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资源 中华民族传统气节观的内涵和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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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论气节，就是谈论如何保持气节。保持气节的道德规范内容涉及如何对待富贵贫穷，如何对待生死福祸，如何对待荣辱功名，如何对待权位爵禄，以及如何待人待己等方面，其基本精神在于强调处世必以仁德，守身必从大义，为人重在大节，穷达见廉，成仁取义。这就是中国传统道德所强调的“配义与道、集义所在”的浩然之气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各家在有关气节规范的论述中，从不同方面提出了“立志”、“弘毅”、“德操”、“大行”、“大节”、“节全”等概念，但都是对持节这一规范的具体化的展开。这一道德规范，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道德精神。当然持节有些思想也有一定的消极意义，如“身死而君安则死之”的封建忠君思想，应该说是持节这一传统规范中的糟粕，应予以批判。
  
如何对待富贵与贫穷，是检验是否有气节的标尺之一
  
一个对荣华富贵垂涎三尺，不择手段追求享乐的人，一般来说很难保持气节。这是因为这种人意志薄弱，缺少骨气，忍受不了贫穷的生活，容易在困难面前低头，没有以贫为乐的达观精神，面对困境怨天尤人。抱有这种心态的价值观的人，是不会在困境面前保持气节的。反过来，他们更容易在是非困难的考验面前，见利忘义，出卖良心，亵渎正义。这样的事例，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存在。如陈世美被皇帝女儿所看中，为了得到此等至高无上的荣耀，陈世美故意隐瞒了自己的糠糟之妻秦香莲及膝下子女，擢升为御前附马。后来，秦香莲携儿带女进京寻夫，陈世美为了保住荣华富贵，不仅拒不相认，反而派人追杀，以绝后患。这起灭绝人性的案子，终被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审判清楚，把陈世美送上断头台。从这个充满生活矛盾的历史故事里表现出两种精神，一种是见利忘义的邪恶小人之心态，另一种精神是包拯不畏皇权，为民伸冤的浩然正气。其褒贬，世人自有公论。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有一位武艺盖世、英俊勇猛的虎将叫吕布，其天资极佳。但吕布这个人没有忍受困难的志气，在实惠的诱惑面前，摇摆不定，最终因反复无常的卑鄙人格而被曹操刘备联军所杀。倘若吕布正确发挥自己的天资，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克服困难，也许会建立一番功业。其经验教训，世人应引以为诫。南宋时期奸臣秦桧屈服于金人的淫威利诱，不顾民族利益而卖国的丑恶行径千百年来一直遭人唾弃，而且必将遗臭万年。
那么，有没有在富贵面前不动心的人呢？三国时代，曹操为了笼络英勇善战的关羽，给其名马、重金、美女、高官，但这人最重忠义，不为富贵所动；他“封金挂印”，身在曹营心在汉。其最终“千里走单骑”，寻找回归刘皇叔的义举留传为千古佳话，他的行为成为无数忠义之士效仿的榜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不仅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的品格风范，它在一般凡夫俗子的身上照样闪烁着其坚强的光芒。古人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格言警句。蔡文姬虽为一弱女子，却能留胡十八载之久而终归汉。中英鸦片战争时期，腐朽透顶的满清政府被西洋人打得连魂都差点掉了，正当洋人趾高气扬，到处横行霸道时，却被广州三元里平民百姓迎头痛击，抱头鼠窜，跪地求饶，最后求救于清廷，才免遭灭顶之灾。中国古代的圣人贤士非常重视注意平时日常生活中言行举止的修养，以谨慎谦虚勤奋正直的优秀作风养成英勇无畏的浩然正气。正如古圣孔子所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必于是。”孔子的言论充分说明了正确对待富贵与贫贱的重大意义，强调保持“安贫乐道”的坚贞气节对品质修养的重要性。
  
立志追求理想的实现是保持气节是善始善终的检验标志
  
曾子说过：“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乎？”先有安贫乐道的性情和勇于牺牲的精神，而无忍辱负重，百折不挠地追求理想实现的吃苦精神，还不足以证明是真正有气节的。太史公司马迁为完成《史记》，在受了宫刑的残酷打击下，忍羞含辱，呕心沥血，以锲而不舍的吃苦精神和惊人的毅力花了19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辉映千秋的巨著。我们不能说司马迁是苟且偷生，而应该钦佩他这种面对命运而不倒下，不计个人得失，面对困难迎头而上的真正的大丈夫气概。相反，我们应该批判西楚霸王项羽以“无颜再见江东父老”的心态自刎乌江的懦夫之举。项羽的自刎，绝非保全气节的英雄本色，而是自感江郎才尽，不愿坚持战斗的消极懒情思想。假使他重返江东，认真吸取经验教训，积蓄力量，养精蓄锐，时机一到，卷土重来，那么楚汉争霸孰输孰赢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刘邦集团内部并非没有矛盾，刘邦集团的破绽是很多的。只要项羽留心观察，攻其不备，完全是有可能的。可悲的是，项羽并无百折不挠的韧战精神，轻率的放弃了尚存的机会与希望，其悲壮的结局是必然的。
