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文教学要求真实自由
长久以来,中国学生在作文中编造谎言的现象非常普遍,如1998年高考作 文题为“坚韧——我追求的品格”,结果全国大量考生在作文中都编造父母死亡,以反衬自己“追求坚强”。韩军老师认为,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教 师为了让学生拿到高分,在课堂上不敢说真心话,一味地要求学生歌光明、写安宁、饰太平、颂公德,一味地讲究技巧技法,克隆模仿;另一方面,浮躁的商业社会 假冒伪劣猖獗,贪污腐败盛行,给学生的思想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学生若在作文中吐露真情,则会被指责为“不健康”“无意义”“消极”“偏激”。学生写起“庄 严”“神圣”乃至慷慨激昂的匡时济世之文,如行云流水,或编好人好事,或假造高亢之辞,没有几个是“怀抱真言”的,甚至还可能会出现千文一面的情形:写看 升旗,绝大部分学生都会说,此刻他感到了祖国的强大,想到了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写松树,绝大多数学生肯定会写自己爱松树,更爱像松树一样的人;写一位教 师,绝对不能写他的懒惰、不敬业;写个人的理想,绝对不能写自己对富足的物质生活的向往与期盼。说公话、大话、套话、假话,得奖励;说私话、真话、实话、 发自肺腑的话,受惩罚。“奖伪罚诚”的机制已然形成。经过老师十几年的“耳提面命”“循循善诱”,我们的学生泯灭了自我,泯灭了个性精神,变得越来越“伪圣”、虚假起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军老师大声地呼唤语文要回归真实、自由、个性的“人文”之本,写作既不能拔高,做“虚伪之神”,也不能降低,做 “非人之鬼”,说话、作文最起码的要求是“真实自由”。
二、作文命题要符合学生的实际
韩军老师认为,很多作文命题都隐含着强大的制约性,让中学生去写并不合适。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某年全国卷高考作文题),隐含着“忧在天下 先,乐在天下后”的思想,所有的考生都必须顺着这个正面题意阐发;再如“我的财富”(某年上海卷高考作文题),暗示必须写“我的精神财富”,不能写“我的 物质财富”。这对有的考生来说,可能就意味着强拉硬扯、牵强附会,甚至说空话、假话,因为他们并无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体验。近年的高考作文题越来越像政治题、伦理道德题,命题人习惯带着一种“宏大思维”来命题。如2002年高考作文题中,全国卷话题“心灵的选择”实际扣合了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北京卷作文话题“规则”,实际扣合着“中国加入WTO”、韩日世界杯。这样的高考题没有把学生的文字、词采、情思、理趣作为考查的核心和重点,使作文失去了“语文性”,失去了文化气息,失去了真实。亲情、文化、趣味、哲思等“小而微”的话题成为了高考作文的盲点。韩军老师认为,高考作文命题的趋势 应该是由矫情的抒情、煽情,导向理性的思考、沉思;由泛政治、泛道德,导向对具体问题的哲理阐释;由“命题”导向“话题”,再由“话题”导向“微型课 题”;由“一窝蜂”的猜题押题,导向朴拙扎实地培养训练学生的语文思想功力。
三、写作内容、形式要丰富多样
1.既要写实,也要写虚。韩军老师认为,我们的语文教育既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写实能力,又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写虚能力。所谓写实,是指说明、描写、叙述,是 根据实有的东西来形成语言文字,是“从有到有”;所谓写虚,是指抒情、议论、想象,是根据虚无的东西生成语言文字,是“从无到有”。写实是指向实际应用 的,写虚是指向精神创造的。写实体现的是模仿、记录、复述能力,写虚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创造、想象和抒发独特见解的能力。我们的语文教育一直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心态,把写虚与怪诞、呓语、胡言乱语、胡编乱造画上等号,而把写实看作是实事求是、规规矩矩、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因此,孩子的写虚能力从小就被扼杀了, 在写实写不好、无话可说的情况下,就只能真的瞎编一通了,结果写实、写虚的能力都没有发展好。
