。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说：接到塔城军分区的报告后，我们是慎重研究过的，并且有情况不明暂不巡逻的决定，但上报军区后，一直未接到批复，不得已只好让值勤分队继续巡逻，为了此事，赵副司令员曾亲自打电话找到龙书金，并且吵骂了一通。

　　新疆军区作战部科长宫为友、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岳耀礼说：塔城上报的情况我们都已知道，作为参谋人员，我们也同意暂停巡逻，但是给领导汇报后，确没人理睬。

　　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说：为此事我曾专门请示过龙书金司令员，司令员让我报告北京外交部，让他们拿意见。由于事关重大，在外交部没有明确答复前，我不敢擅自下令停止巡逻。

　　关于一个边防哨所是否巡逻的问题，居然要由远隔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负责。这实在有点滑稽，再查北京外交部，外交部答复值班人员已回电，关于边防部队的巡逻间隔，巡逻路线，可由新疆军区自行确定。

　　从北京到新疆，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究竟谁应该为8·13事件负责呢？鬼知道？

　　直到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这些纠缠不清的失误才一古脑落到林彪死党龙书金的头？?了军队内部分工不明，遇事推诿，相互扯皮、缺乏决断的弊端呢？

　　毛泽东又耍了一个小花招

　　中南海游泳池，澄澈的水波里，一个宽厚的身躯静止般仰浮在水面上。许久，粗壮的胳膊才高高扬起，缓缓地划动了一下....。.

　　在水面上仰浮，是毛泽东最喜爱的游泳姿式，也是他思索问题的最佳方式。

　　此刻，他仰浮在水面上，眼睑紧闭，声息全无，似乎静静地睡着了。

　　其实，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脑海里正涌动着滔天巨浪。他思索着：怎样操动手中的舵浆才能将8亿人的航船避开急流险滩，驶进一个安全的港湾。

　　中苏边境，苏军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总兵力足有100万虎视眈眈正欲跃马挥刀、卷地杀来。

　　百万大军，这算什么？我有500万大军与之抗衡。就算他的一万辆坦克突破了我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但在纵深预定战场上，他们会发现陷入了灭顶之灾的重重包围之中。到那时，他们食无粮草，住无居所，车无油料，炮无弹药....。.

　　8亿人民8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苏军的千里补给线，会被我处处掐断，先头冲击的部队会在我铜墙铁壁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的实战机群，会将苏军的大肚子运输机打得尸骨无存。到那时，不仅这百万大军无法做困兽之斗，我们的铁军还将杀过边界，将战火引向苏联的国土。北京不保，莫斯科也将无存....。.

　　哼！没有400万军队，他别想打我的主意。而苏军的总兵力只有320万。

　　毛泽东挥动了一下手臂，伴随着躯体的漂移思绪仿佛也转到了另一个光点。

　　核战争，勃列日涅夫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启动核战争的按钮？

　　毛泽东陷入了更深层的思索中。

　　毛泽东当然知道原子弹的厉害。

　　记得十多年前第二次出访莫斯科的时候，他同当时的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发生过一场关于核战争的辩论。针对赫鲁晓夫惊恐核战争的暴发，诺亚方舟将彻底沉没的恐美情绪，毛泽东发表过一个震惊世界的讲话。

　　原子弹并没有什么也不起，我看它也是纸老虎，....。.

　　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也是靠人去掌握的....。.

　　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既便那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

　　赫鲁晓夫吃惊地半张着嘴巴，凸起的眼珠几乎从眼眶里蹦出来。

　　赫鲁晓夫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以至许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仍然引用这段话，并且认定毛泽东是疯子、战争狂人....。.

