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课改老专家谈新课改

高飞

编者按：从2001年9月1日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率先开始第八次课程教材改革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6年。6年来，新课改大步迈进，同时也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其中包括许多一线教师对新课改的看法和意见。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原教育部课程教材中心主任游铭钧。 ■课改要循序渐进，符合中国的国情     中国教师报：一直有人说新课改不适合中国国情，同时也有人批评这种看法，认为“认识本国的国情不能跟国际发展的现状割裂开来，也不能跟时代发展的特征割裂开来。……孤立地看待‘国情’是愚不可及。”您对此怎么看？     游铭钧：中国的课程教材改革历史也不算短了，从废科举、兴学堂以后，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了。虽然开始还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我们基本上走的是全盘西化的道路，中小学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教材,全是西方的,我们仅仅编写了语文等少数文科教材。中国过去也有自己的课程，比如“四书五经”，“十三经”，但后来因为内容固定不变，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以及科举制的原因，越来越僵化了。现在的课程制度都是从西方学来的，上个世纪20年代搬日本，30年代搬英美，解放后搬前苏联。60年代我国编写出中小学十二年制的全套教材，这套教材的理科内容是以前苏联教材为基础的。80年代初才在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下，编写出我国自己的小学五年、中学五年的全套教材。西方的东西我们的确应该好好学，但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课程教材改革搞了一个世纪，从本质上来看，就是如何使具有西方文明特点的课程制度中国化的问题。符合中国国情是课程教材改革一个长期的任务。     现在有的人太急了。改革最大的忌讳就是急躁冒进。我主张，第一，教改进度不能太急，要循序渐进；第二，开始时，面不要太大，要由点到面。教育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各种教育见解很多。外国的东西，千万不能看到好的就照搬进来。教改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必须符合中国的教育实际，必须符合学校教师的现状，必须符合学生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这样，才能让学生学得好，教师教得好。     中国教师报：哪些地方让您觉得过于急躁，能举几个例子吗？     游铭钧：像语文教材，学西方的东西就太多。从“五四”那时候开始，就一直有人想消灭汉字，把汉字改成拼音文字。上个世纪50年代曾明确提出，语言文字改革要走拼音化道路。去年，我和邵宗杰同志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让我们的孩子先学汉字再学拼音，有人就写文章批评我们。观点有分歧是正常的，但那文章的语言就和“文革”差不多。其实，孩子初认汉字，是模糊识记，不分析字的结构，就像我们看图画一样，与认识拼音文字的过程不一样。很多人以为汉字难认，其实对小孩子来说，认识汉字比认拼音文字容易，这已经被很多孩子的实践所证实。但如果孩子先学拼音，再学汉字，效果就差了。我做过大量的调查，这种做法弄得孩子刚上学就厌学。现在有些幼儿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先学汉字后学拼音，但受到来自上面的压力很大。     除了想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以外，还把拼音文字的语言理论也搬来了，过分地强调语法、修辞、逻辑，把我国两千多年语文教学成功的经验和方法都丢掉了。这是语文教学时间长、效率低、负担重的重要原因。     再说教学法。现在大家都很推崇研究法，其实孔夫子的启发式，我看是最好的，他把教与学两者之间的作用阐述得最深刻。多年来，我国很多优秀的中小学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提出了很多好的教学方法。应该把历史上和现实中成功的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不要一搬就是外国的，否定了自己。这是当前教育改革中的重要问题。     我不主张只推广一种教学方法。教有规律，但教无定法嘛。只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就是有效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应该因人、因环境、因时间、因教学内容不同而不同。我不认为研究法是唯一的正确的教学方法，不能什么东西都用研究式学习。在教学中，能够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主动学习，独立思考，用较少的时间，获得较多的收获，就是好的教学方法。讲述法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小的成本完成教学目标，合理使用，也是很好的啊。不要什么东西都用研究法。     ■教材编写要有时代感，不必过于强调逻辑性、系统性     中国教师报：“一纲多本”提出后，很多省市都在编写教材，一些条件不错的学校也在积极编写校本教材。您是课程教材改革的老专家了，您认为教材编写应该坚持哪些原则？     游铭钧：过去我们都是使用人教社的统编教材，但一套教材不适应改革开放以后的形势。因此，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教材要有多样性。所以我们提出了“一纲多本”。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课程教材改革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基本要求，这个前提是不能丢的，尤其是文科教材。     