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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学青
游戏文化作为一种观念意识层面的东西， 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儿童游戏文化是儿童健康生长的“精神植被”， 游戏文化是儿童生长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
一、儿童游戏文化在消逝
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 我国的儿童游戏文化曾出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滋润着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度过了幸福的童年； 游戏不只使儿童充分展现了自身的智慧和灵感， 使他们变得心灵手巧， 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儿童的动手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那个时代的小朋友没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班， 也没有电视、玩具， 唯一拥有的是宽阔的游戏空间和三五成群的伙伴。在林阴道上、房舍旁边， 处处可见“踢毽子”“跳绳”“跳房子”“扔沙包”“滚铁环”“捉迷藏”的小朋友……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 自古以来就有许许多多的经典民间游戏， 在儿童的生活中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 构成了丰富的儿童游戏文化。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以牺牲儿童游戏场地为代价的生活和居住空间不时扩大， 使越来越多的大杂院和胡同被紧闭的单元楼房所取代， 使儿童的游戏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独生子女政策的普和，使家庭成员结构发生了变化，儿童从此失去了许多可以朝夕相处的同龄伙伴。家长不再关心他们是否心情舒畅， 不再顾和他们的兴趣和愿望，而是依照自身心目中的理想模式去塑造儿童。儿童缺乏游戏的生活， 每日奔波于各种兴趣班之中， 以满足家长的良苦用心。《金陵晚报》曾刊登过一篇题为“小女孩逃离培训班途中落井酿悲剧”的文章，内容大致介绍了湖南农村一对家长，带着 8 岁的小朋友进城一边读书一边赶场上兴趣班，女孩不堪重负，自身一人在悄悄回农村的途中倒霉落井身亡。这虽然是一个特例， 但在实际生活中，各种特长技艺的课外辅导和兴趣班几乎填满了儿童全部的闲暇时间。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生活水平的提高，住房条件的改善， 科技的突飞猛进， 尤其是电视等媒体的出现，儿童游戏文化在逐渐消失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
成人外表上看似在维护儿童， 实则是剥夺了儿童的游戏权和承担责任的自主权。儿童没有了经常与同伴交往的机会， 没有了自身的想法和体验主动追求的乐趣。这种不平衡的关系， 使儿童的生活受到压抑， 过早的成人化， 相对缩短了生长的过程， 使儿童丧失了通向自然的童真、童趣的状态， 使游戏的内容和形式也在发生着改变。一代人的游戏文化生活造就了一代人的精神品质。儿童游戏文化绝对是儿童生长过程中的重要保健品， 假如儿童生活中过早地面对繁重的学业竞争压力， 对身心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看着今天的小朋友， 我总会生出一点怜悯。他们不光缺少玩的时间， 就是玩起来也很可怜。他们和机器玩， 和从来没说过话的玩具动物玩。他们很少气喘吁吁， 大笑大叫。他们经不起输， 更谈不上风度。人原本是应该和人玩， 和活物玩的。电视屏幕上的动物， 即使是叫人开心的唐老鸭， 终究不给人以实物感。”[1]儿童没有了维护和传承游戏文化的条件。
游戏在儿童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正在被“为了将来更好地生活”的价值取向所替代， 游戏文化也正在被学校文化所替代。过重的学习负担， 使儿童丧失了在一起游戏的时间和机会， 也丧失了模仿和交流的场域。儿童的生活里缺乏游戏， 缺乏各种经验的相遇和体验相互的学习。儿童游戏的文化在新的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电脑游戏等虚幻的非实际娱乐形式占据了儿童的精神世界， 改变了儿童对真实世界的认识， 使儿童游戏文化发生了变异。
“现在， 每当我走进弄堂， 会惊讶小朋友们都到哪里去了。很少能看见‘捉对厮杀、舞枪弄剑’的局面。现在， 没有钱是玩不了的。没有人养蚕、养鸡鸭鹅、养蝌蚪了。现在的小朋友们被一扇扇家门分割了， 被作业和课外艺术活动分割了。他们的手不再脏兮兮的， 口袋里不再藏着各种不伦不类的东西， 也很少闯祸。他们只有纸上的竞争。小朋友们无疑比过去听话多了。他们不再聚集起来玩上一玩。”[2] 他们变得不会玩了， 笼统而变形的卡通人物取代了“小人书”， 设计精美的玩具代替了儿童自由发明和动手操作， 美国传教士泰勒·何德兰在 20 世纪初收集了北京儿童的几十种游戏， 而这些游戏， 今天已经慢慢地从儿童的视野中消逝了， 游戏中的自然性成分越来越少，商业性成分越来越多。这一点得到了专门研究儿童游戏的英国史学家彼特( Peter) 等人的证明。他在鉴定了几百项保守的儿童游戏后， 发现英国儿童仍然玩的保守游戏几乎没有了。就连两千多年前在伯里克利( Periclean) 统治时期的雅典就已经出现的“捉迷藏”，现在几乎已经完全从儿童自发的娱乐活动中消失了。因此， 尼尔·波兹曼言简意赅地说， 儿童游戏已经成为濒于灭绝的物种。[3]
二、儿童游戏文化的重建