　　波兰的哥穆尔卡也曾抱怨地说：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5000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他也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

　　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的主任杰里？帕森斯将军说：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

　　毛泽东对自己的许多得意之笔，风趣地称之为我又耍了一个小花招。

　　在莫斯科的这番话，算不算花招？没有人研究。此后，毛泽东亲自部署，调集了精兵强将去占领两弹的制高点。

　　1964年，有了爆炸成功的原子弹、运载导弹，不久，又有了氢弹。到这个时候为止，中国已经进行了七次成功的核试验，每次试验的成功，都昭示着中国两弹技术的又一次惊人的飞跃。

　　现在，毛泽东当然不会再谈，准备死多少人的问题了，而是要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近几日，毛泽东又读二十四史，其中《明史，朱升传》中的一段话，始终在他脑海里索回。

　　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四方旱煌，饥荒严重，又瘟疫流行。是时，元皇朝纲纪不振，政治腐败，内部纷争，天下群雄竟起，遂致大乱，定远(今属安徽省)皇觉寺为乱兵所焚。朱元璋元奈，投至义军郭子兴属下，任亲兵九夫长。后屡次征战、南讨北杀，朱元璋兵多将广，羽翼渐丰。此时元璋急于称王。然隐土朱升剖析天下大势，指出为敌者，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陈友定，东南有方国珍，早早称王，只能成众矢之的。现在天下大势未定，群雄逐鹿，不如暂时拥借已称宋帝的韩林儿，修好于各方，集中打击陈友谅。此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朱元璋纳之。此后，灭陈友谅、沉小明王于瓜号江中，障碍即除才于公元1368年正月，即皇帝位。

　　面对一触即发的核战争，毛泽东从明史中又受到偌多启示。

　　为减少伤亡，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应迅速挖掘修建防空工事，当核弹袭来时，人们可躲至地下。

　　打仗最忌两面树敌，美国急于撤出越南，我们该送他一颗定心丸吃吃，明确告诉他们中国无意在亚洲追求霸权，也无意去填补美军撤离后的空白。

　　面对苏联的战争叫嚣，我们不能单纯地组织防御，应该和张爱萍商量一下，可否把即将实施的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再提前一段时间。触一触勃列日涅夫的神经。看他还有没有胆量去动核按钮....。.

　　毛泽东虽然躺在水面上未动，却已思贯古今，神游八极，将一场大战的全局廓括胸中。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有常人无法望其项背的预见性，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言：如果历史能够倒演，8O%的人会成为伟人。

　　主席，总理来了，正在客厅等您。工作人员打断了毛泽东正在太虚中往来飞梭的思绪。

　　毛泽东手攀扶梯，走上池岸，用毛巾揩干身上的水迹。披上浴袍，走进了客厅。

　　恩来，坐下说话。毛泽东气定神闲地说。

　　主席，四老帅的紧急报告，您看过了吗？

　　由于过度的操劳和过重的焦虑，周恩来的声音急促、暗哑。

　　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

　　毛泽东淡然一笑：勃列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伯？我不晓得，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哩！

　　毛泽东今天是语音朗朗、谈笑自若。周恩来心中却如悬巨石，神色忧郁得很。

　　他为毛主席的安全而忧虑。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九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九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九字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周恩来略一思忖，陡然眼眸一亮。

　　毛泽东狡黠地一笑，有没有剽窃之嫌啊？

　　周恩来兴奋地道：不称霸，好！这下美国就该放心了。

　　毛泽东摇摇头，只放心不够，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

　　周恩来：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看了。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沉吟着说：勃列日涅夫是个软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那个国防部长哩！

　　周恩来始终记挂着自己的使命，趁此亮出了底牌。主席，四老帅都认为国庆节苏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群众集会怎么个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周恩来的潜台词是：搞集会主席就要检阅，要检阅就要登天安门。登天安门国家领导人就要全部亮相。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伯？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毛泽东的脾气，周恩来是知道的，说不过黄河，就不过黄河，天王老子也劝不转。

　　周恩来的浓眉紧紧地锁在了一起。

　　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样疏散，怎样隐蔽，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其它领导人，怎样才能安全地进入地下通道？

　　周恩来反复抻量警报后的五分钟。 如果留有余地，或许只有四分钟、三分钟。

　　周恩来苦思苦求着万全之策。

　　毛泽东笑笑，解意他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

　　周恩来心头略松，会意地：放完后，咱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

　　主席，您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28、29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公元1969年9月28日和29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

　　他们马上做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这是有史以来中国进行的第八次、第九次核试验。

　　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美、苏两国，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中国公布核试验的消息和有关资料

　　奇怪的是，同前六次试验连篇累犊、热烈庆贺的情形相左，一连几天，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介都悄无声息，对这两次核试验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有播发，好像这事根本没有发生过。

　　外电对此议论纷纷、猜测颇多。其中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具有广泛的认同性。即：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10月1日，毛泽东和其它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检阅了游行队伍。