编写教材，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要有时代性，必须面向现代化编写教材；在加强“双基”的前提下，要有实用性；在达到基本要求的前提下，要有自主选择性，供学有余力的学生选择学习；在基本要求统一的前提下要有地方性。     尤其应强调以学生为本，就是编写教材必须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能让学生自主学习，可读性强，趣味性强，不能过于强调教材的逻辑性，系统性。 　　     中国教师报：这一点能否更具体阐释一下，从个人的学习经验来说，逻辑性、系统性非常有利于学生掌握知识。以前经常有一个比方，散的珠子如果能用一根线串起来，那就成了美丽的项链。这根线，不就是把握教材的逻辑，让知识形成一个系统吗？     游铭钧：在人类历史上，发现和掌握各门学科的理论知识，不是按照这门学科体系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完成的，而是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形成了各种猜想和假设，然后通过实验进行验证，证明这种猜想和假设符合实际，才成为这门学科理论。当这些理论知识积累多了，人们对这些理论知识进行整理，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才形成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有了逻辑性和系统性。如你所说，把这些散的珠子，用一根线串起来，成了美丽的项链。这项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有利于人们掌握这门学科理论。但这门学科体系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不一定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学科体系作为教材体系。编写教材不能以学科体系为中心，而应以学生认知规律为中心，将学生认知规律与学科体系的逻辑性、系统性很好地结合起来。 ■教改的成功需要配套制度的改革         中国教师报：采访您之前，我们与一些教师作了沟通。有教师说，现在的课堂教学模式不是没有变化，而是比以前更应试化。课改依然停留在理念层面，停留在口头上、文字里。还有教师说，课改理念与教育现实的严重冲突加深了一批教育理想主义者更深的心理矛盾。您个人觉得课改的成效如何？     游铭钧：从我个人得到的各种信息来看，这些说法不无道理，应试教育可能搞得比以前更甚。应试教育使很多优秀人才被扼杀、被埋没了，因为我们是用一个标准件为模版来塑造人。培养不出出类拔萃的人物，这是我们教育很明显的问题。     但我们也应该辩证地、公正地看问题。基础教育成就巨大，学生的知识基础比较扎实。我曾参加过一些国际教育会议，一些外国专家说：中国劳动力素质是不错的。这些城乡劳动力，大多是中小学毕业后进入工作岗位，很快地掌握了各种科学技术，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因此，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是基础教育。     我们还要看到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人的成长基础在中小学的12年，这是最关键的时期，而我们的基础教育总的来说对学生的个性发展不利。所以我们要改革，但改革也不要丢了自己的优势。     中国教师报：现在一线教师对新课改的意见反映出哪些问题？　　     游铭钧：这应该是课改的配套制度改革的问题。     课改需要有两个配套的制度改革，一个是学制改革，一个是考试制度的改革。没有这两个配套制度改革，只有课程教材改革是不行的。     目前基础教育有三套学制，六三制，五四制，九年一贯制。现在中央加强了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义务教育阶段的办学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为办好义务教育阶段的所有学校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这样就为实行九年一贯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认为以后逐渐统一为九年一贯制好。教材编写、学校管理、教育教学，不要再分小学和初中两段了。小学和初中的教材衔接就一直存在问题。这是从教学角度来考虑的。从学生思想品德、身心发展这方面来看，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最适宜孩子的发展。因为孩子在0～15岁之间是发展的最关键时期，不应该割裂。小学管理比较细，孩子也比较听话。孩子小学毕业时，正好进入了青春期，一下子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初中教师又对新进校的孩子缺少了解，容易出问题。所以你去看，学生在小学时一般都没什么问题，可是一旦到了初中，问题就多了，乱班乱校，往往在初中。     另外，现在的初中校存在差距。学生如果升到一个较差的学校，自尊心和自信心便受到打击。如果进校后不能及时得到教育和鼓励，往往便破罐破摔，从此消沉下去。所以，把小学和初中打通，将教育教学、思想品德都统一起来，对一代人成长很有好处。现在的取消小升初考试，就近入学，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中国教师报：考试制度的改革呢？     游铭钧：考试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从“统”字上开刀，逐步向深处发展，形成多类型、多级别、多模式的考试方法。现在很多省份自行命题，有多种高考模式，有的重点大学开始尝试自主招生。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     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培养的人才不同，应该有不同的考试内容和方法。学生也应该有选择权，可以根据自己的才能和爱好，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及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但现在还没有这种选择性，还是按照一个模式考。