回过头来，再看那些具有“志当存高远”的英才们，如陆游为国谋光复中原而征战疆场一生，垂危之际不忘“示儿”：“家祭勿忘告乃翁”。明末抗清义士顾炎武抗清失败，隐居山林，心犹不甘。广搜天下地形民情，著书立说，以观天下欲一旦有变，便赴身光复汉室。他以国家为己任，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心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和领袖孙中山先生，为“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统一的新中国，奔走呼号。历经艰难险阻，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奋起，最终成功地领导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辛亥革命。在后来的讨袁战争、护法战争中，他继续战斗，直至他生命结束的前夕，应革命政变成功的冯玉祥将军之邀上北京，准备总理国政。可他英年早逝，临危之际仍不忘国家民族的命运，留下：“革命尚未成功，诸同志仍须努力”的遗嘱。孙中山先生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不仅体现了他图谋建立民富国强统一的新中国的远大志向，而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中华儿女为民族的振兴而奋发图强。伟人的事迹，显示了立志追求理想实现的崇高民族气节。我们青年一代应该继承中华民族的这些优良传统，绝不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以致用放弃奋斗的方式显示所谓的“勇敢”。“放弃”不是有气节的表现，只能是一种逃避困难的消极行为。我们应该用忍辱负重、立志追求高尚的奋斗目标的坚贞气节开创和建设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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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观的生死祸福观念最能体现一个人是否能保持气节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每个人来到世上，死是避免不了的事，问题只在于如何选择死的方式。荀子言：“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那些品行高尚的圣贤，能够坦然面对生死。生，是每个人都期望的。但现实社会是复杂多变的，尤其是在私有制的阶级社会里由于利益的争夺和人际之间的冲突，往往会出现许多非正常死亡，如战争、瘟疫、自然灾害、谋财害命、人际冲突死亡等等。对于大规模的不可避免的集体死亡，一般人们无法做出选择。最难做出选择的是非正常个体死亡：如作战被俘、犯法受刑、舍己救人、遭人暗算等能亲身体验生死含义的考验。人身上自然属性的本能是避害趋利，苟且偷生。为了活下来，在战斗中临阵逃脱，屠刀面前变节自首，甚至于卖友求荣。但人类是脱胎于动物自然界的万物灵长，拥有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思维和理性。无比丰富和高度复杂的人类社会，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日推月移的自然界和社会的进化，给人类的行为方式确立了罪恶和正义的伦理道德观念。经过文明的熏陶和自身主观方面的努力修养，社会上涌现出一大批舍生取义的正人君子。智者圣贤们开始用道德规范约束人们的言行，协调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的存在。这样，保持气节就成了最高尚的品格风范。气节成为支配常人思想意识的强大精神力量。客观地讲，保持气节，就是维护个人尊严，保护民族利益的一种坚贞不屈的战斗精神和高尚行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社会成员，大多数具有精忠报国的思想意识，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道德水平是淳朴高尚的，其社会风气是积极向上的，整个国民精神就有一股强大的进取力量，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相反，要是一个社会的主要成员们，背主弃信，不务实际，沉溺于虚伪腐朽之中；无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以身报国的牺牲精神，困难当头，人人只顾自身家小，贪生怕死，那么，这个民族的命运必将走向灭亡。
