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与碰撞：教材多样化时代的机遇与困扰

lspjy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教材建设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发展之路。作为教育教学的有效载体，教材的编写与质量影响着教育的长远发展。今天，新课程改革、职教扩招、高校质量工程等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都在呼唤着教材作出进一步的调整和变革。本期特稿，旨在从多个角度反映国内教材出版界对于当前教材出版中热点、难点问题的思考与碰撞。

lspjy

　当前的教材市场是一块香喷喷的奶酪，还是令人进退两难的鸡肋？在教材多样化背景下，中小学教材遇到了什么样的新问题？我国的行业协会在教材发展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如何解决教材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出版的问题？……种种教材出版的热点难点问题，在近日举行的“60周年，中国教材建设之路”高层论坛上，得到了国内近20家教育出版社负责人的回应。本次论坛由中国教育报刊社、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主办。本报记者将论坛中的主要观点集纳于此，以飨读者。



　　中小学教材——多样化时代的主流之争



　　提倡主流教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主流教材更多地应是市场竞争和用户评价的结果。



　　教材多样化并不必然带来教材的特色化，当前教材同质化现象依然严重。



　　我国目前教材循环使用的政策依据和现实环境尚不成熟。



　　据了解，我国基础教育教材的发展历史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实行“一纲一本”、编审合一的格局。第二个阶段是初步的教材多样化。原国家教委为确保教材质量，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并于1986年规划了小学9套教材，初中8套教材，规范了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和审定，真正实现了编审分开。第三阶段是2001年至今，教材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第8次课程改革初步建立了编写、审查和培训分开制度，明确提出制订国家、省级和地区三级课程，特别提到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制订教育大纲和课程标准，编写和使用教材。



　　“教材建设的多样化趋势，宣告了‘一纲一本’时代的结束，实现了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的改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吕建生表示，教材编写在第一阶段基本上是政府投入，最新一次的课程改革结束了政府投入的局面，开始有企业参与，形成了多家出版社竞争的态势，这是教材建设的必由之路，因为多家出版社参与竞争的格局，促进了教材多样化，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例如，一些出版机构使用不正当手段干扰教材的选用程序，现实中因教材选用而引发的案件时有发生。另外，意识形态较强的学科，如历史、政治、语文等，甚至出现某些版本教材的内容与国家要求不符、观点与国家提倡的主流观点有较大出入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和有关部门的强烈关注。



　　“在此背景下，提倡主流教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教育管理部门的确需要确立若干教材在使用中的主流地位。”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尹鸿祝认为，主流教材首先应该体现国家意志，同时又是指一个群体而并非仅仅指某一个版本的教材，即主流教材应该是在教材多样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股主流”。



　　江苏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王瑞书以美国为例，指出主流教材更多地应是市场竞争和用户选择的结果，而不是行政干预的结果。相比较而言，当前中小学教材基地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应在此方面给予更加明确的政策指导。



　　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包南麟表示，教材的多样化并不必然带来教材的特色化，如果教材特色明显，品种再多也不嫌多；相反，如果特色不明显，过于同质化，两三套教材也是多。他同时建议，相关教育部门应对有特色的教材加大支持力度。



　　在吕建生看来，要保证中小学教材的质量和适用，除了确立主流教材的地位，还应理顺几个关系。具体而言，一是教材编写的计划体制和教材营销的市场体制之间的关系。目前，教材营销推广是通过市场体制，而教材编写和审定在一定意义上却是计划体制，此种情况导致了很多不规范行为的发生。二是编写队伍的职业化和开放性的关系。目前，国内有80多家出版社参与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教材多样化的同时也造成了教材同质化倾向比较严重。三是教材的多样化和普适性的关系。四是教材的选用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尽管现在教材使用者参与教材的选用还不现实，但应通过成立教材选用委员会等方式选用优质的教材，而不是完全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五是教材的推广和维护。出版社在教材推广过程中倾注了大量人力和物力，但在维护过程中却出现了很多教学资源缺失和异化的现象，这也需要迫切关注。



