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的平安压力与儿童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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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研究采用以录像为媒介的集体访谈和多重话语人类学的方法，研讨了由中国某农村幼儿独自往返于家庭与幼儿园之间这一现象引发的城乡幼教工作者对幼儿园平安问题的看法。受访的城市幼教工作者对农村幼儿独自上学、回家的现象表示出关注往往始于他们对幼儿人身平安的担心，但随着访谈的深入，许多人对这一现象表示理解，甚至表达了对农村幼儿能力强、农村幼儿园教师平安压力相对较小的羡慕。城乡对比之下，研究者与局部受访者达成共识：幼儿园教师感受到的平安压力影响了他们的日常教育行为，并进一步影响到幼儿在园的体验与感受。
　　[关键词]农村幼教；平安；教育人类学；城乡比较
　　
　　
　　一、问题的提出：如何解读农村幼儿独自上幼儿园现象
　　
　　对于城里人来说，幼儿上幼儿园要接送，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要讨论的不是要不要接送，而是怎样接送才不会与上下班时间抵触，谁来接送等问题。但我们在中国某农村地区一所幼儿园开展教育人类学研究时无意中发现，一些农村学前儿童在没有成人陪伴的情况下，经常独自或与其他儿童结伴往返于家庭与幼儿园之间。跟大多数不熟悉农村生活、不了解农村幼儿教育的“局外人”一样，作为研究者，我们观察到这种现象后，最初的反应是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以让这么年幼的小朋友 (3～5岁)独自上幼儿园和回家呢?
　　虽说农村的自然环境不像城市那么复杂，可再自然的环境，对年幼儿童来说也充溢了危险。比如，爬坡上坎摔跟头，玩水掉到水里，过马路躲避车辆等。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农村家长难道真的不担心小朋友的平安问题吗?城乡幼教工作者怎样看待这一现象?在不同的看法背后反映出怎样的教育观念和教育问题?对这一现象的解读，能否为幼教工作带来些许有价值的启示?
　　
　　二、研究方法：多重话语人类学
　　
　　现代人类学重视对多个地点、多层话语的研究。任何一种文化内部，并不是自成一体、井然有序，而是充溢了随机性、变化、矛盾抵触与不和谐的。对同一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当事者有不同的解释。而这些解释自身又受到地域、政治、权力、阶级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选择多重话语的人类学研究方法(Multi－ vocal Ethnographv)，力图展示中国幼教工作者对家长(是否)接送幼儿上幼儿园这一现象存在的多种看法，并研讨这些看法背后的问题。同时，我们借鉴 1989年美国教育人类学者托宾(Tobin)等人比较中、日、美三国幼儿园教育的研究方法，也采用了以录像为媒介的视觉人类学研究方法(Visual Ethnographv)。在组织小组讨论前，我们制作了一个约20分钟的录像。在录像中，我们尽量记录中国西南山区某农村幼儿园(化名“长江幼儿园”) 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如幼儿来园和回家、集体教学和自由游戏、点心和用餐、午休和人厕等。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录像自身，而是不同观众(个人或群体)对录像的反应，即人们在观看录像后的所思所想和言论。这有些类似于心理学研究中的“投射技术”，研究者研究的问题是被试对刺激物作出的联想，而非刺激物自身。
　　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以下步骤收集访谈数据：首先，我们把录像播放给“局内人”(即被拍摄的长江幼儿园的教师和园长)观看，并针对录像中涉和的教育问题征求她们的看法。然后，我们把录像播放给其他群体观看。这些群体包括其他幼儿园的教师、幼教行政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师范大学幼儿教育专业的教师以和有学前子女的家长。从地域分布上看，本文收集的访谈数据主要来自重庆(郊区)、成都(郊区和市区)、贵州(农村)、上海(市区)。看完录像后，研究者对观众进行访谈。大局部观众在观看录像的同时就会评论或指出录像中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个别观众还会要求暂停录像播放，以便进行点评。