立足现实，对比今昔，其道理是十分明显的。我国历代王朝的更替，莫不是统治者的浮华软弱造成的；反过来，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历经5000年的沧桑而愈益焕发光彩，是因为我们伟大民族的灿烂文化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大批为捍卫中华传统而坚贞不屈，与敌血战到底的仁人志士。他们的高风亮节、英勇行为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古人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云：“夫称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践行，岂徒徇名安己而哉，将以定去就之概，正天下之风，使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也。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骞义，专为物则害智，专为己则损仁。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义可也”。西汉时期，苏武出使匈奴。苏武使节团中有人谋害匈奴贵族事败泄漏，匈奴趁机威胁苏武，但苏武不为淫威所屈，理直气壮、声明大义，维护了汉朝的威仪声誉。正因为如此，匈奴更欣赏苏武的勇气，欲诱使苏武投降，却被苏武严词拒绝。为了消磨苏武的意志，匈奴流放他到北海牧羊。北海边上冰天雪地、人烟稀少；苏武在饥寒交迫中艰难地生存着，杖汉节而牧羊，始终不向匈奴屈服；直至19载后，在汉朝的坚决斗争下，凯旋而归。苏武视死如归，保持民族气节的英勇义举激励着千秋万代的华夏儿女。
宋末元初，南宋重臣文天祥，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为国效命，抵抗元兵的侵略。他浴血奋战，顽强不屈。后来在南宋内部奸臣的排挤制肘和强敌的进攻下，退守南疆，仍图恢复。兵败被俘，身遭敌害时，全无惧色，由于他英武神才，气节高尚，被元世祖忽必烈所欣赏，许以丞相之要职，让文天祥投降。但文天祥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不畏生死折磨，坦然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无畏气概面对敌人的屠刀，从容就义。在文天祥看来，生固然可贵，但义更高；为了持节尽忠，牺牲生命是在所不惜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坚贞信念，所以他才能做出气壮山河的义举。可见，真正有气节的君子人物，是能够坦然对待生死福祸的。这种坚贞达观的生死福祸观念，养成了他们身上的浩然正气，使他们无所畏惧地为理想立言践行。这些英雄人物，不向邪恶低头，不被困难吓倒；顺境里谦虚谨慎，困境里豪迈乐观，以天下为己任，真正达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我们今天生活在和平年代里的人们，一定要学习古代圣贤们的这些优秀品质，用古人乐观勇敢的精神去看待迎接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以使我们在成绩面前保持清醒，自觉防范抵制腐化堕落。困难面前不灰心丧气，困境里不怨天尤人；顾全大局，用豪迈乐观的革命英雄主义去面对各种挑战，为自身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气节修养中如何看待处理荣辱功名，权位爵禄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是以私有制的产生、阶级分化为基础的。阶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私有制度的产物。所以迄今为止，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社会结构中阶级、阶层的差别，私有价值观将会长期存在。荣辱功名，权位爵禄只是以阶级差别为基础的私有观念的产物。而人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高级动物，其精神世界源于物质实践，又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加上协调人际关系的需要和各种复杂的现实原因，以致对追求财产荣耀权力的社会实践行为的认识产生了重大分歧。
在我国历史上，有儒家积极进取，建功立业，造福民众的追求精神；有道家淡泊免得、顺其自然的人生情趣；有佛教中清心寡欲、四大皆空的苦行生活方式；也有市井之中的庸俗小人观念，为了功名权位，不择手段。就人的本质而言，每个人与生俱来就存在多种需要，今人马斯洛所研究得出的需要五层次论具有相当的科学正确性：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这些需要，只有在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即较高的功名权位后，才能得到实现和巩固。并且在更深层次上来说，功名权位的具体内容就是人的多种需要。从客观现实来说，名利权位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是人生价值的具体体现。