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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孔子中庸之道思想解释 [打印本页]

作者: 最新资料 时间: 2020-11-16 10:58
标题: 孔子中庸之道思想解释
中庸是孔子思想范畴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自始至终贯穿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抽去了中庸精神，孔子的仁、礼等思想、学说，都将陷入僵死和片面。尽管它如此重要，孔子还是感到“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因而很少提及中庸。本文试对孔子的中庸思想进行初步探讨。

一

孔子的中庸思想来源于他的天道宇宙观，是将其宇宙观应用于人类社会中所衍生出的“不偏不倚”、“时中”、“合宜”的方法和准则。换句话说，中庸思想是孔子天道观在人道中的应用。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尧曰”的一段话明确地将“天”与“中”联系起来，也可以说是将天道观与中庸观联系起来。尧所法则、所遵循的就是“天道尚中”的特质。

一方面，孔子看到了天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并注意到它有其内在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时中”。孔子认为自然界中万事万物包括日月运行、四时更迭、百物化生等都是“时中”的，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正是神化了“天道尚中”的自然规律，深谙“应乎天而时行”的道理，孔子才特别强调“畏天命，”把天命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另一方面，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巨匠深刻地认识到“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 ，敏锐地提出要把天道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将“天道尚中”作为为社会定典的标准和范式。由此可知，孔子之所以推崇尧舜，就在于尧舜能比较成功地将天道应用于人道中，“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达到天人合一。尤为可贵的是，孔子在把天道应用于人道的过程中，自觉地扬弃了天道中的神秘和超验的一面，把“执两用中”，“多闻多见”作为达到“时中”、“中正”的手段。孔子非常认同子产的“天道远，人道迩” 思想，表现为重人道、轻天道，天道的实质是指导人道的。“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都表现出孔子人本主义思想倾向，奠定了儒家入世的基调。面对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残酷社会现实，孔子虽不相信鬼神，但为了重建礼乐制度，不得不很现实的采取权宜之计，极力提倡祭祀。孔子的重祭祀绝不是出于迷信心理，其目的在于神道设教，以化民人，意在通过祭祀，使人们从内心认同孝、敬，做到“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

孔子中庸思想的实质就是以“天道尚中”为圭臬，规范人类社会活动，试图在礼坏乐崩的春秋乱世中重建理想中的周初文明，恢复长幼有序、上下有差的社会秩序。

中庸的“中”，在甲骨文中是一根中间有一个小圆圈（或方块）的旗杆，在这个圆圈（或方块）的上下还分别飘着两条带子。“中”这个字就表示旗帜中间的意思。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释为：“中，内也。从口、| ，下上通也。”“庸，用也。从用庚。庚，更事也。”我理解，“更事”指的就是变易。《说文解字》还进一步释“用”为“可施行也。

从卜中。”我们知道，“卜”是古人占求天命的迷信方式，而“中”又指的是天命、天道的规律法则。因而，“用”指的就是古人以占卜来窥测天意，以见吉凶。其目的在于“施行”应用，即以天道指导人的行动。单从“中”、“庸”（用）文字的生成及含义看，我们就可较清楚的理解中庸的深刻内涵，把天道与人道有机地关联起来。孔子对上古生民朴素的“尚中”思想进行了延展，将“中”与“庸”（即“用”）连在一起使用，使“尚中”的认识论进一步上升为指导人们实践的方法论。孔子通过对“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的阐释说明了射中鹄的，即达到中正，把握了本质；至于是否射穿，那不过是形式上力道的大小问题，关键是射中“中”这个鹄的。质言之，中庸思想主张在实际应用中时常变通，因时、因地、因人制宜，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万变不离其中，无论客观条件如何转换，都要以“中”、“正”和“宜”为准，在重“时变”的同时，更要遵循、认同于一个最高标准——“中”。

毋庸置疑，孔子的中庸思想就是孔子为“救世”而苦心孤诣觅得的方法和准则。他所生活的春秋末世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 ，“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孽杀其宗，” 一切礼乐制度、等级秩序都被颠倒了。陪臣执国命的现象屡见不鲜为“道中庸”的先决条件，认为只有认知正确，才能在实践中“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做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的“中正”极至。孔子对知与行的辨证认识体现了中庸认识论的基本精髓，即知是行的前提，行是知的结果，只有在认识上多闻多见，不偏执一端，才能在行动上做到执两用中。正是基于知的先决作用，孔子把知列入“三达德”之中。

在“三达德”中，知与仁的关系也深刻揭示了中庸的变通精神。知与仁是辨证统一，互相依存，互为表里，互为补充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孔子认为大知的人乐水，好动，讲变通，不僵化，不偏执，时刻以中庸为尺度校正、变通，达到和乐的境界；仁者乐山，主静，仁是被作为最高价值水准来看待的，是“中”，是“正”。简言之，仁的根本精神是不变的，变动的是达到仁的方法和路径，即知，也就是“用”（庸）。仁是知所要达到的鹄的，知是达到仁的手段，只有知者才能摆脱形式的羁绊，在中庸变通原则指导下以人弘道，依于仁，故“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择不处仁，焉得知？”