　　当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群众中间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节日的礼花和五彩缤纷的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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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宝岛事件的真相与迷雾

　　艾 君

　　1969年3月2日和3月15日，中国和苏联的边防军人在珍宝岛(俄语中称为达曼斯基岛)发生了流血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流血事件引起全世界关注。

　　40年前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究竟发生了什么？其根源是什么？至今为止，所有相关的历史记忆、当事人的陈述、研究者的分析——也包括局外人的冷眼观察，都未能让我们清晰地拼凑出一幅完整、真实的历史图景。难道说，某些真相永远只能尘封吗？

　　珍宝岛：冲突记事

　　珍宝岛是中国黑龙江省与苏联远东地区“界河”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长1500米到1800米，宽600米到700米；乌苏里江退潮时，该岛整个变成一个半岛，明显属于中国。按照国际法以及中俄之间签署的条约，国界应以河流主航道划分，但是，沙俄利用清帝国的衰弱，占据了乌苏里江的大部分；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50年代末，两国、两党出现分歧和矛盾，领土问题成为影响中苏关系的重大因素。

　　对于珍宝岛事件的原委，中苏双方曾各执一词，互相指责对方；自然就形成迥然不同的版本。我国多数相关论著都将珍宝岛冲突定性为：中国军民抵抗侵略、正义的自卫反击战；反过来，苏方则认为是中国边防军人对苏方边防军主动发起进攻。尽管与我国方面的立场和论述迥异，但参考苏方和第三方的说法，有助于认识历史真相，也会相映成趣。

　　按照苏方说法，3月2日事件是中方蓄谋发起的主动袭击，使苏军造成伤亡。3月1日深夜到2日凌晨，大约300名中国军人登上珍宝岛，在岛的西岸的灌木丛中潜伏下来，伺机发起袭击。他们都穿着白色大衣，与周围的雪融为一体，大衣下藏着武器；身上没带任何证件，苏军观察哨并未发现。

　　早上10点40分左右，苏军边防部队接到报告说，从中国军队的工事中有30人向珍宝岛方向移动。苏军军官И。斯特列尔尼科夫立即集合部队，乘坐装甲车(有边防部队的摄影师并带着摄像机、相机)，到11点10分左右，向中方“挑衅者”抗议，要求他们离开苏联领土。一名中国人大声喊了句什么，随后就响起了手枪枪声。第一队人闪开后，第二队人用冲锋枪对斯特列尔尼科夫猝然发起扫射，斯特列尔尼科夫等人当场被打死。中国人抢走摄像机，但是没发现照相机。

　　这时，岛上猫耳洞里的中国伏兵也开火了，造成多人伤亡，剩下的人退到结冰的湖上，成为活靶子，多数被打死，只有根纳迪·谢列波夫奇迹般生还(后来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这时，驻扎在珍宝岛北边十七八公里处的В。布贝宁上尉带了20人乘装甲车赶来增援。布贝宁在战斗中也受伤了，但他摧毁了中国军队的一个指挥所，中国人被迫撤退；但布贝宁的战车也被击毁了。

　　3月7日，苏联塔斯社和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称，3月2日冲突中，苏方阵亡31人，14人负伤。此外，还有一名士兵阿库罗夫被中国军队俘虏，后来交还给苏方，但此人因伤重很快死去(关于阿库罗夫为何被捕，有两种说法：有说中国军队误以为他是军官；还有人认为，他被当成中国士兵)。中方伤亡大约在100人到150人之间。

　　3月2日事件之后，中苏双方都在边境加强了力量。在离珍宝岛几公里处，苏军增派一个摩步师；中方也增派一个团，约5000人。

　　3月14日大约下午3点时，苏军边防部队接到命令：从珍宝岛撤防(但是，至今俄罗斯学者认为，该命令极为蹊跷、诡异：命令的逻辑不明，是什么人下命令也不清楚)；苏军撤走后，中国军人立即以10到15人为一组登上该岛；苏军予以回击，中国军人撤到岸边。

