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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的上海男人潘跃昀在开车赴朋友婚宴的路上,碰到遭土方车碾轧的一个4岁小女孩。她父亲在这场车祸中丧生,小女孩的右脚血肉模糊。潘跃昀毫不犹豫地带上小女孩,奔波近20公里,耗费4个小时,辗转两个医院,还垫付了数千元医药费。有人问他怕不怕被赖上,他说,你没有办法判断别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但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好人。
如今,距车祸发生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可这个故事仍在媒体上不断传播,有人评论说,在那么多冷漠的故事发生后,我们太需要这样一个故事,来温暖冰冷的人心。
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11月20日下午,上海男人潘跃昀应该轻松地开着自己的黑色“凯美瑞”轿车,回到家里,换上一身笔挺的西服,然后去参加朋友的婚宴。
但一个四岁的小女孩改变了他的行程。
在一个车来车往的路口,他看到了那个孩子:小女孩的左脚穿着粉红色的旅游鞋,右脚血肉模糊,不断往外淌着血;她整个人看起来迷迷糊糊的,还时不时地抽搐一下。
那是个繁忙的交通枢纽,两座高架桥交错立在马路上方。二三十个人围着一辆巨大的土方车,旁边是一辆被撞得扭曲的助力车,以及一滩血迹。
这个两年前刚刚当上父亲的男人觉得自己的心被狠狠抽了一下。“很心痛的感觉。”他事后说。
一位在现场的市民回忆,肇事的土方车司机已经吓得“没了方向”,他把小女孩从车底抱出来,站在路边拨打110和120,后来觉得等不及了,又跑到路中间,伸出沾着血的手,想拦下一辆过往的车辆。
路过的潘跃昀并不知道这些。他只看到这个“看起来挺老实”的年轻人抱着小女孩站在路上,过往的几辆车却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赶快上我的车!”潘跃昀说。他扭身打开车门,让司机抱着还在不断淌血的小女孩,坐进了自己车的后座,然后朝最近的医院开去。
这位35岁的男人并不知道,这段救人的路程会让自己奔波近20公里,耗费4个小时。他只是踩下油门,尽量让车跑得快一点。路途中,这位父亲时不时觉得,后座上那个喃喃喊痛的小女孩,“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如果见死不救,我以后要怎么教育孩子,让他做一个好人?
最开始,潘跃昀的目的地是印象中距离最近的上海第十人民医院。
当时是下午三点,路上没有堵车,潘跃昀开着双闪灯,把车速尽量提到最高,甚至有两个路口,他看到黄灯也直接冲了过去。
在他的身后,小女孩躺在土方车司机的怀里,拖着已经分辨不出来的右腿,不断喃喃自语。
“爸爸,我要找爸爸……”这是小女孩重复最多的句子。
而每一次,潘跃昀和土方车司机都会耐心地回答她:“爸爸马上就回来了。”
事实上,那个时候,小女孩的爸爸还躺在土方车的车轮下面。在他们离开五分钟后,120急救车赶到了现场。可当这位重伤的父亲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无法救治了。
路途中的小女孩无法体会到这样的悲伤,她只是不断地嘟囔,有时说“疼”,有时又想要“玩具”。
“想要玩具吗?到时候叔叔给你买。”潘跃昀对小女孩说。
“不要,我要自己的玩具。”小女孩回答。
“好好好,到时候叔叔去家里帮你拿。”潘跃昀一边好脾气地哄着孩子,一边加快了车速。
随着晚高峰临近,最后的一小段路,周围的车变多了,潘跃昀的速度也只能慢了下来。他转过头,看到小女孩的伤口还在滴滴答答地流血。暗红色的血液沿着后座淌下,也把脚下的地垫染红了。
“这么小的身体,出这么多血,还得了啊?”潘跃昀急了。他把车拐上路旁的非机动车道,摇下了驾驶室的窗户,一边拍着车门,一边对着旁边骑自行车的人们大喊:“帮忙让一下,车上有人要送医院!”