仁是衡量人是否掌握知的标准，知是人是否能够达到仁的条件，中庸是贯通仁与知之间的红线，而人则成为实践中庸和仁、知的主体。《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再一次表明了孔子的人本思想。他充分肯定人的核心价值，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设身处地，以诚相待，相互理解，彼此宽容。依据“举直错诸枉”的中庸原则，孔子把“爱人”、“知人”作为价值标尺，试图以此来匡正人们的价值取向，改变人性沦丧、道德缺失的状况，使在现实铁砧的锤锻下业已扭曲的人性回归到“爱人好与”的理想状态。但孔子并非一味强调“仁者爱人”的单向度属性，仁经过孔子中庸的变通，既有爱的一面，也有恨的一面，“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恰当地因情况、对象不同而采取相应的好恶、爱憎，才能达到扬善隐恶，使人们“见贤思齐焉，见不贤内自省也” ，从内心世界的深处检讨自己的言行，自觉皈依到仁。

其次，孔子中庸思想的变通精神还突出表现在对礼的制衡上。“礼之用，和为贵” （有子语，代表孔子思想）说的就是在“礼”的应用中应达到“中”、“和”境界。从形式上讲，礼乐表现为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王、公、卿、大夫、士、庶人各个不同等级所施用的礼仪都有严格的规定；但从实质上讲，礼乐制度的精髓就在于表现一种内在的情感，即忠、恕、孝、仁、友等，这是礼的实际意义所在。只有人们从深层意识上自觉遵循礼，才能恢复礼乐制度和等级秩序。在如何协调礼与仪，即形式与实质的关系问题上，孔子主张既不失去必要的形式，更要抓住礼的本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礼的功用就在于它维护等级宗法制，因此孔子非常注重“礼之本。”“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孔子把礼作为维系宗法制的重要手段，强调只有从内到外都升华到礼的高度，才能根本上屏除僭礼越制、无父无君的社会无序，重建宗法社会秩序。质言之，孔子强调忠、诚、孝、仁、敬，温、良、恭、俭、让，也是为了使人们从内到外“克己复礼”，从而自觉地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的感召下，实现“天下归仁”的理想状态。

对社会历史的演进，孔子也能按照中庸的变通精神，用发展眼光看待。他把夏、商、周三代看成一个文明递嬗的进程，看成下一代对上一代的损益、扬弃。商对夏的“质”进行了损益，周又对商的“文”进行了损益，这样周就克服了两个极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在“文”与“质”之间实现了执两用中，达到“文质彬彬” 。

三代的损益形成了一个逐级上升趋势，避免了“同则不继”，实现了“和实生物”，真正体现了孔子“和而不同”的中庸精义。孔子反对过分拘泥于成规，反对泥古不化，认为抱残守缺就好象“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他主张批判地继承，变通中发展，并把这种社会历史发展观广泛应用于对人的体察和对物的认知。“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孔子的认识论进一步升华到实践论的高度，把实践理性作为认识事物的准则。宰予昼寝。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他主张从客观现实中寻找答案，以中庸原则来变通、校正，“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在为政治国时，孔子反对走极端，主张“攻乎异端”。对于专用刑法或专用礼治，孔子皆不以为然，孔子认为为政要避免片面、极端，要执两用中。具体而言即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只要能够达到“使民服”的目的，“德治”和“法治”都可以用。

所谓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说的是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二者的运用都是有条件的，后者不过更理想化罢了，仅此而已。孔子并不否认刑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手段，正如他并不否认仁有“恶人”的一面一样，孔子强调为政要德主刑辅，德刑相参，片面固执于一端都是违反中庸的。

“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则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宽猛相济、德刑兼施是孔子为政的基本构想，只不过面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从人文主义的悲天悯人出发，孔子更重视爱人好与、仁政德治而已。

追求和谐稳定决定了孔子为政思想在于因势利导。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认为只有“君子”才能晓之以理，喻之以义，用中正、和宜来引导，而对于那些“下愚”的“小人”，他们生性见利忘义，近之不逊，远之则怨，只能以利相诱。“君子”与“小人”虽然习性不尽相同，但都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因此要分别对待。在孔子看来，义与利高度统一且不可分割。孔子反对的是因小利而忘大义。“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这里的“义”，其实质指的就是天下之大本达道，是社会稳定的砝码，也即“中”、“正”。达到义的高度，则利莫大焉，又何必言利？实际上，大义之下必有利，利已在不言之中了，利只有和义融合才是君子所追求的。孔子并不认为君子可以抛弃利，但“不义而富且贵者，于我如浮云。”可见在孔子思想中，看似对立的两个极至实乃高度的统一，孔子正是以执两用中的中庸思想将义与利天衣无缝地合成一个整体。