　　幼儿独自上幼儿园这一现象所引发的讨论主要涉和幼儿教育机构中儿童的平安问题。我们期望来自“局内人”和作为 “局外人”的其他群体对这一现象的不同解释和看法不只能加深人们对农村幼儿教育的理解，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城市幼儿教育中存在的一些习以为常的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进行反思。
　　
　　三、研究发现：大家最担心的是平安问题
　　
　　(一)第一反应：平安上要改进
　　当我们把在长江幼儿园拍摄的录像放给城市幼教工作者看时，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认为该幼儿园的日常活动存在“平安隐患”“不太平安”。幼儿园教师在看到幼儿早上独自来园、下午独自离园以和园外活动等情景时，常会发出“哇”的惊呼声，或不时摇头、做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或与周围的人窃窃私语。观看录像后，老师们首先提和的内容通常也与平安问题有关。
　　我们必需再次强调，观众的兴趣点、担心和讨论与其说反映了录像中所拍摄幼儿的生存状态自身，不如说反映了观众自身对录像中情景的理解。换句话说，当城市幼教工作者在观看录像过程中流露出对长江幼儿园幼儿独自上幼儿园和独自回家这一现象的惊讶时，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该现象自身有多么不同寻常这样的结论。作为研究者，我们希望研讨的是：观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们的言谈揭示了哪些与他们自身的儿童观、教育观有关的东西?对于长江幼儿园是否确实存在“平安隐患”这一问题，本研究无法作出实证性的回答。我们更关心的是，在长江幼儿园的教师和家长眼里习以为常的教育现象，为什么在不少局外人的眼中却那么不可思议呢?
　　
　　(二)城乡比较：农村这样是可以的，城里肯定不行
　　尽管觉得幼儿独自上幼儿园、回家存在平安隐患，但很多观看了该录像的城乡幼儿园教师和园长对录像所出现的相关场景还是表示可以理解。其主要理由是：农村幼儿园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允许幼儿独自上幼儿园。比如，农村的自然环境单一，不像城市那样复杂；在农村步行比在城市平安，车辆不多，车速也不快，很多乡间小路根本就不通车：农村的社会风气比较憨厚，鲜有恶意拐骗、绑架幼儿等事件发生；农村邻里之间交往多，不同家庭不同年龄的小朋友常在一起玩耍，小朋友们可以结伴上幼儿园和回家，等等。
　　虽然我们见到有的农村幼儿园园长和教师也会出于对幼儿平安的担心，强制家长每天按时接送，遇到实在不愿接送小朋友的家长，还要求他们跟幼儿园签订平安责任书，但发生在我们拍摄的长江幼儿园中的现象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绝非个别。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农村家长对小朋友是否需要接送有自身的判断。家长作出这种判断通常是综合了当地的各种因素(如觉得小朋友不会出现太大的平安问题)，但也可能仅仅是依据某一个因素(路太远，无人、无时间接送等)，或者根本就没意识到这是个问题。
　　在被问和为什么这里的小朋友大多自身上幼儿园和回家时，长江幼儿园的园长和教师回答说：“没有必要要求家长来接送。”再细细追问，教师们告诉我们，一直以来当地的风俗就是这样，上幼儿园的小朋友跟上中小学的小朋友一起上学、放学，走的也是同一条路 (因为幼儿园就在中小学旁边)，至今未出过平安事故。小朋友们成群结队，每天都这样走，对路况越来越熟悉，家长就觉得没有必要天天接送。那些住家离幼儿园近些的，小朋友就在家长眼皮底下，一般不存在走丢的问题；那些住家远的，家长对小朋友从幼儿园步行回家要花多少时间心中有数，假如逾越了时间，他们会派人出去找。农村这种稳定的、鲜有变化的生活，也间接地保证了小朋友独自上幼儿园、回家时的平安。
　　农村居民相互之间比较熟悉，即使有什么异常问题发生，也能得到和时处置。在我们调查期间，就曾发生过住家远的幼儿未按时回家的事件。小朋友的奶奶出来找(因家长亲均在外地打工)，一路上没找到，最后在镇上找到了园长(教师和园长都住在幼儿园里，家长们都认识她们)，园长协助打了几个电话，最后证实小朋友是跑到同学家去玩了。
