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对话：校长与教师的行动指南》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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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都吊儿郎当。要么不好好上课，要么不做作业。课堂上从不正眼看老师，歪戴着球帽无精打采，回答问题总是懒洋洋的。家长们也很少去学校，除非是孩子在学校闯了祸，被校长请到办公室里谈话。老师和校领导们束手无策。他们尝试过多种方法，如新课程、计算机辅助数学教学、反种族歧视教育、防校园暴力教育，等等，还制定了详尽的新校规和考勤制度。他们开展了课外辅导，教学生如何答卷、如何记笔记，以及如何学习。但好像都没起到什么效果和作用。学校仍然被认为很差劲，师资与投入都面临着诸多问题。教育工作者们试图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书中所描述的这个“无望中学（Hopeless High School）”是现实中很多学校真实情况的一个缩影。对于熟悉学校生活的人而言，这一幕也许并不陌生。“难缠”的学生、“倦怠”的教师、“官腔”的校长，“失望”的家长。如何改变？不妨读读加拿大学者卡罗琳·希尔兹和马克·爱德华兹合著的《学会对话：校长与教师的行动指南》。

  教育科学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对话·社会·教育”译丛便是从理论庙堂到实践田野的一次全方位历险，为我们理解学校中的“故事”、理解教育中的“问题”绘制了一幅“导引图”。由加拿大学者卡罗琳·希尔兹和马克·爱德华兹合著的《学会对话：校长与教师的行动指南》则是这一“导引图”中连结对话理论与学校实践的重要节点。

  卡罗琳·希尔兹博士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教授，学校领导研究中心的联席主任，曾在公立K-12学校中任教18年之久。她已出版3部专著，发表80余篇论文及报告，主要研究领域是教育管理和学校领导。马克·爱德华兹曾在中学当过副校长，有着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

《学会对话》一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从对话即承诺、对话即关系、对话即理解三个层面去挖掘对话理论背后的实践路径；第二部分则是将对话置于社区情境之中去探讨新型学校与社区间的关系，进而将学校如何与社区文化互相整合、互相影响这一问题置于对话语境之中进行探讨，从而为人们理解对话、理解教育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就第一部分内容而言，《学会对话》一书认为，学校生活中的诸多不和谐音符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学校教育的相关者之间存在着误解与“偏见”，而解决这种“偏见”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方法即是对话。这里的对话，不是简单的“聊天”与“谈话”，而是在某种特定情境下，校长、教师、学生之间融入了彼此反思的一种相互理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对话实际上是对人际关系的一种重构，即认知才能了解，了解才能关切，关切才能对话，对话才能使得“关系”进入良性的循环。对话参与者之间关系的改善，也许不仅是《学会对话》一书尝试解决学校教育各种问题的重要思路，而且亦是其希望与读者“对话”之后的结果。进而使置身教育一线的校长和教师能够重新反思自我、审视教育、改进学校。

老师教育学生往往需要真诚的交流，学校的管理也是同样的道理。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曾经说过：“人性中最深切的禀质乃是被人理解，赏识的渴望。”其实人和人之间有时候很简单，就是几句话，一沟通，许多问题就没什么了。决定之前的沟通代表了对人的尊重，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这种尊重是比较高层次的需要，我相信作为老师都应该可以理解学校的难处并加以合作的。

《学会对话》中说，人类的一大特征便是对于信息交换的需求与渴望。无论是文字、语言还是肢体动作，其本质皆是为了达至信息共享的目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只有实现了信息在群体内部与群际之间的有效流动，才使共同行动成为可能。就学校场域而言，校长、教师与学生正是处于互相影响的“共同行动”中。

解决偏见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方法是对话。对话不仅仅是一种多主体间的言说与交流，而应是在这种言说和交流之中，生成对“他我”与“自我”关系的理解，从而达到意义的有效融合。至此，无论是自我的世界还是他者的世界，都不再是一个闭合的空间，而是一个开放的具有反馈回路的社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其核心关键词是关系，既包括对话中的“我—你”主体性关系，也包括对话发生的场域之中的空间位置关系。如果说社会情境影响着对话本身，那么，对话则重构着关系网络、信息共享的意义和观念。

在《学会对话》的第二部分，作者认为，学校与社区之间、学校内部各主体之间都有着某种“嵌入性”，也正是这种“嵌入性”不仅使“对话”成为可能，也使对话所要达到的目标——游戏化狂欢成为可能。在对学校功能的传统理解中，教育人、培养人一直被奉为学校的神圣使命。但作为“嵌入社区”的学校，其功能仅限于此吗？在很多教育实践的一线，学校同时还是所在社区的文化中心、信息中心、知识服务中心，但这些“中心”却或多或少地被“教育功能”的外衣所遮蔽，从而阻碍了学校与社区之间达到更有效的合作状态。

综观教育中的诸多争鸣、冲突与差异，其背后实际上多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不同的问题。而对于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理解之道、对于冲突的解决之道，我们常常谈必称“沟通”。对话也许并不能完全解决复杂的教育问题，但对话的确解决了言谈“沟通”之时的“望沟兴叹”问题。这是因为，对话对于主体性、情境性的强调解决了“沟通”对于客观条件过分依赖的固疾。这种情境化的互动与追求，也许可以为我们理解教育、理解学校、理解课程提供一个难得的视角。承认他人的世界，并在对话中理解他人的世界，是善待他人，亦是重塑自我。学校也会因此而获得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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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庆市人民路小学  刘从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