由一分为二到合二为一是孔子中庸思想的必然轨迹。一分为二是认知的方法，合二为一是终极目的，中庸则通常表现为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在孔子的思想中存在许多二律背反的命题，它们常常在形式上是对立的，如礼与仪、宽与猛、德与刑、天与人、言与行、进与退、迟与速、用与舍、行与藏、义与利、文与质、仁与知、和与同、周与比、怨与恕、温与厉等等，但孔子都能以中庸“时中”原则将这些或截然对立、或意义相忤的概念在本质上统一起来，达到一种高度和谐、相对统一的状态，形成了一组组既矛盾又统一的耦，如知行合一、言行合一、天人合一、动静合一、名实合一等等，从而使小到个人修身、齐家，大到治理国家和天下，都能实现超稳定的合二为一。这正是中庸的主导功能和终极目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孔子中庸思想渗透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制约着其思想学说的发展定势。孔子的一切变通都是为了“中”，“中”一旦经过孔子之手，便由自然天道衍化为指导社会政治制度的圭臬，并按照“中”的原则完善了一整套制度模式。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孔子把周代礼乐制度认定为社会稳定发展的中正极至。他认为“文质彬彬”的周礼是经过三代的损益沿革，大体符合中庸精神的完备制度。因此孔子一生都为使人们自觉回归周礼而奔波游说，他把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完全寄托在对周礼的恢复和重建上，宣扬“克己复礼”，慨叹“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矣。” 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的复古情调中，但他的中庸变通精神仍是其思想中活的灵魂。因此，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周礼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极至。“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他也认为周礼尚有待于变通、发展。不过他的这种思想在现实任务和历史使命面前不得不被抛在一边。面对“上下交征利”的社会现实，孔子急功近利地寻找一种能使社会稳定的机制，因此，他必然地把周代礼乐制度作为恢复社会天平稳定的法宝。遗憾的是，正是出于救世的中庸实用观，使得孔子将周礼理想化和绝对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贬抑了中庸的变通精神，使他的辩证法思想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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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先生做客《新杏坛》,为大家讲述了孔孟儒家的“中庸之道”时指出。

　　“过去我们一谈到中庸之道，就认为它是一个相当保守、相当市侩的东西。是非常负面的评价。其实中道的思想、中庸的思想在世界文化史都有一些共同的诉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有黄金分割的这样一个中道的思想；印度的佛教、大乘佛学都有中道的思想。”

　　七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宗在浙江余姚的两祖文化余存中也发现这样类似的状况，可见我们民族的审美，它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一定是非常对称、非常中正、有一条主轴，有对称性的这样一个结构，这可能是最稳定的结构，也是最美的一个结构。

　　这就是所谓的中庸。

　　孔的主张中庸，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治以乎，其显能德也。”也就是最高的境界，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很难能够把它坚持下去。中庸是一个“其治以乎”，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修养的境界，一般人很难达到，但是是不是不可及的呢？也是可及的，下面我们讲到它是很高的标准，但是也不是不可以达到的、高不可攀的东西，这是中庸的一个意思是一个境界，很高的一个境界。中庸的第二意思，它是一个方法。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智慧和方法，处理各种事务的一个方法，或者我们叫方法学。中庸的中就是中正的中，中庸的庸呢，从文字学上来讲，中庸的庸字有三个义项，第一个义项：它是平常的意思，庸者，常也，就是很平凡，很平常。就是我们平常的视野非常平庸，很常见的东西。庸者不易也，庸是一个原则，不要轻易变化的一个原则。第三个义项，庸就是下面的第一部分叫做用，所以中庸也可以颠倒过来说庸中，叫使用中道的方法，叫庸中。所以庸有三个意思，从字意上说，庸者常也，是个常道；庸者不易也，庸者用也，中庸也许就是用者这样的意思。

　　有一次子贡，他曾经问过老师孔子，他说：“师与商也，孰贤？”老师的师其实是情转孙师，是子张，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商人的商其实是子夏，孔子身后培养了大批的弟子，包括子张、子夏，他们都是孔门了不起的弟子。在性情上面，子张与子夏哪一个更好啊？在品行上师也过，商有不及。老师就说，子张有时候会稍微过头一点，子夏有时候觉得不足、不及，还达不到这个标准。一个性情张狂一点、过一点、激烈一点；一个不足，达不到。那么子贡就问，“难得施欲矣？”那是不是子张过了一点更好呢？孔子的回答是：过尤不及。过和不及都不好，都没有达到中正的标准。这是讲的性格上子张和子夏谁最好。

　　中庸之道，它就是比方说用四个这样的方式来告诫各位，我们生命、生活的表达、生活的智慧可能其中有一种和宇宙的存在方式、宇宙非常美的方式、中正平和、对称相平的一种思考的方式。中庸之道是不是不要原则呢？是不是说滑头主义呢？是不是说老好人？是不是迎合所有的人？有的人说孔子是主张乡愿的，完全是胡说八道。儒家在原则性上非常的好，像老子，有道的人请他去做官、治理国政他不去，所以他有原则立场。孟子讲，不是哪个政治家把儒生抓来就怎么样的，他可以不昭。所以中庸之道不是相怨，不是“滑头主义”。《礼记·中庸》中记载孔子的话，“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诸位，还有一个时中的意思，这个时是“时间”的“时”，“中间”的“中”，意思是随时的符合标准，要与时迁移、与时学习的。孔子也是主张礼、乐这些方式、这些原则、这些标准都是可以调节，和时代的要求相中和的。

