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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行、行动
——《陶行知教育名篇》阅读札记
读《陶行知教育名篇》里,我几乎找不出那种旁征博引、四平八稳的学术八股文,这些文章长短不一,或泼墨如雨有万言之多,或惜墨若金有百字之少;文体很杂,有报刊文章、现场演讲、日常通信,也有带韵的诗歌、抒情的散文;材料鲜活,多半是大胆的想法、现身的说法和具体的做法,很少往故纸堆里钻,几乎也不拾取自己老师杜威的牙慧;语言朴实,有严密的推理但很少拿名词术语显示高深莫测,通俗的打比方有之,大俗的顺口溜亦有之。正是因为如此,陶行知先生的“东西”显示出了真正的价值。
因为他最倡导的“生活教育”,所以他的眼光总是往生活的地底下看,然后让自己的文字一如生活本身——顺生活之需要而自然挥洒,便有篇幅之短长;随生活之场合而开口动笔,便有文体之多变;依生活之脉络而观察、思考,便有材料之活水;据生活之俗尚而演说、作文,便有语言之本色。一言以蔽之,陶行知的所有文字,都来自生活,都是为他的“生活教育”服务的。
这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陶先生对实践与行动的重视。陶行知早年提倡“教学合一”,几年之后他把这一提法又调整为“教学做合一”,而且把“做”放在突出的位置。他说:“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乃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有了“做”,先生与学生的界限就不那么严格了,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同一样东西——实践、经验以及由此构成的生活。 所以,他又说:“生活教育内之教与学,必是以做为中心。”
为了说明问题,他还借鉴并扬弃王阳明的“知行”学说,提出“行是知之始”的新见解。他认为,亲知、闻知、说知等三种知识中,“亲知是亲身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的”,而“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他反对“坐而言”,主张“起而行”。为了强调 “行”在求知中的关键作用,他还把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实际上,这里书面意义上的“行”就是上面所说的口语意义上的“做”。
“行”这一个字,后来在许多场合又通俗地表述为“行动”一词。他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现在的教育是关门来干的,只有思想,没有行动。教员们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们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所以那种教育是死的教育,不是行动的教育。”在谈“书本的真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时,他说:“‘行是知之始’,‘即行即知’,书和书中的知识都是著书人从行动中得来的。”在谈“追求真理”时,他这样生动地阐述:“真理离开行动好比是交际花手上的金刚钻戒指。我们所要追求的是行动的真理,真理的行动。这种真理不是坐在沙发上衔着雪茄烟所能喷得出来的。行动的真理必须在真理的行动中才能追求得到。”他还以比喻的形式,强调“行动”的首要意义:“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有行动之勇敢,才有真知的收获”。
总之,“做”、“行”、“行动”等概念属于同一谱系,它们以丰富的词汇指向“生活”,反复演绎着“生活教育”理论。
顺便反思一下我们今天的教育。从宏观上看,我们的教育有多少机会真正地走向生活呢?课本知识、课堂知识、反复练习的知识,有没有跟“行动”相结合呢?从中观上看,我们的校园有自身沸腾的生活吗?是不是“静止”太多了,而“行动”太少了?从微观上看,我们的课堂,除了教与学,有多少环节是在“做”中教、“做”中学的呢?
如今,在新一波的新课程改革中,活动性课程已经写进了“标准”之中。课程的“活动性”,无疑就包含在陶行知所强调的“做”、“行”、“行动”之中。但愿,陶行知的理想在今天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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