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人们只有积极适应这种社会现实，才能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也只有这种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奋斗的精神力量和行动，才能促进个体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事物的发展具有两面性，加上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人们在追求名利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这类丑恶现象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思想意识，违背了人类向往真善美的理想追求。所以，古往今来，不少明通事理的君子人物和普通正直之人，对靠不正当手段谋取功名权位的方式极为反感愤慨。古代，在奴隶社会和封建时代，政治体制极端专制的情况下，绝少有民主的阳光。万民百姓的事务命运皆由天子一人支配，皇帝直接掌握着手下臣民的生杀大权。治理国家的方式虽有礼仪典章的形式，但决策执行的核心权力由着君主的脾气好恶，所谓国家大事也是为君主一人服务。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君主贤明，国势就强盛；统治者昏庸，就有改朝换代的结局。倘若君主明智，在用人方面就可以亲贤臣，远小人；通过正当渠道选拔官吏，功名权位就可以成为正当光荣的事业而为人们所称道。反之，如君主昏庸腐朽，便会出现小人得志，忠良受排挤的现象；高官厚禄落入奸邪小人之手，市井利欲熏心之徒为追求享乐对功名权位垂诞三尺，不择手段孜孜以求之。这些名利之徒，一朝职权在手，便肆无忌惮，欺下瞒上，鱼肉百姓，亵渎正义。功名权位失去了发挥正当社会职能的作用，功名的价值在正直人士的心目中成了罪恶的主要根源。甚至于有人远离名利，隐居山林，与世无争，如东晋名士陶渊明归园田居，怡然自得，获历代淡泊功名隐士之冠。这些人其中也难免有一部分人，本意热衷功名，但仕途屡屡受挫，便悲观厌世，产生了愤世嫉俗的心态。所以，古人视淡泊名利为保持气节的观念既有其合理的内含，也有迂腐的糊涂观念。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名利权位不仅能够实现个人的实际需要，更重要的是它在权力功能的影响下对社会产生或坏或好的作用。
当然，我们不能用今人的眼光去要求古人，我们应该在分析借鉴历史的基础上，为现实提供合理的科学认识。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下，产生用人唯亲，贪污腐化的政治现象是必然的。而封建知识分子接受的是亲亲、尊尊的特权思想，正义和真理没有真正的市场。他们全部的知识并不是为民众利益服务，而是为以皇帝为代表的贵族统治集团服务。由于封建知识分子主流的信仰与道德追求从本质上来说缺少群众基础和现实科学性，所以他们的气节修养就缺乏现实的操作性，最大程度上只能成为空洞的抽象信条和极个别人的精神修养准则。再说，封建君主除了开国皇帝是凭其实在本领登上宝座外，一般的都是靠血缘关系世袭产生的，是宫廷矛盾斗争的产物，没有依据德才兼备的标准推选的制度和传统。这些自幼在宫廷深院中长大的最高统治者，没有社会实践的磨练，缺少处理各种事务的政治才能；也就更谈不上用人唯贤，知人善任。礼教中的仁义道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标准只是对皇帝的理想要求，并无实际上的约束力。皇帝尚且如此，则他手下的为功名权位的朝廷的文武大臣又怎能普遍持久地保持气节呢？那些仕途失意的知识分子由失望变为愤世嫉俗，向往隐居山林，只能是吃不到葡萄后的一种心理变态而已。当然，也有真正淡泊名利之士，但也只是凤毛鳞角的事。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就肯定赞扬那些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势利小人的卑鄙行为。这种人，有朝一日一旦头戴乌纱帽，就会原形毕露，从民众身上捞回自己的投资，做出种种祸国殃民的事。对这样对待权位功名的观念和行为，我们应该坚决反对抛弃。不要说今人，就是封建时代的人物，对这样的人和事也嗤之以鼻，甚至直接予以打击制裁。北宋时期有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的包青天，专门惩治做奸犯科，无恶不作之徒。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一身正气，不畏权贵，为民请命，谱写了封建时代正气之歌。可见，尽管时代在变迁，但人们的是非善恶观念还是具有相当的继承贯通性，即正义的价值是永恒的。
我们在批判否定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追求功名权位的价值观的同时，应当充分肯定那些把自身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正当途径和手段追求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力图建功立业，改造自然和社会的高尚的名利观。具有正当高尚名利观的人，他们本身的高尚持久的信念和奋斗的历程就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而且他们的业绩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完善。