　　中庸就是礼乐内涵的精神，这个精神我们刚才讲了，孔子讲了韶乐，孔子评价它说是尽善尽美。美和善达到融通的地步叫尽善尽美，这就是一个境界，一个美学原理。最近上海博物馆他们从香港文物市场买到了一些从湖北走失出去的竹简。这个竹简是用楚文字记载的，在潮湿的泥土里面保留下来，西北保留竹简是因为它都是干的，那边气候干燥所以容易保留竹简，在甘肃兰州出土了很多竹简，南方的气候比较湿容易腐烂。这保留了很多的孔子的资料。有一篇叫《孔子私论》，孔子讨论《诗经》的几十种诗，其中评价到《关雎》，讨论了葛琴怎么样感念老师。孔子还有一个思想叫“扣其两端而截焉”。这个是讲什么呢，如果有人问他一个问题，孔子不一定马上回答他。但是孔子的方法从这个提问的问题的两边慢慢的去启发问题，然后慢慢的去回答对方的问题，“扣其两端而截焉”，一点一点问，两端来问。我们处事，正和负、快和慢，很多很多两个方面，怎么把它相互的去扣问、相互去思考，达到一种平衡。

　　孔子还有“只取两端而用其中与民”。两端之中保留一个动态统一的平衡的机制具体去分析，灵活去处理，辩证的去综合，这才是孔子的中庸之道。

　　我们下乡的时候，最盼望着到人家家里去做房子的时候帮忙，特别是上梁，现在我们乡下还有这样的风俗，非常重要。那个时候上梁我们可以去吃大碗的肥肉，还有酒，那是非常幸福的事情，那为什么上梁这么重要呢？我们乡下做房子到今天也是这样的，要举行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

　　郭先生解释说，“梁”就是房屋的最正、最中、最重、最大、最主要的物件，它也是一个物件，老百姓家都非常看重这一点。郭先生介绍说，中庸的看法起源于上古的时代。

　　我们看《尚书》的周书里面，周武王向殷代的遗臣箕子请教国事，箕子提出九条大法，洪范九筹就是九重大法。其中就有所谓的中道的思想。这样皇极，它是讲正直为主要，有刚有柔，相互调剂的中正的思想，将“无偏无颇，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讲这样一个中平的、中正的中庸之道，正直的政治哲学。所谓的极，中间的极，皇极，它就是一个大房子中间的一个大梁，房屋中间的最高、最中、最重、最正的东西，它引申为一个中正平治的一个标准。我们孔老夫子对中庸的思想大大的加以推进。

　　孔子还有一句话，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家都知道。谈到形势和内容的关系，叫“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和质这个内容，文和质要相当，形势和内容相当才比较好。孔子在评价一首诗的时候，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快乐不至于太淫荡，哀伤的时候也不是过分的痛楚，保持一个中道，孔子的点评语言很精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我们再看中庸这个方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情感表达是这样。

孔子的弟子说孔子的性格是“温而厉”，他有威仪的一面，他又非常慈祥，所以讲他温而厉，“威而不猛”，他有威严，但是不至于过分，然后“恭而安”，恭敬又很安详，严肃、谨慎而又很泰然。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孔子还提倡“泰而不骄”，“欲而不贪”。舒泰而不骄纵，有欲望但不贪财。这都是孔子关于性情、处事的美德与文学表达等等方面的中庸之道。

过和不及，孔子认为都不能取。譬如说，为人之道既不可好高骛远，也不应自暴自弃；既要追求理想，又须面对现实，孔子主张的中庸之道，就是哲学上的“度”。这个分寸究竟如何把握呢？

中庸之道是不是不要原则呢？是不是滑头主义呢？是不是老好人？是不是迎合所有的人？有人说孔子是主张乡愿的，这完全是无知妄说。儒家很讲原则性，无道的人请他去做官、治理国政，他是不去的，所以他有原则立场。孟子讲不召之臣，不是哪个政治家要用他，他就去服务的。所以中庸之道不是乡愿，不是“滑头主义”。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

“中”指“中道”，无过无不及。与“和”略有不同。“和”是强调容纳相异的人才、意见、声音，保持一种生态关系；“中”则指处事所掌握的“节”与“度”。“中庸”只是平常的道理，于平常中见“道”。“尚中”、“执中”的管理方略，对“过”与“不及”之两端持守动态统一，使各种力量与利益参和调济、相互补充，在大小、刚柔、强弱、周疏、疾徐、高下、迟速、动静之际保持弹性，具有一种节奏感，实在是一门高超的管理美学。这很有一点像钢琴家弹奏乐曲一样，像大指挥家指挥一场交响乐一样。

这就是说，“中”并不总是固定的，它不是僵死的原则。“中”不是处于与对立两端等距离的中点上，也不总是在某一点上，而是随具体情况、具体条件的变动而变动的。中国辩证法不承认对立、矛盾双方之间有一条僵硬不变、截然不可逾越的界限。如果说有一条界限，那么，界限是相对的，动态的。

《礼记·中庸》中记载孔子的话，“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诸位朋友：还有一个“时中”的意思，这个时是“时间”的“时”，这个中是“中间”的“中”。“时中”指随时节制，合于中道。儒家讲“趣时更新”，即根据时势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常规，采取适宜的措施。这是要与时迁移、与时偕行的。孔子主张礼、乐这些方式、这些规范、原则、标准都是可以调节的，与时代的要求相符合的。孔子讲“立于礼”，不是机械、僵死地符合标准，不是教条，他提出一个“权”的观念，“权”就是一个秤砣。说到秤砣，我用过老杆秤，这个老秤是十六两制的，现在用的都是新秤，十两制的。秤砣就是权，秤量物重，用秤砣去平衡。各位朋友都会用杆称，滑动秤砣，保持平衡，这就是中庸。通权达变是儒家中庸的思想，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动态的平衡、统一。