　　我们在四川甘孜州丹巴县某村做田野研究(另一研究)时与当地学前儿童家长的交流也证实了前面被访者提出的局部假设。一长者在被问和假如孙女上学前班是不是要接送时表示，第一次报名时要送去，但那以后就不会接送了。小朋友自身走到学校没有问题，而且即使有问题，这种走路(走各种各样的路，复杂的路)的能力也是需要锻炼的，所以没有必要接送。
　　一些观众指出，这种现象出现在农村是可以理解的，但城里肯定不行，因为城市“情况复杂”“平安问题多得多”。学前儿童独自上幼儿园的现象难道真的仅仅出现在中国农村地区吗?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整理，我们发现好几位教师不约而同地提到，即使在城市里，学前儿童自身上幼儿园和回家，也曾经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三)时代变化：我们小时候，哪个来接送嘛
　　这个录像似乎总能勾起人们对过去的回忆。人们总是倾向于说，“我们小时候……”“我想起……”似乎眼前的录像，讲的就是多年前年幼的自身。
　　我看了这个，其实没有想到现在的幼儿园，而是想到我小的时候上过的幼儿园，当时的情况跟这个差不多。[s老师，成都市区，青年]
　　我们那个年代，小时候，哪个来接送嘛!点点儿大的娃娃，放心地在那里耍……乡坝头，啥子都做过了……但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真的是无所谓。[z园长，成都市区，中年]
　　录像让受访者联想起的不光是他们的童年时光，还有他们对以前工作的回忆。特别是对教龄长一些的教师来说，录像里所出现的，让他们联想起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前刚参与工作时幼儿园接送小朋友的一些情景。
　　(谈到上世纪60年代的接送)早上都是家长把娃娃统一送幼儿园来，放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集体送……我们分两路，出了幼儿园，一路往左边走，一路往右边走，送过大口子，然后儿童就自身走了。[c老师，成都市区]
　　受访者的回忆逐渐向我们展现出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化，接送幼儿这一幼儿园教育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如何发生变化，如何越来越受到大众(包括家长、教师、行政管理人员等)的重视。
　　文化大革命以前都是这样的(指下午离园时教师集体送过大口子，家长不来接)，文化大革命期间好像也是这样的，后来就发生变化了。[C老师]
　　我们小时候上幼儿园也一样，路很远，可能要走二十多分钟，只有一条路，还要过一条大河。老师就是跟我们一起走过去走过来，从来没有出过平安问题，觉得很正常。那个时候可能相对现在(平安事故)还是要出得少一些。这个地方(指录像拍摄地)也是这种情况。[S老师]
　　(现在)肯定是越来越严，越来越重视。我们从开始随随便便接送，到后来委托，到用指纹打卡机……原来都没有这么严……最近这两三年，不一样了，我们就要核对(指来接送的人)，要签委托书，要给家长打电话，必需核对了，才干让其他人接走幼儿，越来越严了。[z园长]
　　三位教师的回忆涉和不同的年代。c老师提和的应该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情，S老师提和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事情，而z园长提和的则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
　　1989年公布的《幼儿园管理条例》第十九条指出，“幼儿园应当建立平安防护制度，严禁在幼儿园内设置威胁幼儿平安的危险建筑物和设施，严禁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作教具、玩具”，未提到“接送”问题。2006年由教育部、公安部等多部门联合公布的《中小学幼儿园平安管理方法》第三十一条指出，“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低年级同学、幼儿上下学时接送的交接制度，不得将晚离学校的低年级同学、幼儿交与无关人员”，对“接送”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四)追本溯源：平安是紧箍咒
