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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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王　厦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大陆取胜只是时间问题。1949年3月，杜鲁门把对新中国的政策目标定为“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但事实上，美国却对中苏关系无能为力。由于“冷战”及国内因素，美国一直没有完全停止支持蒋介石，这也就无法改变其与中共敌对的关系。在此期间，中国宣布了对苏联“一边倒”的立场；苏联尽管过去对中国革命态度暧昧，南京解放后苏联大使馆甚至还跟着国民党迁到广州，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却第一个与国民党断交并承认了新中国。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美国离间中苏关系的企图暂时无望。



美国对中共以及新成立的中共领导的政权一直持怀疑观望态度。南京解放前，美国采取了“狡兔三窟”的政策：克拉克代办随以孙科为首的“行政院”到广州，一面维持与蒋介石的关系，一面与各种反蒋分子接触；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一面与李宗仁周旋，一面等待与中共交流；另派原驻华公使默钱特以非长驻人员身份到台北“监督”领事馆的工作，既表示无意支持蒋介石盘踞台湾，又实际上加强了对台湾的控制。



新中国宣告成立后不久，美国国务院曾召集远东问题专家就对华政策问题进行讨论。大多数专家都主张在适当的时候承认新中国(大体上在广州解放之后)，并以中共方面遵守国际义务和善待美国公民为条件。但是美国官方仍无决策。1949年底至1950年初，美国对外交承认新中国问题一直举棋不定，对其驻华机构则采取能留多久就留多久的政策。与此同时，美国在未决定承认之前，也努力劝阻其盟国及其他对美友好国家承认新中国。到1950年1月，中国政府驱逐美国驻华人员，打破了美国想在中国保留据点的幻想，美国的“不承认”政策也更加明确。



在暂时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美国认为只有经济关系才是有效的武器。它对新中国经济关系总的原则是通过贸易关系使新中国不必专门依赖苏联，进而增加中苏摩擦；同时以贸易为杠杆，在新中国政府采取危害美国战略利益的政策时，会同其盟国和日本盟军司令部，共同采取强硬的贸易措施。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



关于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美国在1949年12月底制订的方案是：如果安理会讨论中国席位问题，只要美国还承认蒋介石政权，就应该投票反对以中共政权取代国民党政权所占据的席位，但是这个问题应作为程序问题，因此将不使用否决权，也反对给中国（国民党）代表以否决权。当时，美国估计在1950年春的安理会会议上美国立场可得到一票的多数。而到了1950年1月，美国估计等开会时反对中共的可能成为少数。即便如此，美国准备听任多数决定。



另外，美国政府原本打算在不承认新中国的情况下，保持其在华的宣传机构，即美国新闻处。按照美国既定的对外宣传方针，结合中国具体情况进行宣传工作，主要目标是分化中苏。美国政府指示其驻华机构正面宣传美国政策、国内情况以及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可能带来的好处；宣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消极面，但不正面批评中共。同时也要客观介绍美国国内对国民党的批评。这样，一方面尽可能地争取群众，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使中国领导人多了解外界情况，以免只听苏联的一面之词。但是新中国的领导人此时方针已定，毛泽东主席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即首先致力于肃清帝国主义影响，包括思想影响。中国人民政府于1950年上半年陆续关闭了各城市的美国新闻处。美国的宣传计划未能得逞。以后美国对新中国的宣传调子更为敌对，称中国为苏联的工具，而较少区别对待。



作者简介：王厦，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现为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三历史教师。曾翻译过《英国首相的配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