　　3月14日晚8点，苏军边防军又接到命令：占据该岛。到0点之后，苏军指挥官杨申率60名边防军人乘4辆装甲车登上该岛。

　　3月15日早上9点左右，中方安置了高音喇叭，要苏军离开中国领土、“放弃修正主义”，等等；苏军也安放了高音喇叭，称：“趁现在还不晚，好好想想吧，你们面前是将中国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那些人的儿女。”随后，陷入寂静。10点，中国炮兵开始轰炸小岛；同时，中国军队开始冲锋，战斗进行得很残酷。到12点时，苏军一辆装甲车被击毁，20分钟后，又一辆被击毁；有四五百名中国士兵试图攻击苏军后方。

　　中、苏军队激战时，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出国了，勃列日涅夫在前往匈牙利的火车上，当地时间是凌晨，勃列日涅夫还在睡觉。中午12点，才得以向勃列日涅夫汇报、联络；勃列日涅夫考虑近一小时后，要苏军动用一切手段，将“侵略者”赶出去。苏军动用了炮兵、摩步师，下午5点，苏军炮兵对中方阵地实施打击，中国军队开始撤退。此后，中国军队几次反击都被击退。

　　珍宝岛冲突其实是一场准战争，双方都动用了正规军，尤其是苏方甚至动用了火力强大的“冰雹”式火箭装置。在3月15日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伤亡大约800人，而苏军士兵伤亡60人(有数字说，中方损失在1500人到3000人之间)。苏方称，是中国人发起了进攻，被苏军守军击退。

　　3月3日，中国和苏联都对对方发出抗议照会；同一天，1万多中国民众在北京的苏联使馆附近示威；3月7日，10万苏联民众游行示威，并袭击了莫斯科的中国驻苏使馆，砸碎玻璃，投掷墨水瓶。

　　作为第三方的观察和分析，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3月2日的枪战可能是双方巡逻队的偶然相遇而爆发的枪战，苏方坚持是中国设下埋伏，“以掩盖他们(苏军)失败的事实”；同时，“苏联人滔滔不绝地描述细节和义愤填膺的程度”使人生疑，因而，这多半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

　　对于3月15日的冲突，中方指出，3月15日凌晨，苏军大批坦克攻击了中方的巡逻部队；按照剑桥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看法，这也像是苏军设伏诱使中国军队来进攻。

　　冲突原因的探索

　　关于珍宝岛冲突，应该首先明确当时中苏关系的大背景。1957年苏共20大之后，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已经显露；60年代初，中苏矛盾加深且日益表面化，苏联催逼债务、撤走援华专家，使中国陷入困难；到1964年，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双方都召回大使。

　　边境地区成为双方宣泄不满的平台。1960年代里，中国政府指责苏联侵入中国领土等行径，而苏方也指责中国挑起冲突。从1967年到1969年间，中苏之间的边境冲突不断，常常出现对骂、肉搏等滑稽情形。俄罗斯资料说，这种肉搏常常以苏方占上风而告终，为此，中方甚至特意从少林寺请一些武林高手参与。

　　在整个1960、1970年代里，中苏论战和相互指责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惯常。双方都在边界囤积重兵；两国学者配合形势，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长期论辩。许多年之后，邓小平曾说过：中、苏两国都说了许多空话；俄罗斯论者(如曾担任宣传部长的谢皮罗夫)也强调了苏联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恶化方面应承担的责任。

　　有俄罗斯学者认为，1969年是中国“文革”的第四年，中国国内经济崩溃，文化、科技衰退，迫使中国政府急于转移视线，将一切问题归咎于苏联侵略者；而苏联领导人似乎也有类似需求，因而中苏冲突对双方都有好处：毛泽东想让中国人相信：国家处于被包围的状态，必须“勒紧腰带”；而苏联政府则想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政策的“侵略性”。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解释是：可能是中国军队指挥官试图向上级表明其重要性；中国政府对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感到震惊，希望警告一下苏联；当时中国高层的权力斗争，外国的军事威胁可使林彪地位稳固和上升；等等。