　　许多接受访谈的教师经常从谈论“接送”问题开始，最终会不可防止地谈到平安问题。园长说，老师也说，大家都说平安重要，平安压力大，很紧张，平安是紧箍咒。
　　现在平安的紧箍咒每时每刻都在制约着教师，一天下来没有出什么平安问题教师都要长舒一口气。这学期结束了，娃娃走了，没有出问题教师又要长舒一口气。[Y园长]
　　领导都在说，现在90％的责任事故都是可以防止的……我们把那个平安紧箍咒念那么紧，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防止责任事故的发生，但是有些事故是防止不了的。[z老师，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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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所，不同的受访者谈起对平安问题的感受时竟然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同一个比喻：紧箍咒。应该说在当今中国幼教领域，用“紧箍咒”来形容平安问题对教师日常行为的制约是再传神不过了。无疑，直接受紧箍咒制约的人是工作在一线的教师。间接地，紧箍咒也制约着幼儿园园长和其他相关行政管理人员、研究者、政策制定者等。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间接受制于紧箍咒的人，也扮演了念咒的唐僧的角色，对教师施加着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压力。但经念得最凶的，恐怕得算局部家长。家长对发生在学校内外的儿童意外事故不分青红皂白的追究成为最令教师们头痛的事情。一旦家长开始“念咒”，教师和园长都会同时受到惩罚。平安的紧箍咒对教师和园长日常行为的影响之大是外人无法体会的。它让教师时刻警惕自身是否会因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而受到惩罚。为了防止因为忽视平安问题带来的惩罚，教师们自然会小心翼翼地组织活动，尽量防止需要一点冒险精神或小朋友有受伤可能性的活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五)对平安问题的反思：我觉得他们是幸福的
　　这种平安压力对教师的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结果直接表示在小朋友身上。不少教师都提到，现在的小朋友并倒霉福，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都不能玩，有太多的限制。而录像里的幼儿园教师的平安压力并不大，小朋友也更加开心。不少观众在言谈中流露出他们对这种宽松氛围的赞赏。我觉得他们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没有平安上的压力。像我在幼儿园就有这种感觉，非常担心娃娃的平安问题，可以说担心得不得了。但在录像中就看不到这点，我感觉他们在玩游戏、上课时很有活力，很大方……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出去都是手牵手。但我看他们出去那种状态，全部是自身走自身的，而且教师的感觉比较放松。[s老师]
　　接受访谈的教师普遍认为，在长江幼儿园的这种氛围下，农村幼儿在身体、动作、独立性、自理能力等方面的发展显得比许多城市幼儿要好。教师们似乎也非常向往这种平安压力更小的、更宽松的环境。反之，假如幼儿园迫于平安压力而一味地“消极保育”，将会使小朋友失去很多锻炼的机会。
　　这个(录像中的)幼儿园的娃娃可能比我们幼儿园的娃娃在动作发展上要更好一些……这不是我们每天让娃娃锻炼走步、跑步就能练出来的，真的是潜移默化的。[s老师]
　　看上去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性格方面发展得很好。[G园长，上海市区]
　　像我们这里的娃娃就应该再放手一点，不要太过分地维护了，还是要放手，要不然他们什么都不会。[Y老师]