西汉时期，戍边名将李广，身经百战、保家卫国、出生入死，显示了杰出的军事指挥作战才能。李广本人凭其显赫战功受封为侯，满足他最高人生价值的实现。李广虽然壮志未酬、受屈自刎，但我们决不能抹杀他戍边卫国的英雄业绩和通过正道追求功绩权位的光明磊落的胸怀。李广决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他所追求的功名权位虽然有一些封建性的官本位因素，但他更看重的是用显赫的功绩来证明自己的才华。这种追求功名的方式不是用投机钻营的不正当手段，而是靠报效国家，流血流汗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完全可以说，李广的功名权位观念是高尚正当的，其合理的内核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再如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他一生奔波，历尽艰险，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耗尽心血，几度出任革命政府元首，但我们丝毫不能怀疑孙中山先生有图谋权位的野心。他的所作所为，理想信念是建立在为民众谋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民族无数彪炳史册的英雄人物中，不仅有践行于社会政治实践的帝王将相，更有崇尚气节的贤达君子，他们注重从理论和内心信念上澄清对荣辱功名、权位爵禄的认识。他们认为，如果功名取之正道，有益于国家人民，则受命而谋其政；若功名有侮正义，有损于国家民众，则须舍弃功名而取义。贤君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古人尚且如此，今人更应该洁身自好。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在国外学有所成的华人专家学者，舍弃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冲破层层阻挠，毅然回国效命。这正是中华民族不图享受，追求正义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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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气节的思想基础
  
对待自己与他人，家庭与国家的态度观念是能否保持气节的思想基础。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如何对待公与私的问题。在对待公与私的问题上最能体现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一个人如在关键时刻，不能维护公共利益；而是采取明哲保身，退避妥协的态度，有时甚至于出卖良心，那么，这个人就缺乏持节的思想基础。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尤其是历史，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历史上形形色色忠奸善恶的脸谱：有高洁、有卑劣、有英勇、有怯懦，把人性的善恶美丑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人，活在世上，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而图谋利益，这本身是正当的。但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应遵循社会秩序规范，不应损害他人利益和公众利益。再说，助人为乐也是人性的传统美德，为他人谋幸福是人生幸福的一部分。每个人应当正确处理自身与他人的关系，力求保持创造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人本身是自然界和社会的产物，一个人只能在特定的社会群体里显示自身的存在和人生价值。离开集体社会的进步，单个人是谈不上任何发展的。一个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发展，个人的利益与公共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单个的人要想生存发展，必须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集体，必须维护公共利益，顾全大局；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成就。人类社会和我们的国家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是历代古今中外那些目光远大富有奉献精神的人们奋斗的结果。可以说，没有大禹公而忘私的治水精神，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可能要延迟创造时间；若没有刘福通揭竿而起推翻元王朝，汉民族也许会逐步走向衰落；若没有全民族的奋起抗日，中华民族可能已经灭亡。从世界范围来说，若没有哥伦布的航海，没有瓦特的蒸汽机，人类至今还可能处在封建社会的晚期。总之，是那些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人们，创造着新的文明，不断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如果今天的人们都学习那些优秀前辈的奉献精神，脚踏实地，力争创造，那么人类的今天会更美好，明天会更灿烂。
