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科研——教育是“求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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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真科研——教育是“求真”的事业
李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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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学校通过教育科研而提升了教师的素质，带动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最终促进了同学的发展，这一点无可否认。但在一些学校，至今还盛行着种种“假科研”，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追求真科研，应该是每一位校长的良知。
　　真科研，首先是科研课题的真实。现在许多教育者特别是一线校长和教师心目中的“课题”，主要是来自上级教育行政或科研部门下达的“课题”——什么“市级课题”、“省级课题”、“国家级课题”，等等。在某些教育者看来，所谓“教育科研”当然就是搞“课题”啦！而且，“课题”的级别越高，说明自身的“教育科研”的水平、质量也越高。于是，几乎所有校长都特别希望争取“课题”，也不论这个课题是否符合本校实际。应该说，教育行政部门或上级科研机构下达的课题，一般都是有科学性的，但未必都符合具体学校的实际。因此，即使是面对上级下达的课题，我们也应该将其与本校具体情况相结合。同时，我们更应提倡每一位校长和教师从自身的教育实践中寻找课题。具体说，就是把“难题”当“课题”。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把这困难当作课题来研究。不要去考虑“课题”是否“立项”，“级别”是否“够档次”，面对我们每一天的教育对象和每天都可能遇到的困难，我们锲而不舍地研究，这样的研究最真实，最有价值，也最容易出效果。
　　真科研，还体现于科研过程的真实。既然是“教育科研”，那么，“教育”和“科研”就不是“两张皮”，而应该是“一张皮”，科研的过程也就是教育实践的过程。但现在在一些教育者那里，却不是这样。“做”（教育实践）的是一回事，“说”（教育科研）的又是一回事。假如仅从总结汇报资料看，全国几乎所有中小学的素质教育都搞得非常好，因为几乎没有一所学校在谈到素质教育时不能总结出一些“做法”和“特色”。当然有许多学校是名副其实的，但也不乏徒有其名者。对于有的学校来说，“科研报告”充溢说服力：有理论论述，有实践支撑，还有效果印证，让人很难怀疑其真实性。但假如与该校平时的实践对照，所谓“教育科研”便显出了虚假性。因为这些学校在向上级汇报时所说的与平时工作中所做的是两回事，所谓“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便是对这种现象的尖锐讽刺。真正的教育科研，总是与教育实践同步的。仅以课堂教学研究为例，从课前设计到课堂操作再到教学反思、素材的积累、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以和将这一切的文字化——优秀论文写作，在这过程中，教育和科研水乳交融，不可分离。
　　真科研，自然还包括科研效果的真实。现在那么多的教育科研效果，是否都是真实可信的？这种情况恐怕不是个别的：每当上级要来进行教育考察或某项科研课题面临验收时，往往就是一些学校突击弄虚作假的时候：临时进行各种问卷调查以空虚“原始资料”，赶紧补写必不可少但平时又没有写的各种资料，马上开设平时根本没有开的有关课程，精雕细刻并反复演练用于课题汇报的“公开课”，在同学中进行“统一口径”的有关教育，等等。虚假“科研效果”还有一种表示，就是同样一种资料可以应付不同的科研课题验收。
　　比方，某个学校在课堂教学改革中确实取得了一些效果，那么，这项效果将被“万能”地用于应付各种场所：“主体性课题研究”结题时可以用，“减轻同学过重课业负担”实验总结时可以用，“发明教育探索”课题验收时可以用，“学法指导探索”汇报时可以用，“陶行知教育思想实践”现场研讨会也可以用……这一切，似乎已经成了教育科研的“潜规则”了。而我认为，真实的教育科研效果，最根本的首先不是“优秀论文”、“著作”，不是各种口诀或顺口溜式的“经验”、“模式”，而应该体现于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包括教师和同学精神面貌的积极变化。有了这些提升与变化，没有“模式”又何妨？我特别希望看到有学校能够宣布某项课题研究失败以和对失败原因的分析反思。对于科学研究而言，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效果。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有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一批真正的教育家在乡村认真而寂寞地进行着教育实验。我不知道他们的“课题”是谁“下达”的，最后又是谁“验收”的，然而，我敢说，他们所做的是真教育、真科研！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　李镇西）
《中国教育报》2007年7月31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