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族人民在共同生活上是团结友爱亲密无间的。二十多年来我住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的校园里,我的少数民族的芳邻好友,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多得数不过来!我从十二岁以后,就住在祖国的首都北京。北京的居民里,满族人民就比较多,我的许多同学和朋友,就都是满族人。老舍先生就是我的文艺界满族朋友中最熟悉最敬佩的一个。
老舍先生出身于一个贫苦的满族家庭。一九○○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大肆劫掠,连这一个贫苦的满族人家,也遭到了“翻箱倒柜”。那时躺在炕上的不到周岁的老舍先生,竟被扣在一只空箱子下面!在洋兵毫无所得、悻悻而去之后,他的父母才从空箱子下面抱出来了这个不满一岁的舒庆春。后来又名舒舍予,就是现代名闻中外的爱国作家老舍!
我和老舍先生认识,是在三十年代的初期。我和他来往较密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他在周总理和郭沫若同志等的领导下,从事文艺界抗敌工作,我也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一员。我因病避居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他就常常上山来访问闲谈,和我们一家大小,都成了最好的朋友。那时期他赠我们的诗笺不少,如今只剩下了一本三幕剧《面子问题》的手稿。当时他认为这篇稿子写的还工整,送我作为纪念。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的许多珍藏的朋友赠书、赠画,大半都丧失了,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前老舍先生夫妇合作的一把诗画扇子。这本三幕剧稿,也只剩下了一部分。这损失,也同老舍先生的不幸逝世一样,永远无法弥补了!
老舍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人民艺术家”,他的著作,如小说、曲艺、戏剧、诗歌、翻译等等,都是大家所知道的,在此我就不列举了。我在另外一篇纪念他的文章里,曾说过:
“我感到他的作品有特殊的魅力,他的传神生动的语言,充分地表现了北京的地方色彩;充分地传达了北京劳动人民的悲愤和辛酸,向往与希望。他的幽默里有伤心的眼泪,黑暗里又看到了阶级友爱的温暖和光明。每一个书中人物都用他或她的最合身份,最地道的北京话,说出了旧社会给他们打上的烙印或创伤。这一点,在我们一代的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
以上讲的,是老舍先生在解放前写的对旧社会揭露、批评、抨击、谴责的作品。解放以后,老舍先生以无限的热情,投入到歌颂新中国、新中国的主人,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创作活动之中。他的写作精力是惊人的。他又最会利用他的时间,他在朋友谈话、社会活动和栽花、养猫之间,不断地完成着他的杰作。他的为人,更是和他的作品一样,爽朗、幽默、质朴、热情。可是就是这么一位难得的满族著名作家,竟在林彪和“四人帮”的摧残压迫之下,不幸与世长辞了!一九七一年以后,我在会见美国和日本朋友以及回国探亲的华侨和华裔的时候,他们总是十分关怀地问到老舍先生。老舍先生曾到过英、美、日本、南洋等地,在这些中外朋友中间不是陌生的!《骆驼祥子》这本小说在美国风行一时。儿童剧《宝船》曾在日本舞台上演出。对他们的问话,那时节,我除了含着眼泪说:“老舍先生已于一九六六年八月逝世了”之外,能说些什么呢?
老舍先生逝世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他的朋友们,要学他的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和以周总理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教诲,鞭策自己,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了祖国到本世纪之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艰巨宏伟的事业,而努力写作下去!一九七八年十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画报》1978年第10期,后收入《晚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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