　　除了理顺涉及中小学教材编写、出版和选用等环节的关系之外，教材在使用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研讨会上，教育科学出版社社长所广一提出了他对当前中小学教材循环使用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小学教材循环使用作为一种国际惯例，是目前我国力推的重要政策，但在不同的教育体制下，或同一教育体制下的不同教学阶段，教材循环使用的问题也应区别对待。他认为，我国目前的教材循环使用环境尚不成熟。纵观国际上教材循环使用国家的经验，版本稳定、对教材依赖性不强，是基础性前提。就学业评价来讲，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学生除了考试外，课堂讨论，社会实践等都会影响升学，这些国家可以从容不迫地循环使用教材，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学生不像中国学生那样从幼儿园开始就必须面对决定自己命运的一次次考试。另外，循环教材相关者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学校、政府、教材出版发行方、家长和学生，都是影响教材循环使用的关键因素。如何在利益冲突中取得平衡，并形成较强的影响力和约束力，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lspjy

　职教教材——立体化背后的精品之路



　　职业教育教材开发的难点是实训教材，这类教材需要很高的操作性要求，达不到要求将影响教学的实训效果。



　　我国的行业协会应该发挥真正意义上的职能——基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将企业的人力需求与学校的人才培养结合起来，为双方提供相关信息。



　　职教教材出版的良性发展急需实现政企分离，打破条块分割和部门壁垒。



　　与会人士认为，职教教材面临许多与中小学教材市场类似的问题与困惑，如国家和地区教材并举、出版品种数量庞大但良莠不齐等。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社长张梦欣介绍，现在其所在的出版社在销的职业培训教材最大规模达到5500种，涵盖机械、电工、电子、交通建筑等50多个专业门类的70多个方向，包括初级、中级、高级技师等5个层次的200多个岗位。丰富的教材品种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地职业学校的不同需求，适应了不同层次、类型的职业教育培训需要，但出版市场繁荣的背后也存在诸多问题，很多出版社对教材出版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认为教材出版是人人可吃的肥肉，而没有认识到教材后期维护的艰巨性。



　　“在现实情况下，职教教材只有精品化一条路可走。”张梦欣说，职教教材除了具备一般精品教材必备的定位准确之外，还必须反映职业教育培训的特点，既要体现职业教育培训的操作性和技能性，还要适应职教发展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具体来说，职业教育教材开发的难点是实训教材，这类教材需要很高的操作性要求，达不到要求将影响教学的实训效果。



　　“职教教材和其他领域的教材有共通之处，但由于职业教育需求巨大、针对性强，尤其需要做好教材研发、编写和培训3个环节。”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社长沈立军看来，针对目前中国职业教育在理念和方法上的不足，职教教材出版首先要重视理论研究。其次是职业教材编写要强调实用性、立体化开发的特点，例如，目前国内动漫教材还是按照二维或三维平面设计课程，而学生在实际岗位上却是按照人物、配音、场景设计等维度进行分类，所学与就业岗位不匹配。再其次，教材资源如何用、教师怎么教的问题亟待解决。近几年，职教规模持续扩大、专业教师不足等严重制约了职教的发展。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张文峰认为，职业教育和企业之间关联度不够，职业学校学生不符合企业需求，以及我国职业教育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的主要原因，就是职教行业协会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国外的职业教育行业协会职责是调研企业对特定工作岗位的需求，并把岗位需求传递给院校，帮助院校随时调整相关的课程。而我国的行业协会在开展基于企业的服务方面还比较欠缺，尤其是人力资源方面的服务，如今本属于行业协会的职能都是由职教教材出版社来承担。张文峰呼吁，我国的行业协会应该发挥真正意义上的职能——基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从人力资源的培养配置方面入手，将企业的人力需求与学校的人才培养结合起来，为双方提供相关信息，这才能更好地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