孔门有一个大弟子叫有子各位朋友读《论语》，有几位弟子称“子”呢，只有一个有子、一个曾子只有这两人被人称为子（子就是先生）。大概传到今天的《论语》本子，是有子、曾子的弟子参与整理的，所以尊称他们的老师为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这是指，以一定的规矩制度来节制人们的行为，调和各种冲突，协调人际关系，使人事处理恰到好处。这是礼乐制度的正面价值。礼使社会秩序化，乐使社会和谐化。礼乐教化的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相接相处的精神，或“以人文化成天下”的精神，“天下一家”的精神。“礼之用，和为贵”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融合并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基础。

孔子还有一个提法，叫“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这是讲什么呢，如果有人问他一个问题，孔子不一定马上回答他。但是孔子的方法从这个提问的问题的两边慢慢的去启发他，然后慢慢地去回答对方的问题。“叩其两端而竭焉”，一点一点问，从两端来问。我们处事，正和负、快和慢、多和少、高和下，阴与阳，很多很多两个方面，两种力量，我们怎么相互地去叩问、相互去思考，达到一种平衡呢？孔子又提倡“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动态统一平衡的契机，具体分析，灵活处理，辩证综合。

这就是所谓“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执”就是把握。“两”就是统一体中对立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两种动能或势能。这种方法论主张把握事物中相互对立的方面或力量，运用无过无不及的中道原则行事。孟子强调“执中”，即坚持中和、中庸的原则。孟子认为，“执中”还必须与“权变”相结合：“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知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 尽心上》)。这里，“中”指原则性，“权”指灵活性。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认为主张中道如果没有灵活性，不懂得变通的办法，便是偏执一端。为什么大家厌恶偏执一端呢?因为它损害了天地间整体和谐和人事间仁义礼乐综合的大道，只看到一个片面，而废弃了其余多个方面。

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过头和不及，但不是“和稀泥”，不等于不讲原则的折衷主义。孔子之后，他的孙子子思继承了中庸之道的精华并集其大成，写了《中庸》，这在后世成为四书之一。

孔子的孙子他作的《中庸》，在《礼记》里面保留下来，相传《礼记》中的《表记》、《坊记》、《缁衣》等几篇文章都是子思写的。1993年10月在湖北的荆门郭店发现了一些竹简，里面有一篇文章叫《鲁穆公问子思》，恰好和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子思对上了。鲁穆公时代正好是子思的时代，子思确实是从学于曾子，曾子小孔子46岁，孔子的孙子向曾子求学，子思的确是辅佐过鲁穆公。鲁穆公问子思：“何如而可谓忠臣？”《鲁穆公问子思》孔伋先生，什么叫忠诚啊？子思子对鲁穆公的回答是：“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也。”子思子这个人强调中庸之道，可是他不是不讲原则，什么叫忠诚？有操守、有原则，能够批评君上的人，这样的人恰好是忠诚。所以子思子这个人是有风骨的，我们想想，子思子写的《中庸》这本书，仍然保留了他的风骨，所以《中庸》绝对不是“滑头主义”那样的东西。

在《中庸》传承的过程中，大概在战国晚期就形成了这个文本，它的主要思想来源于子思子。在唐代的时候，李翱大力地推崇，然后宋代的时候程氏兄弟大力地推崇，认为《中庸》是孔门的传授心法。后来朱子为《中庸》作章句，并不断地修改，在元代的时候，蒙古人进来以后，元仁宗钦定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从此风行天下，影响到了整个东亚。

大家知道，《中庸》开宗明义的三句话叫“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它讲的是性、道、教三者的关系。性就是人性，《中庸》讲它是天所赋予的，有时候人性被遮蔽了，我们反而不知道人的最根本的特性，人的内在本质是什么了。儒家、孔子、子思就告诉我们什么是人的根本特性。过去有一首诗，《诗经·大雅·蒸民》。孟子记载说，孔子称赞这首诗是“知‘道’之诗”。“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首《蒸民篇》，懂得人性美德，是一首好诗。这是什么意思呢？天生养了我们小民，每一物、每一件事都有它内在的法则，那么作为人的法则是什么呢？那就是趋向美好的道德，总是善的。人与禽兽的差别是什么呢？后来子思子学派的后辈学者孟子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保留的是什么呢？保留的恰好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人和禽兽的差别，其实就这么一点点。一般人去掉了这个差别，君子保留了这个差别。儒家，孔子、孟子，特别是孟子发明性善论，发挥了《诗经·蒸民篇》，作为人的本质、特性的东西是善良的，是道德的。