但由于现实社会关系的复杂性，生活当中总有那么一些唯利是图，忘恩负义之人，腐蚀着人类群体的道德思想，污染着社会风气。俗话说得好：“学好需三年，学坏只三天”。这足以说明提高道德品质修养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卑鄙者的丑恶行径不仅直接造成了对社会的损害，还严重地影响着普通人的思想观念，容易使一些原本正直善良的人在污浊风气的冲击下迷失品质修养的方向，甚至变得圆滑世故。这就说明，保持气节是一项不容易的心灵塑造工程。一个人如果从内心深处冲破不了私心杂念的界限，则他就很难在道德上保持和发展，做到善始善终。要在对待公与私，家与国的认识上达到一个较高的思想境界，需要一个长期反复的学习和修养过程，使自己与人为善，天下为公的信仰由表面的认识转为真正的内心信念。那些具有助人为乐、先人后己思想的人，一般就具备了追求真理的精神，具有忠孝不能两全，舍家报国的信念；具备了为公而甘愿牺牲自身利益的浩然正气，能够经得起生死困难的考验。这些道理不光是今人的认识，在我们之前的历代仁人志士早已为后人留下了无数光辉的典范。他们舍己为人，舍家报国的无私精神表现在不同方面。
中华民族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名言，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胸怀天下，爱国爱民的精神。忧国忧民是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屈原虽遭放逐，仍“眷顾楚国，心系怀王”，一心“存君兴国”；陆游盼望国家统一，临终抱恨遗言，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精神即把个人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无比关心。他们忧国忧民的襟怀至今仍激励着亿万人民为国家振兴、民族腾飞而努力奋斗，积极奉献。以身报国，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奉献给祖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最高表现，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岳飞精忠报国，一生征战；邓世昌血战日舰，殉难黄海，久已为人民传诵。今天我们更要继承这种传统，报效社会主义祖国，把爱国主义精神提升到新的高度。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犯、掠夺和压迫，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抗暴御侮构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内容。林则徐虎门烧鸦片，三元里人民抗英，翠云娘“红灯”照民魂。他们义无反顾，奋起抗击的事迹，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甘受侮，在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有的公忠为国，清正廉明。公忠为国，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秉公执法，顾全大局，反对徇私枉法和以权谋私，不以私情害公利，是传统道德中的一个优秀部分；廉洁奉公，反贪拒贪拒贿是它的具体表现。自古以来，中国有为的政治家就提倡，为官当政要立公去私，认为是公还是私，这“公私之交”是“存亡之本”。大公无私，成为一个优良传统。子文秉公执法，不私亲故；包公铁面无私，不畏权贵都表现了无私的精神。蔺相如不以私人意气与廉颇争高下，表现了以大局为重、不以私情害公利的高尚风格。在这些事迹中表现出的大公无私的精神，应该得到提倡和发扬。反贪倡廉，是立公去私的一个重要方面。子罕以廉为宝，梁寅以“清、慎、勤”为居官三字符。这些古人的言行，在反腐倡廉的当代中国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在这些方面，能做到扬善去恶，持正除邪的人，都已具备了坚贞的骨气和高尚的气节。
以上论述中，对于什么是气节和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对气节的认识和具体表现做了一些简要的分析。正是这些英烈先贤们的满身浩然正气，谱写着绵延不断的中华民族光辉历程，迎来了今天的幸福日子。维护人格、民族的尊严和权益，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百折不挠，这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始终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是激励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奋发图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