　　你说奇怪不奇怪，小朋友手牵手地出去有时还是会发生意外。我觉得平安问题不是说你小心翼翼，手拉着手就可以防止的……现在的娃娃就是成人代替太多。[s老师] 五、讨论与分析当前，在中国的幼儿园教育领域，甚至整个基础教育领域，平安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从管理的角度来看，任何教育方案假如存在平安问题，通常是要一票否决的。这就意味着，假如出现一次平安问题，幼儿园所有其他工作都会连带着被否定；假如某班级中有一个小朋友出了平安问题，且家长又“闹”到幼儿园的话，该班的带班教师的所有出色业绩将会被全部否定。这也许有其合理的一面。终究，儿童的人身平安应是教育机构中教育者必需首先加以重视的问题，假如连人身平安都得不到保证，还从何谈儿童的发展?但本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研讨怎样接送是平安的，什么样的活动安排是平安的，城市幼儿园应该如何接送，农村幼儿园又应该如何接送等问题，而是想要给读者展现一个看似稀松平常的日常教育现象所揭示出的，中国城乡幼儿教育工作者对儿童人身平安问题的一些感受和看法。
　　我们发现，幼儿园教师所面临的平安压力似乎与幼儿是否开心、愉快、幸福有着很大的关系。很多幼儿园教师指出，今天这些小朋友(大多指城里小朋友)其实并倒霉福，因为他们受到太多的限制，有太多的地方不能去，有太多的东西不能玩。而类似我们录像里所出现的幼儿园，尽管幼儿在物质上较为贫乏，没有城里幼儿那么多的玩具、图书，但他们开心、愉快，对周围环境表示出热情与专注，这种状态令城市幼儿园教师、园长羡慕不已。
　　与各种很“先进”的教育理念相比，平安问题处在更为核心的位置，是不可冒犯的底线，也是无形且时时刻刻制约着教师教育行为的紧箍咒。教师听了很多有关课程改革的讲座，看了很多优秀的课改案例，观察了不少的现场教学活动……然而，这些课改的“精神”遭遇平安事故时，就变得行不通了。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们会调整他们的教育战略。比如，不开展某些活动，尽管这类活动对儿童的发展有意义(比如，园外观赏，有身体碰撞的体育活动等)；尽量减少某些活动(如户外活动，运动量较大的集体活动等)；降低活动的挑战性。
　　教师们总是怕小朋友出事(平安问题)。虽然教育改革提倡教师们要“尊重儿童”“信任儿童”，把儿童看作能自我建构知识的人，但在平安紧箍咒的作用下，渐渐地，教师们心目中真实的、无形中内化了(甚至他们自身都没有意识到)的儿童形象却是缺乏自我维护能力的，容易受伤、缺乏社会经验、没有应变能力的。在平安压力之下，教师们总是觉得这样也危险，那样也危险，小朋友做事情时总是有些胆战心惊。于是，教师们开始不相信小朋友，明显地低估小朋友的能力。而这种低估和消极维护，又反过来导致小朋友缺乏锻炼的机会，无法提高自我维护能力，防范意识也得不到相应的发展。
　　我们还发现，本研究反映出来的教师对幼儿规避伤害能力的不信任(表示在降低活动挑战性，总担心会出事等)并非仅存在于教师与小朋友之间。教师、家长们担心有坏人，比如拐骗、报仇、大欺小，这是普通人对自身周围社会环境的不信任：家长总害怕小朋友在幼儿园受到伤害、受到不公正对待，这是家长对教师的不信任；教师总是害怕家长找麻烦，特别是告到园长、告到教育行政部门、告到法庭，怕被电视台曝光，这是教师对家长的不信任。与这些在城市中普遍存在的不信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在录像中的农村幼儿园和其周围环境中感受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因熟悉而发生的信任感。费孝通早在六十多年前就解释了中国农村社会的这个特色：“每个小朋友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小朋友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正是因为这种“熟悉”和“没有陌生人”，长江幼儿园的教师和家长们才敢于放开手，让小朋友自身往返于家园之间。虽然当代的中国农村社会跟当年费先生观察到的中国农村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解释当前某些中国农村仍存在学前儿童独自上学、放学回家这一现象时，我们感到几十年前的人类学研究效果在今天仍然具有解释力，能协商我们理解该现象。
　　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人际信任感的失落，并不是某人的个别行为或想法，而是遍和整个社会的一种心态，而且有随着现代化进程越演越烈的趋势。随同着这一趋势的，还有越来越严格、具体、周全的制度保证(让人感觉自身比以前更“平安”了)。然而，这些制度似乎使得原本充溢童真、有趣、关爱的幼儿园，变得有些冷冷的，有些缺乏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