各位朋友会提问，那些不善的呢？现实社会中人的很多的不善，为非作歹，怎么解释呢？《中庸》是从人的禀赋上，从人的本性上做的一个规定。至于事实经验上的人怎么样，那不能驳倒人在本质上应当如何。人在本性上是善的，但人在社会生活中可能泯灭了本性良心，变得不善，甚至为恶。恰恰是面对人的一些丑恶现象，面对杀人盈城盈野的这些事实，儒家孟子才着力启发人的内在美德，良知良能，特别提扬善性，把它作为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扩充开来。我们要把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扩充、发展出来。这叫做天命之谓性。天所赋予我们人的一个本性是善良的，我们要把它开发出来。万物以天道为基础，人也是以天道为自己的本性的。率性之谓道，率性就是顺着性而行，这就是道，道就是一个过程，这是指人道的过程，顺着这个而行就是道。我们面对父母，自然的就表现出孝心，我们顺性而行。修道之谓教，我们修养、学习人道就是受教育。古代的教育主要是人文的教育，就是要使大家知道这样一个人道。我们怎么样明道、怎么样知道呢，这需要接受教育。通过教化的作用，一般人才能使本有的善性发挥、实现出来。所以《中庸》开篇讲的三句话，是讲的性、道、教的关系。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言简意赅地揭示了中庸之道这一主题思想的核心是自我教育。把自我教育贯穿于人一生之中，就需要有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精神，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目标和意义是什么呢？

然后《中庸》讲情感的抒发，每一个人都有喜怒哀乐爱恶欲，有七情。各位朋友还有道德的情感，有恻隐之心。恻隐是同情、怜悯之心，是人最宝贵的东西。还有羞恶之心，也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懂得羞耻，好善恶恶。喜怒哀乐之未发，喜怒哀乐这些感情没有抒发的时候，属于平静的状况，叫做中。抒发出来了，符合于我们当时所处的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伦理、社会规范的要求，“发而皆中节”，这叫做和。“中节”的“中”读“众”。“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情感未发之前，心寂然不动，没有过与不及的弊病，这种状态叫做“中”。如果情感抒发合于中道，恰到好处，没有偏颇，自然而然，这就叫做“和”。“中”是天下事物的大本，“和”则在天下可以通行的，叫做“达道”。君子省察工夫达到尽善尽美的“中和”的境界，那么，天地安于其所，运行不息，万物各遂其性，生生不已。

各位朋友参观故宫，有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中和就来自《中庸》，它所追求的是中正平和的境界。儒家讲五伦，五伦也是五达道，君臣、父子、朋友、夫妇、兄弟等等的关系。人们通过这五种人伦关系去学习人道。现在没有君臣关系了，但还有上下级关系。《中庸》托孔子之言，指出五伦为五达道，即人人都走的道路；而把智慧、仁爱、勇敢称做三达德，即实践五条道路的三种方法。“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这里的“一”是指的“诚”，即落在诚实、至诚上。又引用孔子的话说：“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爱好学习接近了“智”德，努力实践接近了“仁”德，懂得羞耻接近了“勇”德。“好学近乎知（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里，根本是修养自身，修养好自身，可以更好地管理别人，更好地治国平天下。这与《大学》的主张是一致的。日本的本田公司以“智、仁、勇”作为公司的精神、理念。

《中庸》的境界让我们成就自己，叫成己，还要成就他人、成就万物，叫成物。把主观和客观都结合起来，叫“合外内之道”。我们要实现自己，我们也要实现别人。我们要成就自己，我们也要成就他人。我们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来成就自己。我们爱自己，我们也爱别人。我们在爱别人的过程中学会爱自己，在爱自己的过中程学会别人，我们成就别人、成就天下的事物。这就要从我们个体的生命，从物质欲望中超脱出来，使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我们人就会提升自己的境界。

《中庸》讲的是平凡与伟大的统一。就是说，人有远大的目标，而又脚踏实地，不脱离凡俗的生活世界，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追求真善美的合一的境界，实现崇高理想。我们不必出家当和尚，不必离开家庭生活，要尽孝，要养孩子，要承担家庭的责任与义务；我们也不必离开平凡的岗位，不离开日常琐碎的事务，要尽社会的责任，在一定的职位上尽自己之责任与义务。人总是在家庭、社会中生活，然而就是在凡俗的生活中，可以追求高明的境界。冯友兰先生生前在北大燕南园住，他的院落有三棵松树，他的家就叫“三松堂”。冯先生自题堂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前一句说，我们解释古代经典，发展古代优良传统，是为了帮助现代化的生活，帮助中华民族实现新的历史使命。下一句就是用的《中庸》的原话，讲高明的境界不离开凡俗的生活，崇高理想就在凡俗的生活中实现。

这使我想起了贵省有一位全国知名的模范干部，是孔子的第74代孙。他是谁？是孔繁森。他就是具有成己、成物、成人这样一个精神的人。他在阿里与藏族同胞生活在一起，他是在关爱他人、成就别人的过程中来成就自己的。他的仁德、他的智慧、他的勇敢，三达德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这也是平凡与伟大的统一。《中庸》讲“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意思就是说我们既要保护天赋予我们的善良的本性，我们也要重视后天的学习、修养，我们既有远大的目标、高远的境界，又要脚踏实地。我们是人之子女、我们是人之父母，我们要尽家庭的责任；我们是社会的一员，要尽社会的责任；在凡俗的生活中追求真善美合一的目标。

在凡俗的生活中有崇高的理想，像孔繁森这样的人物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孔繁森具备至仁、至善、至诚的品德，只有使人拥有这样的品德，才能达到中庸之道，那么中庸的品德在现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我们又有什么具体的帮助呢？