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全国的重点大学、教育部直属大学，面向全国招生，他们的考试可以跨省市。地方大学干脆就在地方招生，为当地培养人才，没必要组织全国统一考试。这样，地方高校可以根据当地需要设定招生规模，扩招后自己消化。现在各地都有自己的经济发展规划，教育规划要根据本地区的需要而制定。     我设想，今后实行这样的招生考试办法：各大学根据自己的培养目标和对学生的要求，委托中央或地方的考试机构来设计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面向社会招生，然后再交给委托学校审查验收，确定录取的学生。这样的招生考试，可以分期、分批、分地区进行，学生则可以自由选择。     ■不要让腐败牵着改革的鼻子     中国教师报：这样会不会使得高考公正性受到更大的质疑？　　     游铭钧：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错误的思维，很多人把社会的腐败问题和教育问题混淆起来了。教育问题应该按教育内在的规律办，腐败问题用解决腐败的方法去解决。不能因为现实有腐败问题我们就不搞改革，就只能用原来的这一套，这是不对的。 　　　　其实腐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有，完全消灭是不可能的。对付腐败，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化。只要公开，什么事都好办。有问题即可发现，发现了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改革不要让腐败牵着鼻子走，公开公平竞争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之路。     我以前在教育部教材中心时，审查教材完全公开。教材编写者可以与审查委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争辩。有一次，有一个省的一个教学大纲遭到一些审查委员反对。这个省把理科各科内容综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理科大纲。有的审查委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样把学科的逻辑性和系统性破坏了，反对这套理科大纲。为此，大纲编写者和审查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编写者有理有据地说服了审查者，最后获得通过。如果不进行公开的讨论，不让编写者进行申辩，这项重要的改革就被否定了。所以说，公开，是遏制腐败的一个很好的办法，背靠靠，暗箱操作，越搞越腐败。     课改的关键问题是考试制度的改革，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拿出方案谨慎试验。 ■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中国教师报：现在一线教师似乎在夹缝里生存。教改专家的新理念，教育部的文件规定与基层教育行政部门执行中的偏差相当大，一线教师无所适从。您认为，面对这种纷乱局面，一线教师应该怎么办？     游铭钧：现在的问题的确很多。小学要开英语课，下面教得了吗？有教师吗？有的地方教育局还把竞争机制引入教育领域，把高考指标落实到各个学校，搞末位淘汰，这是摧残人。教育不能简单机械地照搬这样的市场竞争机制。各级政府要为学校、教师和学生创设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让学校按照教育方针办学，让教师按照教育规律教书，让学生能够自主独立地学习。这样才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有利于人才的培养。     但在当下，我想每一个一线教师，虽然不容易，但还是要本着为人师表的信念，本着对学生一生负责的精神，按照教育的规律和自己的成功经验，来进行教育教学。不能单纯追求分数，不能摧残孩子。一个教师，应该虚心学习，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要学会分析判断，不要外边讲什么就跟着去做，既不要保守，也不要盲从。     现在师生关系普遍比较紧张，所以我觉得，教师首先要有能力建立民主、平等、友爱的师生关系，这是教育教学能够正常开展的基本前提。     这点有些特级教师做得很好，他们出去上课，总是在课前与学生简单交流，问一下名字，做个小游戏什么的，先与学生搞好关系，这就为以后的上课打好了基础。过去强调师道尊严，我看是不对的。教师要有能力了解学生，能够进入学生的心灵。     教师要创设良好的教学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宽容学生的错误。学生是来学习的，犯错是正常的情况，不能学生一有错误就批评。有的教师只知道学生出错了，却不了解出错的原因，自然无法有效地帮助学生。所以说，看到学生出错了，教师首先应该想一想，学生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找到原因，才好对症下药。     教师还要能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设计科学的教学过程，要引导学生独立思考。     教育教学是一个很具体的工作，我说的都是些原则性的意见。现在是社会的转型期，也是基础教育的改革时期，困难很多，但我相信一线教师的智慧和勇气，如果我们知难而上，困难也是机遇。 　　游铭钧　　1937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随即参与北京景山学校的创办和教学改革工作。曾先后任北京景山学校校长、北京东城区委副书记、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副司长和课程教材中心主任。参与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的审查、管理和编写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工作。参与义务教育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制定，并负责组织义务教育的教材编写和审查工作。1997年退休，曾被聘为国家督学。出版专著《论素质教育与课程改革》。

（摘自：中国教师报 作者：茅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