令他感动的是,路上的人们都带着理解的表情,给自己让了路。从车祸现场到医院的五公里路程,他只用了十分钟。
到了医院,潘跃昀和土方车司机直接抱着小女孩冲进抢救室。可是,在对伤口进行简单处理后,医生却告诉他们,孩子的伤势医院“处理不了”,建议转院到设有小儿骨科的新华医院。潘跃昀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孩子的右脚被几吨重的土方车直接碾过,只剩下了一些血肉模糊的骨头碴子。
“在那种情境里真的受不了,很崩溃。”这位中年男人说,当时忍不住“掉了好几次眼泪”。
因为时间短,在这里,并没有医生询问他的身份。潘跃昀猜测,“可能他们觉得我是小女孩的亲属吧”。不过,当他们把小女孩抬上医院门口的救护车时,一个围观的路人忍不住问潘跃昀:“这是你们家小孩吗?”
“不是,”潘跃昀说,“就是路过看到车祸,就把她送过来了。”
他总觉得,当时自己的车已经停在了小女孩旁边,如果装作没看见,再把车开走,“良心上过不去”,甚至回家都“没办法面对自己的孩子”。
“我以后要怎么教育他,让他做一个好人呢?”他说。
人做什么是由道德观,而不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
尽管第十人民医院的医生承诺用救护车送小女孩转院,可潘跃昀觉得,自己还是不能离开。
“小孩没有亲属,总要有个大人在吧。”他说。那个时候,土方车司机已经吓得“腿都软了”,所有证件和钱包都落在了车上,潘跃昀觉得,只有自己跟着,才能帮小女孩“解决些问题”。
一开始,他打算开车跟在救护车后面,不过又担心自己“跟丢了”,最后,他索性把车停在第十人民医院,爬上救护车,坐到了后舱里的长凳上。
也许是因为救护车顶上蓝色的警报,这段12公里的路程只用了20分钟。在新华医院门口,潘跃昀爽快地付了90元的救护车车费,然后和土方车司机一起把小女孩抬了进去。
“我有能力那就付了呗,”他说,“跟一个人的生命比起来,这些根本不算什么事情。”
在新华医院,潘跃昀又一次被当做了小女孩的亲属,他急忙否认,又把前面发生的事情大概讲了一遍。
可能是感动于他的故事,医院小儿骨科的值班医生没有像对待普通病人那样直接开出各种检查单,而是领着他们跑完了整个手续流程。这名医生还向办公室门口排队就医的病人们解释了情况,请大家稍微等一等。
“我真的很谢谢他的帮助。”潘跃昀说,“还有那些在门口等着的病人,我也挺感激他们的。”
于是,在这座现代化的医院大楼里,就出现了这样的画面: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在前面带路,两个男人在后面推着担架车,在大楼里不同的科室间来回奔跑。三楼的小儿骨科急诊处、一楼的挂号、二楼的抽血化验、一楼的破伤风针注射、二楼的CT和X光检查,反正上下来回,“不知道跑了多远”。
在这些过程中,金钱的支出是免不了的。零零碎碎一千多元的检查费用,潘跃昀毫不犹豫地付了,等到办住院手续需要6000元押金的时候,因为身上没那么多现金,他又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
“你不担心到了最后,这些钱没有人补给你吗?”在事情结束后,有人问他。
“没人补就没人补吧,我已经参与了,不可能因为吝啬这点钱让她得不到治疗。”他说,“当然,这些钱也在我的承受范围内。”
在平常的生活里,潘跃昀是上海一家广告印刷公司的合伙人。不过,他强调自己“不是富一代也不是富二代”。“人做什么是由道德观,而不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他说。
事实上,事情的后续发展也没有出现旁人担心的纠纷。当天晚上,土方车司机所在的运输公司赶来医院,并且在第一时间结清了潘跃昀垫付的全部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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