儒家思想讲“和”，我们今天讲和谐社会来自于儒家。儒家不仅讲社会的和谐，还讲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平衡，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平衡，即身心间的，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心灵的一种内在的平衡和谐。孔子讲“和而不同”，和不是同，和也不是不同。和是多样的统一，和就像做羹汤一样，油盐酱醋各种各样的味道融合在一起。在人类社会，乃至在机关、学校、公司、企业、媒体，一个个单位、团体中，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发表的权力，都要听取，都要重视；各种不同性格的人才，都要延揽、重用。

中国哲学关于天、地、人、物、我之间的“和谐”思想、“宽容”思想，不仅为人类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和人文环境的生态平衡提供了睿智，而且是现代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重要思想资源。现代管理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内在自我的协调关系，强调一种宇宙一体、普遍和谐的整体观念。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王阳明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儒家观念中的宇宙家族思想及推己及人、仁民爱物的意识，在未来世界具有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对于企业之间及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处理，乃至企业效益的显发有着重大的意义。

“中”是天下最重大的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道路。将“中和”的原理发挥到极处，天地就清宁了，万物的生长就茂盛了。这里的“和”或“中和”，是人生实践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它具有通过实践追求以使现实与理想统一的意味。

中国哲学家强调整体的和谐和物我的相通。他们不仅把自然看做是一和谐的体系，不仅争取社会的和谐稳定，民族、文化间的共存互尊，人际关系的和谐化与秩序化，而且追求天、地、人、物、我之关系的和谐化。儒释道诸家都表达了自然与人文和合，人与天地万物和合的追求。

中国哲学讲偏反，讲对立，但只是把偏反、对立当作辩证运动长链中的过渡环节。相比较而言，更喜欢“中和”、“中庸”及“两端归于一致”。“中和”和“中庸”不是否定矛盾、偏反、对立，而是在承认矛盾、偏反、对立的基础上不走极端，求得一种动态的平衡，保持弹性，追求一种整体的和谐，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中国人讲的是和谐辩证法。

《中庸》这本书里面说到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万事万物共同的繁荣发展，彼此不相妨害。个人所追求的道并行不悖，当然有最后的大道来统一，这叫小道川流，大德敦化。小的东西就像江河一样最后流到大海。《周易? 系辞传》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是宽容的、平和的、兼收并蓄、博大恢弘的一个品格，这正是我们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多民族统一的文化，华夏文明、华夏族群一个根本的特性。

各位朋友：我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大家客观、平情比较一下，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所谓轴心文明时代，那个时代的文化巨人、文化渊源之处，古印度、古中国、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到后来晚一点的波斯。您看看，现在的希腊、埃及已经不是古代希腊、埃及的自然延续了。从人种到文化都是如此。中华历史上有冲突与斗争，但总体上是融合、和平。我们的人种、民族与文化，在长期的中庸平衡、中和之道的指引下，在多民族的国家整合过程中，吸纳周边各民族的优长，慢慢成长，一直延续到今天。五千年、七千年甚至更远。中华民族的价值世界、语言文化也传承下来。我们是有崇高追求的民族，我们不断吸纳、融合周边的、外域的文化。这就是中庸之道、中和之道的魅力。这个中和之美在哪里？中庸之美在哪里？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之中，就是我们日用而不知的一个经验，我们要珍惜这个经验，我们要做比较文明的研究，我们和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波斯的文化相比较，才有真正的认识。华夏儒家、道家、佛家的智慧，都是世界顶级的智慧。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松下电器公司。松下电器公司（相关训练图片），还有松下电器管理学院训练其管理层与员工，从精神上训练，学习《四书》，训练的时候睡硬板床，早餐前要双手合十，背诵《孝经》。这是培养员工的性情，训练他的性情。这个公司奉行中庸之道，一方面非常讲究效率，有一系列促进青年人发展的管理规则，另一方面又很尊重老人。这个企业把老人的作用发挥得很好。老年人和年轻人相得益彰，各人发挥各人的作用。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在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该公司有一种中庸平衡的管理之道。由于中庸之道的活用，所以该公司兴旺发达，不仅生产高品质的电器，也生产高品质的人。

前面说过，“庸”又是“常”的意思。古人说，用中为常行之道，中和为常行之德。“中庸”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这种方法论亦取之于自然。大自然的阴阳是相辅相成、动态平衡的，不偏向一个极端。中庸的方法吸纳了天地自然对立调和、互动互补之道，并以之调和人类自身与天地、与万物的关系，达到中和的境地，使天地万物与人正常地发展。中庸之道又是人间之道，可以调节伦常关系、社群关系。中庸辩证法强调矛盾对立的中和，使两端都可以同时存在，都可以保持各自的特性，促进两端彼此互动、兼济、反应、转化。世界上的矛盾不一定都发展到一方消灭另一方的地步。在多数情况下，矛盾的统一取中和的状况，既有矛盾、偏反、对立、斗争，同时彼此渗透，共存共荣。中庸辩证法重视对立面的依存和联结，把对立面的统一这个方面把握得很深透。同时，它涵盖了两极或多极对立间的中介关系及其作用。