　　关于中苏珍宝岛冲突的真相，至今仍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2007年，俄罗斯《金号角》电子报文章断言，流血冲突可能是中国军界精英(具体来说就是林彪)与苏联政界上层共同策划的阴谋。该文提出几个疑点：3月14日，苏联边防军接到奇怪的命令，要求撤防，是为什么？第二天早晨中国军队发起冲锋，苏军边防军要求炮兵增援，但是炮兵按兵不动；坦克本应在3月13日就抵达，但直到血战正酣时才赶到，这又是为什么？此外，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其目的地是苏联；而苏联认为林彪是中苏冲突的罪人，为什么他还要逃到苏联呢？该文说，林彪曾为苏方提供大量情报，并与苏方一起“订购”了珍宝岛战争；林彪借战争来提高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九大”之后，林彪果然成为接班人，并写进宪法)；而苏联则希望扶植林彪，假他之手推翻毛泽东。但是，这些只是一种影影绰绰的假说、猜想，体现的是作者丰富大胆的想象力，并无多少切实可靠的档案资料依据。

　　俄学者认为，虽然说就地理位置来看，珍宝岛明显属于中方，对于苏联也毫无军事和经济价值，但是，严重对抗的中苏双方谁都不能示弱，否则就将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认为苏联只是让自己士兵白白流血送命的观点并无道理。

　　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边境冲突并未结束；在1969年8月，在新疆裕民县巴而鲁克山西部的铁列克提地区，中苏之间爆发了类似的严重流血冲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苏联借制造冲突来压中国妥协，回到谈判桌前。

　　1969年9月11日，苏联政府总理柯西金从越南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总理举行政府间谈判，之后，事态逐渐好转，流血冲突才算告终。中苏双方商定，保持边界的现状。有俄罗斯论者认为，此后，珍宝岛已经在事实上属于中国了。

　　1991年5月19日，中苏签署协议，边界按照乌苏里江主航道划分，珍宝岛划归中国。1997年中俄东段边界划界完成之后，珍宝岛就从法律上完全归属中国。

　　冲突的影响及其后遗症

　　中苏两国因关系恶化和军事对抗而付出了巨大的经济、社会代价。面对压力，中国国内一度提出了“备战”口号，消耗了大量资源；而对于苏联来说，同样付出巨大代价。当然，迄今为止，尚无关于对抗年代里中苏在经济、社会领域付出代价的权威数据和研究成果。

　　中苏对抗迫使中国的外交路线急剧转变。中国彻底放弃了意识形态划线，转而寻求新的战略盟友，与美国修好(其时，美国在越南深陷泥潭，开始收缩；与中国改善关系，可以帮助美国从越南体面地撤出，结束噩梦)，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1975年越南建国后，在维持与苏联的紧密关系的同时，开始将之前帮助其反抗美国侵略的盟友中国视为威胁，悄悄地泛起反华喧嚣；并且自愿充当苏联的地缘政治工具，对周边国家表现出侵略性，与中国关系恶化。

　　苏联在蒙古、中亚、远东、东南亚方向对中国全面实施战略和军事压力，这种态势持续了将近20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才结束(中国强烈要求苏联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从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令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如此长时间的对抗也使其国力受到很大牵制。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对中国西部边陲造成地缘政治压力；但是，阿富汗也使苏联遭遇了类似美军在越南的命运，或许就是压垮苏联这匹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俄罗斯有学者认为，中、美合作曾经为“解体”苏联做出贡献。

　　珍宝岛事件及其历史记忆，对于中苏两国的影响不可低估。对于苏联国民来说，潜在的“中国威胁”似乎是一场噩梦。1973年9月5日，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发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影响非常广泛。索尔仁尼琴认为，在10年到30年内，苏联面临的主要危险是与中国的战争，战争将使苏联失去6000万人口，而且都是最优秀的人口；在这场战争之后，俄罗斯民族将不复存在。导致战争的原因，就是十多亿人口的中国对未开发的西伯利亚的巨大压力和意识形态压力；但双方为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为了争执是“列宁著作533页写的是真理、还是中国方面断言的335页写的才是真理”这样的问题爆发战争，显然是不值得的。

　　1991年至今，一些俄语国家中对于中国的消极态度和观念，仍体现了中苏对抗时期的遗留作风，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某些反华消极言论，仍用“中国威胁”来吓唬俄罗斯政府和国民；反过来，苏联对中国咄咄逼人的高压态势，也曾在中国人的心底留下阴影。

　　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也很难还原历史真实，因为他们的职务、地位等原因，不足以让他们了解事件的全貌；此外，政治考量仍然存在，且许多细节涉及国家秘密。一些人言之凿凿的，其实只是部分真相——而部分真相，多半也就是假象(甚至可能是谎言)；一些人为的神话、臆想大行其道。