2.既要写散文,也要写诗歌。当代中国社会大的 政治文化心态就是“实用”,大到国家的政治军事斗争、经济建设,小到个人的人际交往,都讲究实用的原则。散文是广泛的实用文体,而诗歌在现代生活中几乎没 什么用处,因此语文考试中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作文不能写成诗歌。韩军老师认为,诗歌是中华文化精华中的精华,是中华文化宝库中最灿烂的部分,不能丢 弃。诗歌诉诸人的“内在精神”,散文诉诸人的“外在交际”,我们不能只顾实用性的交际,而荒芜了孩子的精神。从儿童的心理特点来看,诗歌也最接近他们的性 情,最贴近他们天真烂漫的心灵。孩子天生就是诗人,三五岁的孩子就能说出“太阳在水盆里游泳”这样的话,可在今天的语文课上,他们却被老师们按着头去学 “实用性”“交际性”的散文,渐渐地,孩子的天性便被泯灭了。
1.通过文言学写白话。2004年,韩军老师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没有文 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一文,掀起又一场“文白之争”。《新京报》转载称:“一时间硝烟四起,引发了众人的争议。这场争议,使我们得以在鲁迅宣告‘已经 过去’将近80年后,又躬逢了文白论战的盛事。”韩军老师认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坛顿失光彩,白话大师寥寥,再也没有涌现出白话大师群体,这自有其政 治原因,但还有其更重要的原因。20世纪下半叶,中国语文教育斩断了文言文化血脉,致使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的文人在少年语言敏感期没有受过系统深 入的文言教育。他们少年时,恰处在中国对文言否定愈演愈烈,课本弃文言愈来愈多时,他们所接受的语文教育,是在切断文言背景下,以白话为本位的,他们接触 的文言文数量代代递减。他们在语言敏感期基本是通过白话来学用白话,而非通过文言来学用白话。所以,成人后,他们整体的白话文字面貌难与20世纪上半叶的 白话大师比肩。
韩军老师认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积累了浩繁的极富表现力的文言典故、语汇,滋养、丰富了现代白话。人在少年语言敏感期,诵读大 量古诗文,用文言奠基,用白话表达,则文字极易纯粹、典雅、凝练、传神;而以白话奠基,通过白话学用白话,文字极易拖沓、烦琐、欧化。一个人若少年时诵读 一定数量的一流文言,则成年后能写一流白话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若少年时极少接触文言,哪怕只学一流的白话,成年后能写一流白话的可能性也将明显减小。通 过白话学写白话,似近实远,事倍功半;通过文言学写白话,似远实近,事半功倍。根扎于“文”,语发为“白”,这应是语文教育返璞归真、返本归根的基本法 则。
2.通过背诵积累材料。韩军老师认为,学生不需要背诵语文知识,诸如什么是主语,作文如何开头,比喻有哪三种方式,孔乙己的命运说明了什 么,等等,但是一定要大量背诵课文、美文,如诗词和精短散文,这是大有好处的。他认为,历史上有一段时间,语文教育中特别反对背诵,至少是轻视背诵,这是 不对的。他曾经设想,如果一个人能够背诵125首精美的文言诗词,25首精美的白话诗歌,40篇精美的文言散文(每篇三五百字),10篇精美的现代白话文 (每篇200到1000多字),那么他的语文功底就算不错了。可是,现在的语文教学仍然没有把背诵提到应有的高度。如果父母们能够让孩子在自愿的、感兴趣 的基础上背诵一些东西,对孩子将是大有好处的。韩军老师说:“我教语文20多年了,我发现那些语文素质好、水平高的学生,几乎都特别喜欢读课外书。这些孩 子往往有很多积累:语词的积累、素材的积累、情感的积累等等。这样的孩子在写作上往往有突出的构思、神奇的用词,在阅读理解方面有杰出的见地,在说话方面 有超出他人的见识等。总之,他们由于见多识广而语文根底厚实。”
五、作文评价要多鼓励,少“规矩”
写作原本是一种倾吐的快乐,表达的延伸,韩军老师在全国不同地方做过多次实验,他发现:任一普通初中生,6分钟左右可写300字左右,13分钟可写 580字左右。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孩子把写作当成是一种难言的痛苦呢?韩军老师认为,原因主要在于写作中暗含太多严苛的“清规戒律”,如孩子一 提笔,就被告知要“言之有物,内容充实”;刚落笔,就被教诲要“开个凤头,抓住读者”;想编个故事,就被警示要“表达思想意义,阐发积极主题”,要写“成 篇的完整的文章”,要守“规矩”——字法、句法、章法,起承转合,起伏跌宕……正是这些所谓的“规矩”,使学生视写作为畏途,正是语文教师对学生作文的吹 毛求疵,浇灭了学生写作的热情。因此,韩军老师认为,教师在评价学生作文时应该多鼓励、表扬,少“规矩”(不是不要“规矩”),不能用现代语文的条条框框 与清规戒律来压抑学生写作表达的潜能。教师在评价学生作文时(包括高考阅卷),不可过于执拗、偏执、狭窄地理解和执行“作文要思想积极、健康”这个标准。 学生处于成长时期,他们真诚地向老师袒露他们真实的内心、真实的困惑,是对老师的信任,我们不能贸然地用“不积极,不健康”这个标准给一个心灵真诚的学生的作文“判死刑”或者判低分。那样只能逼着学生说“积极的话”“健康的话”,造假话,编瞎话,说套话。因此,评价学生的作文,应以真实、朴实为上,以积极 引导为上,以教育为上,而不是钳制学生的思维、精神和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