在儿童的生长过程中， 接触和体验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游戏， 游戏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人类的文化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多游戏文化， 另一种是缺游戏文化。处于多游戏文化的民族， 不但在其文化体系中有繁多的游戏， 构成他们社会中日常生活的一局部， 而且这些游戏的存在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年代； 而处于缺游戏文化的民族，通常都是文明低落、历史贫乏， 人与人之间缺乏交往的机会， 很难发生游戏的条件。游戏文化需要每个小朋友接连不时地参与， 使其所有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得以保管和更新。
儿童没有了游戏的机会， 就没有了满足游戏愿望的可能，也就使游戏不再是儿童主要的基本活动形式， 人类游戏潜能的生命力就难以得到保管。当儿童游戏文化和学校文化、成人文化抵触时， 儿童走向生活的方法与成人的方法抵触时， 儿童很显然是弱小的、易受责难的那一方。因此， 我们有必要对儿童游戏的权利加以维护， 通过游戏满足儿童的需要， 让游戏成为儿童活动的主要存在方式； 同时， 还应该改变家长和教师所存在的“重学轻玩”的思想， 从观念和行动上改变不重视游戏的做法， 让游戏真正成为儿童生活的重要组成局部， 把游戏的权利还给儿童，让儿童能真正拥有充分满足游戏要求的机会和可能， 享受到游戏的快乐和自由。让幼儿园的生活能凸显出游戏文化的魅力， 让家庭和幼儿园都充溢游戏的氛围和气息， 让儿童复归童年本真。
儿童是依照其天性而活动的。蒙台梭利以自身的观察和教育实践告诫人们， 对儿童进行教育， 重要的不是说教， 而是发明天性。只有提供自由和有秩序的合适环境， 天性才干得到发展。“一个有活力的儿童会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 他自身正生活在一个适宜的环境， 即有助于他自我实现的环境中。假如儿童没有这种环境， 他的心理生活就不能得到发展， 而一直会处于懦弱、异常和孤独的状态。这样的儿童会成为一个麻木不仁和不可思议的人， 表示为空虚的、无能力的、任性的、令人讨厌的和脱离社会的。”[4] 我们必需为满足儿童的精神需要提供适宜的环境， 这就好像为肉体的胚胎在母亲的子宫里提供一种适宜的环境一样。儿童拥有连续不时地从事活动的精神需要。假如我们没有给他适宜的活动， 心灵空虚则邪恶乘隙而入， 儿童就会表示出注意力不集中， 就不能够掌握其周围的物体。他会感觉到每一个物体都在向他召唤， 他的注意力就会从一个物体转向另外一个物体。早期教育的重点更应放在充溢活力的儿童生活活动上， 用游戏来呼唤那些正在偏离生活的儿童。
儿童需要能使他专心的环境， 但假如仅仅依靠从外界提供资料让他专心做某一件事， 这是不够的。它还必需提供适合于儿童兴趣的活动动机， 只有它们才干唤起儿童的高度注意。儿童一旦发现了自身的工作， 注意力固定下来， 他们就会变成自身的主人， 就能控制他周围的世界； 他们的缺陷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内部的某种东西似乎要迸发出来， 并牢牢地抓住某种外部活动。这里所说的“工作”也就是儿童感兴趣的游戏活动。游戏自由、自主的特性，为儿童去探索和寻找适合自身需要的活动提供了可能。他们可以不用担心来自外界的干预和影响， 沉溺在自身的世界里， 逐渐使自身变成活动的主人， 主动性在游戏过程的体验中慢慢苏醒。
我们必需要构筑儿童游戏文化的“精神植被”，使游戏与教育相结合。在儿童的生活环境中， 营造一种游戏性的氛围， 让丰富多彩的环境去吸引和召唤儿童， 它吸引着儿童的能力， 于是它就集中于儿童积极重复的固定工作之上。[5] 对儿童最有吸引力的活动莫过于游戏了。儿童用游戏的方式进入生活， 试验着自身的语言能力和体能， 他们直接面对各种混乱的印象和作为日常生活要素的挑战。在他与每天生活的直接接触中， 奠定了他此后社会性理解和生长的基础， 奠定了基本的态度， 奠定了每个个体的能力和为人处世技巧的特殊样式。温尼科特认为， 游戏在概念和理念的内在主体世界与外在客体实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游戏就是在梦想和实际之间发明了连续性意义的过渡之物。游戏在儿童的生活中承担着一个持续增加的角色。
重建的游戏文化， 让儿童的生活中充溢一种游戏的氛围， 也就是营造一种对话式的教育生态。[6] 在这种教育生态中， 教师与同学、家长与小朋友、学习者与学习对象之间， 不再是教训与被教训、灌输与被灌输、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而是平等的、对话式的、充溢爱心的双向交流关系。由于儿童的身心得到彻底地解放， 其学习就不再是被动地接受， 而是对话式地积极参与。因此， 我们通过与家长和教师的一起努力， 来为儿童营造游戏文化的氛围， 让游戏真正成为儿童生活的重要组成局部， 让儿童能够充分满足游戏的要求， 通过游戏去完善班级和家庭生态。
参考文献：
[1][2] 陈村. 童心.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0: 88， 92
[3] [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 吴燕莛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5
[4] [意]玛利亚?蒙台梭利. 童年的秘密. 单中惠译.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2004: 187
[5] [意]玛利亚?蒙台梭利. 蒙台梭利幼儿教育科学方法.任代文主译.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507
[6] 腾守尧.文化的边缘.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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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19 2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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