在思想方法上，孔子尊重客观事实，反对主观偏执。“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这是说，孔子反对四种偏颇：私意揣测、绝对肯定、拘泥错谬、自以为是。我们要学习孔子，在管理工作与公司文化中，在处理人与人、事与事的关系中，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中，在处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宗教之间、文化之间等复杂事务中，在家庭内部与外部，公司的内部外部事务，面对各方面的挑战，反对与防止偏颇。

我建议各位学一点《中庸》，读一点《中庸》，学一点孔子的中庸之道，这会增长我们的智慧与才干。我们如学习并反复实践中庸的方法论，追求中庸的境界，就有了大智慧，大境界，就可以坦然、安宁地对待现实生活中各种矛盾。这当然要靠我们的反复的实践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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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孔子的中庸之道，常常拿他来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在的人老是把一样东西挂在嘴边，却对他包含的深层次的含义又知之甚少。毫不夸张的说我就是这类人！偶然的一件小事让我产生了要深刻的去了解它——中庸之道。

　　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是这样解释中庸之道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句话言简意赅地揭示了中庸之道这一主题思想的核心是自我教育。“天命之谓性”是指人的天性是善良的。“率性之谓道”是说人们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们的善良的天性办事情。“修道之谓教”是说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原则去进行修治。

　　孔子为什么要提倡中庸之道呢？“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说，中庸是一种至高无尚的美德，民众缺少很久了。孔子说这话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把当时的社会秩序、社会制度保持在周礼的规范之内。当时孔子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那个时代王室衰微，诸侯崛起，战事不断，民不聊生，孔子一生都在为恢复合乎周礼的社会秩序而奋斗，他讲中庸也是为此目的。

　　现代社会我们还需要中庸之道吗？孔子的中庸之道影响中国几千年。可以说中庸是孔子哲学的基础和最高的道德准则。中庸的主要思想，在于论述为人处世的普遍原则，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恰到好处，这就是中庸之道。

　　有人就此会言，中庸之道看来也就是不讲原则的折衷主义。其实不然，孔子曾说：“乡原，德之贼也”。这里的乡原是不讲原则，四面玲珑，自私伪善的意思。所以对中庸之道的偏见实在是后人理解有误。同样也是中庸之道的某些观念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偏离有关。

　　所以孔子所提倡的中庸的本质并不是如某些人理解的那样是“无原则”的东西，它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去除偏激，选择正确的道路。它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和宽广胸襟。对中庸之道“无过而无不及”恰到好处的把握，是要我们辨黑白、论是非，它是要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要把握事物的“中”，即事物的核心。

　　日本“企业之神”松下幸之助曾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有此等信念下，松下的发展循序渐进，最终创造了一个企业王国。

　　再看我们当今社会之状况，由于缺乏中庸之道，所以社会的发展不是偏左就是偏右，也由此常常朝令夕改；由于缺乏中庸之道，给了左派和右派极大的空间，这种空间超越了宽容的尺度；由于缺乏中庸之道，我们的社会就缺乏宽容。由此这个社会也总是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到头来倒霉的总是我们这些平头百姓。

　　真正的中庸之道，是以人性为主体，照时下的说法是“以人为本”，以尊重其一个人的个性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大发展和谐与统一为目标，同时追求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所谓的构建和谐社会。

　　日常生活里，有人过于追逐物欲，有人过份刻苦自励；有人对金钱的使用浪费无度，有人则是一毛不拔，这都不是正常的生活之道。就像一只手，始终紧握拳头是畸形，只张不合也是畸形，一定要拳掌舒卷自如，这才正常。所以，凡事要适可而止，要不偏不倚，这就是中庸之道。如何才能在日常生活里实践「中庸之道」，有四点意见：

　　第一、做事不要太苦：人生不能没有工作，因此每个人都不能不做事。做事当然要勤劳，但是也不能太辛苦；太辛苦了，以后做事就畏难、畏苦，就不能长久，不能持之以恒。所以，现在的公司行号大都制定八小时上班制，每天工作时间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有一个时间性；甚至每个星期不但有休假日，现在还实施「周休二日」，这就是要我们不要太辛苦。

　　第二、享欲不要太乐：人不能没有物质生活，适度的物质是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有的人享用过度，过份的放纵五欲之乐，例如，吃要山珍海味，穿要绫罗绸缎、住要高楼大厦，出门要开高级轿车等。过份的追求物欲之乐，甚至浪费无度，则如银行里的存款，用得太多，总有一天会负债，所以福德因缘还是要慢慢的享受，不能透支。

　　第三、待人不要太苛：人与人相处，要懂得待人之道，最重要的，就是待人要厚道，要替人设想。尤其身为主管者，要「待人如己」，甚至要「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如果待人严苛，或者是过份放任，都不是处人之道。

　　第四、用物不要太荣：对于日常用物，有的人好买，平常没事就喜欢逛街购物，并且乐此不疲，有的人则非名牌不用。其实东西能用、够用就好，不要太过豪华、奢侈，物质太多，不一定很好，所谓「人为物役」，物质太丰，有时也是一种负担。

　　中庸并不等于碌碌无为也不等于毫无原则的退让，更不等于人前人后两个样，趋炎附势、狗眼看人低。人一向说起中庸之道很容易，但要做起来却真的很难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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