　　需要提及的是：珍宝岛事件的苏方亲历者维塔利·布贝宁因立下战功，逐步被提拔为将军；在勃列日涅夫的过问下，他还负责组建苏联特种部队“А小组”(即“阿尔法”小组的前身)。他曾在2004年出版了回忆录《血染达曼斯基之雪》。作者在为苏联一番辩护之后，也在书中写下了惶惑：“能在谈判桌前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打一仗呢？”

　　现在，中俄边界问题已全面解决，而那些牺牲的生命和流血也并非无谓，我们要予以珍视；尽管说，他们都置身过程之中，是大历史中身不由己的客体。我们必须让历史鲜活起来，获得真知，积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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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专家谈珍宝岛事件：苏军开火未获当局允许

　　东方网3月2日消息：40年前的今天珍宝岛事件发生，这场中苏边界冲突是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的高潮时一个重要事件，可以说几乎导致中苏两国之间的战争。2008年10月14日上午11时中俄两国在黑瞎子岛举行“中俄界碑揭牌仪式”，黑瞎子岛西侧一半的岛屿将归属中国，这标志着中俄长达四千三百多公里的边界线将全部确定，中国军队及地方政府将在仪式结束后登岛。今天，俄罗斯专家特别为此撰写长文，对这一特殊历史进行了自己的解读。

　　俄《消息时报》3月2日发表了长篇评论文章“情感退去，边界留存”的文章，对那段历史从俄方立场进行了阐述，文章的副标题是“为什么莫斯科和北京会发生珍宝岛事件”。文章作者名叫尤利□格列诺维奇曾于1964年，1969年和1970年作为苏联代表团代表前来北京参加谈判工作。他说，现在黑瞎子岛大部分都划给了中国，那么俄罗斯人会肯定会问：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他说，那时苏联处境很难，无法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那时他们非常希望从中找到出路。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要求苏方承认“边境条约”是不能接受的。俄教授说，该建议似乎不只沙皇，而且连苏联也侵占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领土，这让他们无法接受。

　　文章提到的“边境条约”实际上最早从《中俄尼布楚条约》起，俄国一共强占中国领土154.6万平方公里。曾参与中苏谈判的中方代表李凤林在《中苏边界谈判亲历记》写道，中俄共签订了24个关于划分领土的边界文件，最后划定的中俄边界线总长约11000公里，可分为三段，东段4300公里，西段3300公里，其余的为中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苏蒙边界。

　　俄教授说，当时的赫鲁晓夫做出明智决定，接受了刘少奇的意见，根据主航道确定两国之间的界河边界线，但黑瞎子岛除外。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坚决反对将被侵略领土给苏联。俄教授说，毛泽东给苏联下最后通牒，要苏方承认“边界条约”是不能接受的，承认这个之后才可以谈接下来“刘少奇-赫鲁晓夫”达成的原则性文件。该作者将中苏谈判破裂全归责到中方的正当要求，而无视苏方蛮横不讲理的立场。李凤林在《中苏边界谈判亲历记》写道，苏方不但不承认这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而且不同意以这些条约作为惟一基础来解决边界问题，竟然要中国把沙俄时代与苏维埃时代超越这些不平等条约而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也划归苏联。苏方也一直回避称这次谈判为边界谈判，而称之为“俄中关于核定个别地段边界线走向的磋商”。这实际上反映了苏方的立场：中苏边界根本没有问题，个别地段由于界标年久失修，核对一下就万事大吉。

　　俄教授说，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苏联成为中国最大敌人，超过了美国。由此中苏发生系列冲突，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俄教授说，当时的苏联士兵开火并没有得到莫斯科的允许。而他同时认为正是苏军的军事回击，让中方重回谈判桌。珍宝岛事件后的20年，也就是1990年，珍宝岛归属问题得以解决，1991年珍宝岛回归中国。黑瞎子岛也在2004年中俄达成相关协议。

　　回顾这40年历史，俄教授认为中俄长达四千三百多公里的边界线全部确定是中俄关系取得的重大进步，而且双方都有所让步。他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胜利，也“不是对失去领土的归还”。他最后总结说，让情感退去而只留下这个两国都承认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