　　职教教材另一个需要跨越的鸿沟就是打破条块分割和部门壁垒。沈立军指出，职业教育由于其相对特殊性开放程度应更高，但是目前职业教育教材出版力量相对分散，虽然经相关部门筛选后，有几十家出版社参与，但是整体实力仍显不足。目前存在的另一个现实问题是条块分割和部门壁垒，比如，卫生学校现在归卫生部管理，人民卫生出版社占了卫生类教材出版的很大比例，但卫生部同样推出了文化课教学大纲，造成卫生学校语文、数学、英语类教材也由上述出版社出版。其实，其他行业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条块分割，加上地方固有的利益格局，造成目前的职教教材出版比较混乱。而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真正实现政企分离，打破条块分割。

lspjy

高教教材——亟待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产业没有升级，经营方式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将会导致一些出版社退出竞争，高教出版市场将重新洗牌。



　　现在很多高校自编教材现象严重，同一门课程有数不清的教材版本，处于失控的边缘。



　　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导致高教文科教材遭受严重“内伤”。



　　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给高等教育带来了深刻影响。机械工业出版社副总编辑林松坦言，高教教材出版社的日子不好过。据他介绍，目前有50%以上的本科院校课程使用多媒体教学，从而减少了对纸质教材的依赖，而且出版成本大幅攀升、消费习惯、教材复印以及免费的网络资源等因素也在影响着高教教材出版市场。从某种角度看，高教出版市场空间有限，加上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呈逐渐下降趋势，高教教材出版之路将越来越难走。“如果说产业没有升级，经营方式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将会导致一些出版社退出竞争，高教出版市场也将重新洗牌。”林松说。



　　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阎志坚看来，应对上述趋势，出版社的经营方式要有所改变，首先教育出版要以优质服务为导向，走产品服务化和服务产品化的道路。一方面，要时刻跟踪教学一线的改革，把握一线对教学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着力开发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产品，特别是网络应用于学校教学建设后，网络的更新和维护使出版社不但提供内容资源，也是维护网络运营很重要的服务者。除此之外还要慎重考虑出版社面临的新问题，如数字化资源投入巨大，收益微弱，在此情况下如何实现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未来出版社是否需要重新思考网络运营和商业运营模式，都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高等教育教材也要走精品化之路。林松认为，未来教材精品化的评定标准首先应该是符合人才市场需求的教材。因此，在策划选题时，要认真分析现有产品的优缺点，听取教师和学生的意见，把信息提供给作者参考，不要仅仅考虑作者的名气和用书量。要不断提高出版社自身的专业能力和鉴别能力。要优化部门的选题结构，确定精品教材的比例，制订相关的考核奖励办法，鼓励策划编辑策划精品教材。此外，要建立新的选题标准。国外有些重点书要请300多所学校的教师来评议教材，而我国远未做到这一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周蔚华在研讨会上，提出了文科教材的问题。在他看来，高校文科教材出版问题很多，如品种泛滥、低水平重复，不管自己是否有出版特色，都在大举进入高校文科教材出版市场。而且，现在很多学校自编教材的现象非常严重，同一门课程有数不清的教材版本，所有的大课、基础课、核心课都有上百种甚至上千种的教材，内容大同小异。真正的用户即学生没有话语权，成了低水平重复开发的教材受害者。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会对高等教育的质量带来隐患。而其中更可怕的是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导致高教文科教材遭受严重“内伤”。张文峰也赞同此观点，他表示，高教教材出版最本质的问题，不是营销手段，而是知识产权的问题。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是造成高校教材出版泛滥的根本原因。目前其实急需一个真正的机构来追究知识产权的问题。华东师大出版社副社长繆宏才建议，高等教育教材应向中小学教材学习，成立教材审查委员会，把好出版关，某种程度上也会遏制现在高教文科教材出版混乱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